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瞿树滋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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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无尽的思念—深切缅怀瞿专员

曹永安 陆凤娥

瞿树滋同志在我俩的心目中,是一位儒雅敦厚的长者。我俩与他夫妇相识、相处已60余年,来往甚密,心心相印。虽天各一方,但一直保持联系。瞿老既是我俩的老首长,也是我俩亲密无间的良师益友。

他历尽艰辛,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在真枪实弹的残酷斗争中,几经生死考验。

他品学高深,勤奋好学。历经磨难,屡历坎坷,对共产主义信仰坚贞不渝,坚信党会对他作出公正的结论。

他勤政为民,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坦诚磊落,秉性耿直,思想作风正派,做人厚道,对上忠诚,对下关怀。

他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生活俭朴,两袖清风。

我俩追忆和他相处的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毕生难忘。

在对敌斗争中,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42年11月,凤娥从四地委民运工作队调往金沙区工作,认识了区长兼区队长瞿树滋同志。当时我们活动的地区距金沙日伪据点仅六七公里,日伪经常下乡偷袭,威胁基层干部和群众。我们就在敌退我进的间隙里,开展“二五减租”和冬学、冬耕、冬防“三冬”运动。每次召开区乡干部大会,由区委书记王余积同志作具体部署,瞿区长作补充发言。开始我对他的印象:艰苦朴素,稳重严肃,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声音浑厚洪亮,言辞敏捷,有条不紊,是一位敦厚老实的工农干部。后经多次接触,他谈吐自然,出语不凡,才知道瞿区长原来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可以说,他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代表。

1943年春~1944年,日寇对四分区进行“高度强化清乡”,实行分割封锁,构筑梅花式的据点群,欲置我方无立足之地。上级被迫实行精兵简政、坚壁清野等措施,将分区的全体女同志有的转移外地,有的投亲靠友打埋伏,凤娥当不例外。

日伪在近2年的扫荡“清乡”中,手段非常残忍,灭绝人性,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也将瞿区长老家金沙东边五里庙的房屋全部烧光,使其母亲与子女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但这并没有动摇瞿区长的革命信念。

瞿区长与区委书记王余积同志带领百余人的区队,领导各乡联防队、武工队、锄奸队、基干民兵坚持不懈地开展小型武装斗争。运用游击战、伏击战、阻击战、麻雀战等形式,开辟了敌后战场,击破了日伪在金沙区范围内构筑的数十里竹篱笆封锁线,进行了锄奸与反维持斗争。他们团结各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正确执行统战政策,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分化瓦解敌人。与广大民兵、群众生死与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瞿区长在反“清乡”斗争中功不可没,因此受到了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的通令表彰。

解放战争初期,瞿老先任副县长,1946年10月,接替孙卜菁同志任县长。那时,永安任余西区区长,凤娥在财粮局工作,后调十总区委工作,因此常得到他的教诲。我俩耳闻目睹,他在残酷的战斗环境中,临难从容,经历千辛万苦,依靠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1947年农历七月六日,当地还乡团丧尽天良,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将瞿县长68岁的老母亲,用麻绳捆绑手脚,掷到大河活活淹死。噩耗传来,凤娥在旁看到县长欲哭无泪,强抑内心的切肤之痛又不能回去奔丧和处理善后事宜,真是忠孝不能两全呐!

屡历坎坷,受得起委屈,经得起审查

1930年,他参加金沙行政局组织的地方自卫队,有事集中,无事在家,不脱产,不领薪水,主要担任防止土匪抢劫家财的任务。6个月后,他自动退队,在家乡筹办五里庙小学,任教10年。在新四军东进之前的1940年5月,两个胞弟与中学同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被当地国民党反动派活活烧死。后小弟瞿树德被追认为烈士。那时,日本鬼子已占领南通,瞿树滋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意识,自发组织金沙堤南三乡抗日自卫队,要为国家和胞弟雪耻报仇。

1940年冬,新四军东进,南通县以梁灵光同志为首,成立了民主政权,瞿树滋拥护共产党、新四军、民主政府,积极主动投入革命队伍。1941年7月,县政府任命他为金沙区区长兼区队长。由于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认真, 1942年4月经组织严格审查,对他曾参加自卫队视为一般问题,由县长梁灵光、秘书马一行两位领导介绍,吸收他为中共党员。从此他对党的信仰更是忠贞不渝,心坚志笃,跟定共产党闹革命。

“三查三整”运动中,他受尽委屈。1947年冬,九地委派了宣传部长徐建楼带领近20人的工作组,以极“左”的指导思想,错误地认为南通县的土改复查不彻底,撤销了余西区委领导班子,将区委正、副书记和区长调离。

一天,在我分管的张沙乡召开全县300多人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前边用几张桌子搭个讲台,县委书记刘中同志主持,工作组组长徐建楼除总结布置土改复查工作外,责成瞿县长上台作检查。他忍辱负重,高姿态亮相,陈述自己的不足:“什么阶级觉悟不高”, “群众观念不强”,“作风不深入”等,愿意接受代表们的批评。

