曹永安 陆凤娥
瞿树滋同志在我俩的心目中，是一位儒雅敦厚的长者。我俩与他夫妇相识、相处已60余年，来往甚密，心心相印。虽天各一方，但一直保持联系。瞿老既是我俩的老首长，也是我俩亲密无间的良师益友。
他历尽艰辛，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在真枪实弹的残酷斗争中，几经生死考验。
他品学高深，勤奋好学。历经磨难，屡历坎坷，对共产主义信仰坚贞不渝，坚信党会对他作出公正的结论。
他勤政为民，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坦诚磊落，秉性耿直，思想作风正派，做人厚道，对上忠诚，对下关怀。
他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生活俭朴，两袖清风。
我俩追忆和他相处的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毕生难忘。
在对敌斗争中，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42年11月，凤娥从四地委民运工作队调往金沙区工作，认识了区长兼区队长瞿树滋同志。当时我们活动的地区距金沙日伪据点仅六七公里，日伪经常下乡偷袭，威胁基层干部和群众。我们就在敌退我进的间隙里，开展“二五减租”和冬学、冬耕、冬防“三冬”运动。每次召开区乡干部大会，由区委书记王余积同志作具体部署，瞿区长作补充发言。开始我对他的印象：艰苦朴素，稳重严肃，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声音浑厚洪亮，言辞敏捷，有条不紊，是一位敦厚老实的工农干部。后经多次接触，他谈吐自然，出语不凡，才知道瞿区长原来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可以说，他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代表。
1943年春～1944年，日寇对四分区进行“高度强化清乡”，实行分割封锁，构筑梅花式的据点群，欲置我方无立足之地。上级被迫实行精兵简政、坚壁清野等措施，将分区的全体女同志有的转移外地，有的投亲靠友打埋伏，凤娥当不例外。
日伪在近2年的扫荡“清乡”中，手段非常残忍，灭绝人性，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也将瞿区长老家金沙东边五里庙的房屋全部烧光，使其母亲与子女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但这并没有动摇瞿区长的革命信念。
瞿区长与区委书记王余积同志带领百余人的区队，领导各乡联防队、武工队、锄奸队、基干民兵坚持不懈地开展小型武装斗争。运用游击战、伏击战、阻击战、麻雀战等形式，开辟了敌后战场，击破了日伪在金沙区范围内构筑的数十里竹篱笆封锁线，进行了锄奸与反维持斗争。他们团结各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正确执行统战政策，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分化瓦解敌人。与广大民兵、群众生死与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瞿区长在反“清乡”斗争中功不可没，因此受到了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的通令表彰。
解放战争初期，瞿老先任副县长，1946年10月，接替孙卜菁同志任县长。那时，永安任余西区区长，凤娥在财粮局工作，后调十总区委工作，因此常得到他的教诲。我俩耳闻目睹，他在残酷的战斗环境中，临难从容，经历千辛万苦，依靠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1947年农历七月六日，当地还乡团丧尽天良，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将瞿县长68岁的老母亲，用麻绳捆绑手脚，掷到大河活活淹死。噩耗传来，凤娥在旁看到县长欲哭无泪，强抑内心的切肤之痛又不能回去奔丧和处理善后事宜，真是忠孝不能两全呐！
屡历坎坷，受得起委屈，经得起审查
1930年，他参加金沙行政局组织的地方自卫队，有事集中，无事在家，不脱产，不领薪水，主要担任防止土匪抢劫家财的任务。6个月后，他自动退队，在家乡筹办五里庙小学，任教10年。在新四军东进之前的1940年5月，两个胞弟与中学同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被当地国民党反动派活活烧死。后小弟瞿树德被追认为烈士。那时，日本鬼子已占领南通，瞿树滋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意识，自发组织金沙堤南三乡抗日自卫队，要为国家和胞弟雪耻报仇。