接下来的群众代表发言,有的无中生有,有的道听途说,子虚乌有,有的言语失控,信口开河,甚至说,你母亲虽遭到反动派杀害,但她是富农分子,你还穿白布鞋戴孝,你是地主分子的孝子贤孙。这些话引起全场一阵骚动,下边喊要县长低头弯腰,有的甚至还要他跪下,形同批斗会,同不法地富分子相提并论。当时我们大多数区乡干部很不理解,但敢怒而不敢言,埋怨工作组为什么不正确引导,放任自流,全场秩序混乱。这次会议后,县长职务被免,调华中党校学习,地委派邹强同志来南通接任县长。

1955年内部审干肃反开始,他南通副专员的职务被免,调省审干办接受审查。

1955年底,凤娥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结束。途中经宁下车,得知瞿专员住白下路招待所,接受省审干办审查。次日上午就前去探望,他一见凤娥喜出望外,陪同游览了莫愁湖。边观赏,边聊天,他一一介绍莫愁湖的风光、趣闻轶事。同时也说明他的所谓历史问题,语气沉重。他意味深长地说,人的一生本来就由苦辣酸甜组成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总会拨云见日,雨过天晴的!他用几句格言来抒发情怀,慰藉自己,调整心态。我听后也是感慨万千。

省审干办经过1年多的审查,认定还是一般历史问题,分配他到省工商界政治学校任教务长。1958年,南通县开展改造三类社运动,他又灾祸来临,个别人为了立功,道听途说,揭发1930年自卫队捕杀地下党员张柏淦,瞿树滋知情赞许,以及他过去在家支持富农父母一起参与剥削等。省审干办没有与瞿树滋见面和核实,就对他宣布开除党籍,保留干部待遇,继续工作。这对他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文革”中,他又是首当其冲,被隔离审查,并下放到金坛县省“五七”干校4年。边劳动、边接受审查,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冲击,后回原籍安置。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英明决策,拨乱反正,对被审查错判、错处的老干部复查纠正,平反昭雪。直至1980年,省委的苏委复“23号文件”对瞿树滋的历史问题作了澄清平反,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安排任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直至1982年离休。

“文革”结束30年来,我俩有机会去宁,定要去探望他。一见我俩,他就喜笑颜开,心情舒畅,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非常赞赏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人整人的运动没有了,否则一开展运动,人人自危,坐立不安。今后无忧无虑,大家安居乐业,教育子女,奉公守法,我们老一辈可以保持晚节,欢度晚年了。

他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提起组织对他历史问题多次审查、开除党籍22年的话题,没有一句怪话牢骚,无怨无悔,胸怀开阔。如此豁达大度,令人敬佩。

永安于1971~1973年在省委宣传组支左3年,常抽时间到他家探望,凤娥每年到省高院开会之际,也前往安慰。他对此深表感激,深情地说:“患难见真情,烈火见真金呐!”

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至今刻骨铭记

1946年4月,县直团部驻扎在金沙镇西洋桥,我部七纵队和分区部队要攻打小海镇国民党军据点。各团供给处同志十多人,陆续来财粮局,适逢冯、倪两局长下乡检查工作。当时凤娥任粮赋会计,他们围住她,要数万斤的粮草提单。凤娥束手无策,只好鼓起勇气,冒昧越级,直接找瞿县长汇报。瞿县长接待了凤娥,善解人意地耐心询问她,哪个区、乡粮草库存立即可以提取?凤娥说到唐洪灶一带提取有把握 。他毫不迟疑地在数十张提单上挥笔签发,盖上县府大印。供给员们笑嘻嘻地拿了粮草提单走后,县长还将凤娥留下叮嘱:“如再有部队供给处同志来局,你要热情接待,不要诉说困难 ;局长不在家,你尽管来找我”。瞿县长的鼓励,使凤娥增添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1946年10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和平协议,集中兵力向解放区猖狂进攻,占据大小集镇,日夜出动扫荡围剿,环境相当恶劣。瞿区长找凤娥等最后一批女同志谈话,苦口婆心地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动员我们7人北撤,去华中党校学习。我们服从命令,风雨无阻地随交通员一站一站地徒步跋涉。冲过敌人许多封锁线,好不容易走到东台县北部农村,巧遇当地县委书记梅村同志。梅林告诉我们,由于敌军74师攻打涟水,为保存实力,华中机关均北撤山东。要我们留下在他县里工作。凤娥等人商量,认为在东台人生路不熟,没有群众基础,还是回本县为宜。这样,她们又奔波十多天,到了东余镇县委团部驻地。刚一进门,相遇团政治处主任石流同志,他一脸严肃,责备她们为何要返回。并说今晚团部与县直机关少数干部要急行军,经九门闸下海船,每个人员带炒熟的三五斤黄豆充饥度日,避开顽敌围剿。凤娥等7人目瞪口呆,非常尴尬。瞿县长听到后,面带微笑地走来 ,与我们席地而坐,详细介绍近1个月来的敌我形势,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既然回来,也得想方设法先打埋伏,组织关系保留县委,先发给你们3个月粮草提单和津贴费,待形势有所好转,即通知你们恢复工作”。这些肺腑之言,令人十分佩服。当晚凤娥等人就离开了机关。赵展、卫域和凤娥3人,随邓克同志一起行动,分到余西区工作。半夜后到了金保乡,找到区委书记陈德琪同志,由永安找关系将3人送如东华丰乡的亲友家埋伏下来。张颖同志去了如东长沙乡,王仲贤、陈英、任若芸(1948年春牺牲)3人去了上海投亲靠友。