1940年冬，新四军东进，南通县以梁灵光同志为首，成立了民主政权，瞿树滋拥护共产党、新四军、民主政府，积极主动投入革命队伍。1941年7月，县政府任命他为金沙区区长兼区队长。由于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认真， 1942年4月经组织严格审查，对他曾参加自卫队视为一般问题，由县长梁灵光、秘书马一行两位领导介绍，吸收他为中共党员。从此他对党的信仰更是忠贞不渝，心坚志笃，跟定共产党闹革命。
“三查三整”运动中，他受尽委屈。1947年冬，九地委派了宣传部长徐建楼带领近20人的工作组，以极“左”的指导思想，错误地认为南通县的土改复查不彻底，撤销了余西区委领导班子，将区委正、副书记和区长调离。
一天，在我分管的张沙乡召开全县300多人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前边用几张桌子搭个讲台，县委书记刘中同志主持，工作组组长徐建楼除总结布置土改复查工作外，责成瞿县长上台作检查。他忍辱负重，高姿态亮相，陈述自己的不足：“什么阶级觉悟不高”， “群众观念不强”，“作风不深入”等，愿意接受代表们的批评。
接下来的群众代表发言，有的无中生有，有的道听途说，子虚乌有，有的言语失控，信口开河，甚至说，你母亲虽遭到反动派杀害，但她是富农分子，你还穿白布鞋戴孝，你是地主分子的孝子贤孙。这些话引起全场一阵骚动，下边喊要县长低头弯腰，有的甚至还要他跪下，形同批斗会，同不法地富分子相提并论。当时我们大多数区乡干部很不理解，但敢怒而不敢言，埋怨工作组为什么不正确引导，放任自流，全场秩序混乱。这次会议后，县长职务被免，调华中党校学习，地委派邹强同志来南通接任县长。
1955年内部审干肃反开始，他南通副专员的职务被免，调省审干办接受审查。
1955年底，凤娥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结束。途中经宁下车，得知瞿专员住白下路招待所，接受省审干办审查。次日上午就前去探望，他一见凤娥喜出望外，陪同游览了莫愁湖。边观赏，边聊天，他一一介绍莫愁湖的风光、趣闻轶事。同时也说明他的所谓历史问题，语气沉重。他意味深长地说，人的一生本来就由苦辣酸甜组成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总会拨云见日，雨过天晴的！他用几句格言来抒发情怀，慰藉自己，调整心态。我听后也是感慨万千。
省审干办经过1年多的审查，认定还是一般历史问题，分配他到省工商界政治学校任教务长。1958年，南通县开展改造三类社运动，他又灾祸来临，个别人为了立功，道听途说，揭发1930年自卫队捕杀地下党员张柏淦，瞿树滋知情赞许，以及他过去在家支持富农父母一起参与剥削等。省审干办没有与瞿树滋见面和核实，就对他宣布开除党籍，保留干部待遇，继续工作。这对他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文革”中，他又是首当其冲，被隔离审查，并下放到金坛县省“五七”干校4年。边劳动、边接受审查，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冲击，后回原籍安置。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英明决策，拨乱反正，对被审查错判、错处的老干部复查纠正，平反昭雪。直至1980年，省委的苏委复“23号文件”对瞿树滋的历史问题作了澄清平反，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安排任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直至1982年离休。
“文革”结束30年来，我俩有机会去宁，定要去探望他。一见我俩，他就喜笑颜开，心情舒畅，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非常赞赏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人整人的运动没有了，否则一开展运动，人人自危，坐立不安。今后无忧无虑，大家安居乐业，教育子女，奉公守法，我们老一辈可以保持晚节，欢度晚年了。
他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提起组织对他历史问题多次审查、开除党籍22年的话题，没有一句怪话牢骚，无怨无悔，胸怀开阔。如此豁达大度，令人敬佩。
永安于1971～1973年在省委宣传组支左3年，常抽时间到他家探望，凤娥每年到省高院开会之际，也前往安慰。他对此深表感激，深情地说：“患难见真情，烈火见真金呐！”
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至今刻骨铭记
1946年4月，县直团部驻扎在金沙镇西洋桥，我部七纵队和分区部队要攻打小海镇国民党军据点。各团供给处同志十多人，陆续来财粮局，适逢冯、倪两局长下乡检查工作。当时凤娥任粮赋会计，他们围住她，要数万斤的粮草提单。凤娥束手无策，只好鼓起勇气，冒昧越级，直接找瞿县长汇报。瞿县长接待了凤娥，善解人意地耐心询问她，哪个区、乡粮草库存立即可以提取？凤娥说到唐洪灶一带提取有把握 。他毫不迟疑地在数十张提单上挥笔签发，盖上县府大印。供给员们笑嘻嘻地拿了粮草提单走后，县长还将凤娥留下叮嘱：“如再有部队供给处同志来局，你要热情接待，不要诉说困难 ；局长不在家，你尽管来找我”。瞿县长的鼓励，使凤娥增添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1946年10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和平协议，集中兵力向解放区猖狂进攻，占据大小集镇，日夜出动扫荡围剿，环境相当恶劣。瞿区长找凤娥等最后一批女同志谈话，苦口婆心地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动员我们7人北撤，去华中党校学习。我们服从命令，风雨无阻地随交通员一站一站地徒步跋涉。冲过敌人许多封锁线，好不容易走到东台县北部农村，巧遇当地县委书记梅村同志。梅林告诉我们，由于敌军74师攻打涟水，为保存实力，华中机关均北撤山东。要我们留下在他县里工作。凤娥等人商量，认为在东台人生路不熟，没有群众基础，还是回本县为宜。这样，她们又奔波十多天，到了东余镇县委团部驻地。刚一进门，相遇团政治处主任石流同志，他一脸严肃，责备她们为何要返回。并说今晚团部与县直机关少数干部要急行军，经九门闸下海船，每个人员带炒熟的三五斤黄豆充饥度日，避开顽敌围剿。凤娥等7人目瞪口呆，非常尴尬。瞿县长听到后，面带微笑地走来 ，与我们席地而坐，详细介绍近1个月来的敌我形势，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既然回来，也得想方设法先打埋伏，组织关系保留县委，先发给你们3个月粮草提单和津贴费，待形势有所好转，即通知你们恢复工作”。这些肺腑之言，令人十分佩服。当晚凤娥等人就离开了机关。赵展、卫域和凤娥3人，随邓克同志一起行动，分到余西区工作。半夜后到了金保乡，找到区委书记陈德琪同志，由永安找关系将3人送如东华丰乡的亲友家埋伏下来。张颖同志去了如东长沙乡，王仲贤、陈英、任若芸（1948年春牺牲）3人去了上海投亲靠友。
1947年2～3月，我县团攻克了大同镇，卫域与凤娥冒险找到余西区济凡乡县委所在地，恢复了工作。后两年中，凤娥与卫域经常在一起打游击，同生死、共患难，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情同手足。1947年4月，我方攻克了二窎、滥港桥敌据点，形势有所好转，几个月后，大张旗鼓地开展土改复查运动。王余积书记、瞿县长两位领导认为凤娥适宜做群众工作，当年7月，将凤娥调离财粮局，派到十总区委，后划到金沙区委工作，分工负责张沙乡的土改复查，使凤娥在大风大浪的实践中锻炼提高。
瞿县长对永安也是关怀备至。1946年冬～1947年春，两个多月中，唯有余西区、乡政权没有瘫痪，坚持原地斗争。瞿县长常来余西区活动，与永安朝夕相处，共同战斗，感情殊深。
1947年冬，九地委派来工作组，认为余西区委在土改复查运动中思想右倾，武断地作出撤销余西区委的决定，将主要领导调部队从军。当时，区委书记杨明、副书记陈德琪、区长曹永安3人想不通：其他区乡在土改中扩大了敌情，树敌过多，使基层干部一段时间不能坚持原地斗争，我们余西区正确执行中央“五四土改”指示和统战政策，地富投敌人员很少，所以我们区乡干部能立足本地，坚持原地斗争，倒成了罪人 ？撤销区委有何根据？他们3人与地委工作组组长和刘中书记据理力争，要讨回公道，才去军队报到。当时瞿县长也自身难保，但他还是顾全大局，将他们3人拉到里屋，彻夜长谈，表扬他们3人在土改中爱憎分明，在掌握政策上、部署上比较稳健，在反顽斗争中表现突出，这是众所周知，但也不能自满，要戒骄戒躁，应该服从组织决定，准时到部队报到等。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令人信服。后来地委、县委也没有正式发撤销余西区委的文件，就这样成了不了了之的一件悬案 ，实为遗憾！
1952～1955年，我们有幸与瞿树滋、卫域夫妇做了邻居，同住在专署机关内一栋简易平房内。他们全家住东头二间，我们住中间一间，西边是民政局局长袁群等同志的宿舍。当时凤娥在地区中级法院工作，经常下乡巡回审判；永安在公安大队任职，大队部办公室紧靠这栋平房东面。永安也经常出差，永安母亲与3个幼儿就靠他俩深情关怀照顾。
1953年冬，我们的二子建军出生后10个月，突然患急性支气管炎，被南通医生错误诊断为喂食不慎，将一粒米呛在气管内，没有对症下药，致使病情危急。当时凤娥正在农村巡回审判，永安一面拍电报给凤娥，一面带孩子去上海专科医院医治，凤娥得知情况赶快回南通。当凤娥到家时，瞿专员已吩咐办公室买了一张去沪的轮船票。凤娥即乘三轮车下码头跨进渡船，巧遇永安带孩子和奶妈也在轮渡上。看到孩子呼吸困难，不好吃奶，凤娥失声痛哭。到沪后永安去火车站赴宁参加公安总队开会，凤娥带了孩子直奔耳鼻喉科医院，经拍片诊断为急性支气管炎。因未及时用药，无法挽救而夭折。凤娥痛心疾首，将孩子遗体用棉被包好带回。瞿专员听到凤娥的哭声，赶到公安大队礼堂，吩咐通讯员王宝同志买了小棺材，将孩子送到郊外埋葬。并劝慰我们，要节哀珍重，面对现实，振作精神。凤娥在他们夫妇俩的鼓励下，第三天就出差到刘桥农村巡回审判了。
1954～1955年底，凤娥调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瞿专员夫妇一如既往地照顾我们幼小的两个女儿，使凤娥安心学习。不料1955年春，小女儿曹强患上麻疹，永安心情沉重，想到男孩不幸离去，女孩又高烧不退，心急如焚。又是瞿专员夫妇伸出深厚友谊之手，将孩子送往医院急诊挂水，对症下药 ，转危为安 。我请假回南通时，孩子能吃能睡了。我紧握瞿专员、卫域夫妇的双手，衷心感谢他们的精心照顾。
彼此都离休后，双方时有走动，我们也多次邀请他们夫妇来苏州，欣赏名胜古迹。1987年冬，他俩来苏州参加王余积同志追悼会，挽留他们在寒舍小住了3天。老专员汪青辰与汤瑞夫妇也请他俩赴宴，我俩作陪并约医学院唐金元处长相聚。老战友久别重逢，大家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谈笑风生，畅叙旧情，并陪他俩游览了盘门三景。瞿老对古典园林和古迹很感兴趣，还在水陆城门前合影留念。
生活艰苦朴素，一生廉洁，两袖清风
我们仅从他衣、食、住、行四方面来叙述，就能体现他一尘不染，洁身自好。
吃，粗茶淡饭 ，以素为主，少量吃点黄酒，酱菜、花生米陪酒下肚。亲友探访，他随时加几个菜。记得1993年5月的一天，瞿老得知凤娥在南京二女儿家，约凤娥去作客，并邀请孙卜菁、成正夫妇和顾斌一起聚聚，就在他家厨房相连的5平方米的客厅，摆上一桌。没有山珍海味，但鸡肉鱼虾也很丰盛。大家举杯相贺，开怀畅饮，说“我们战争情况下没有被打死，‘文革’中没有被整死，现在没有病死，是幸福的。”接下来就是怀旧说今，畅叙友情。话当年，激情洋溢，望未来，满怀信心，尽欢而散。
穿，穿着随便，没有西装革履，夏天没有杭罗苏绸，圆领汗衫布衣遮身，冬天没有皮夹克和呢子大衣，常年穿蓝布灰布中山装，脚穿棉布圆口鞋，朴素无华，一身平民风格的形象。
1987年冬，瞿树滋、卫域夫妇与曹永安、陆凤娥夫妇在苏州水陆城合影住，一辈子没有宽敞舒适的居住环境。1949年进城，先任南通市长，后任副专员，6年来就住两间普通平房。1956年迁移南京市罗廊西村24号，9户人家合一个天井院宅。他们又是住两间，西边一间，他夫妻卧室，房内一张床，一张旧五斗橱和写字台，两张方板凳，三四只硬纸盒放衣物。东边一间一隔俩，里面放三张双层木板床，给保姆、孩子们住；外面半间做小客厅，放一张小饭桌和数只大小方板凳，烧饭在走廊。直至1970年，省电子厅厅长冯志远设法搞到一只液化气罐送去，才告别了煤球炉，真是家徒四壁。他们全家居然在这个居住环境中度过了20多年，直至1981年，南京中医学院在汉中路萍聚村5号楼，安排给卫域二室半的住房，总算有了5平方米的小客厅和厨房相连，隔壁是3平方米的卫生间，没有浴缸，夏天洗澡用木脚盆，冬天洗澡头顶安装塑料浴罩保暖。房间添了2张单人沙发和一张三门橱，孩子、保姆摆脱了上下双层床，有了3张木板床，四周是石灰墙，下边是水泥地。他们说与过去住房相比已满足，真是知足者常乐。
行，瞿老不会骑自行车，步行上下班，感到疲劳时挤公交车。记得1991年5月4号，凤娥去宁参加周一峰副省长追悼会，走出会场巧遇瞿老。凤娥问他车子停何处？他笑笑，我乘公共汽车来的。凤娥用二女婿部队派的车送他回府，心想他已八旬老人，正厅级待遇，如他开口向单位要车，省政协办公室一定会派车。像瞿老这样的自觉自律，为数实在太少！
2007年5月5号下午，凤娥特地去宁拜望瞿老夫妇。卫域见到凤娥，泪流满面，紧握凤娥的双手，问长问短，吩咐女儿瞿白要好好招待。瞿老面带微笑，在室内踱来踱去，怕小便湿身，一会儿坐上马桶，反复问凤娥住哪个宾馆？永安身体如何，住何医院等。毕竟他已经97岁高龄，记忆力衰退，行动迟缓，这是必然规律，但神志精神尚好。估计他能闯过百岁大关，所以凤娥在告别时，对瞿老说：“待你百岁寿辰，我一定前来为你祝贺。”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万没有想到，瞿老于9月15日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俩情不自禁热泪盈眶，非常悲痛，4个月前的一见，竟成永诀。
尊敬的老首长瞿树滋同志的音容笑貌，崇高品德，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2008年7月8日于苏州
（本文刊于2008年第5期《南通今古》、2008年第12期《烽火岁月》。曹永安同志离休前任苏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陆凤娥同志离休前任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