1947年2~3月,我县团攻克了大同镇,卫域与凤娥冒险找到余西区济凡乡县委所在地,恢复了工作。后两年中,凤娥与卫域经常在一起打游击,同生死、共患难,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情同手足。1947年4月,我方攻克了二窎、滥港桥敌据点,形势有所好转,几个月后,大张旗鼓地开展土改复查运动。王余积书记、瞿县长两位领导认为凤娥适宜做群众工作,当年7月,将凤娥调离财粮局,派到十总区委,后划到金沙区委工作,分工负责张沙乡的土改复查,使凤娥在大风大浪的实践中锻炼提高。

瞿县长对永安也是关怀备至。1946年冬~1947年春,两个多月中,唯有余西区、乡政权没有瘫痪,坚持原地斗争。瞿县长常来余西区活动,与永安朝夕相处,共同战斗,感情殊深。

1947年冬,九地委派来工作组,认为余西区委在土改复查运动中思想右倾,武断地作出撤销余西区委的决定,将主要领导调部队从军。当时,区委书记杨明、副书记陈德琪、区长曹永安3人想不通:其他区乡在土改中扩大了敌情,树敌过多,使基层干部一段时间不能坚持原地斗争,我们余西区正确执行中央“五四土改”指示和统战政策,地富投敌人员很少,所以我们区乡干部能立足本地,坚持原地斗争,倒成了罪人 ?撤销区委有何根据?他们3人与地委工作组组长和刘中书记据理力争,要讨回公道,才去军队报到。当时瞿县长也自身难保,但他还是顾全大局,将他们3人拉到里屋,彻夜长谈,表扬他们3人在土改中爱憎分明,在掌握政策上、部署上比较稳健,在反顽斗争中表现突出,这是众所周知,但也不能自满,要戒骄戒躁,应该服从组织决定,准时到部队报到等。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令人信服。后来地委、县委也没有正式发撤销余西区委的文件,就这样成了不了了之的一件悬案 ,实为遗憾!

1952~1955年,我们有幸与瞿树滋、卫域夫妇做了邻居,同住在专署机关内一栋简易平房内。他们全家住东头二间,我们住中间一间,西边是民政局局长袁群等同志的宿舍。当时凤娥在地区中级法院工作,经常下乡巡回审判;永安在公安大队任职,大队部办公室紧靠这栋平房东面。永安也经常出差,永安母亲与3个幼儿就靠他俩深情关怀照顾。

1953年冬,我们的二子建军出生后10个月,突然患急性支气管炎,被南通医生错误诊断为喂食不慎,将一粒米呛在气管内,没有对症下药,致使病情危急。当时凤娥正在农村巡回审判,永安一面拍电报给凤娥,一面带孩子去上海专科医院医治,凤娥得知情况赶快回南通。当凤娥到家时,瞿专员已吩咐办公室买了一张去沪的轮船票。凤娥即乘三轮车下码头跨进渡船,巧遇永安带孩子和奶妈也在轮渡上。看到孩子呼吸困难,不好吃奶,凤娥失声痛哭。到沪后永安去火车站赴宁参加公安总队开会,凤娥带了孩子直奔耳鼻喉科医院,经拍片诊断为急性支气管炎。因未及时用药,无法挽救而夭折。凤娥痛心疾首,将孩子遗体用棉被包好带回。瞿专员听到凤娥的哭声,赶到公安大队礼堂,吩咐通讯员王宝同志买了小棺材,将孩子送到郊外埋葬。并劝慰我们,要节哀珍重,面对现实,振作精神。凤娥在他们夫妇俩的鼓励下,第三天就出差到刘桥农村巡回审判了。

1954~1955年底,凤娥调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瞿专员夫妇一如既往地照顾我们幼小的两个女儿,使凤娥安心学习。不料1955年春,小女儿曹强患上麻疹,永安心情沉重,想到男孩不幸离去,女孩又高烧不退,心急如焚。又是瞿专员夫妇伸出深厚友谊之手,将孩子送往医院急诊挂水,对症下药 ,转危为安 。我请假回南通时,孩子能吃能睡了。我紧握瞿专员、卫域夫妇的双手,衷心感谢他们的精心照顾。

彼此都离休后,双方时有走动,我们也多次邀请他们夫妇来苏州,欣赏名胜古迹。1987年冬,他俩来苏州参加王余积同志追悼会,挽留他们在寒舍小住了3天。老专员汪青辰与汤瑞夫妇也请他俩赴宴,我俩作陪并约医学院唐金元处长相聚。老战友久别重逢,大家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谈笑风生,畅叙旧情,并陪他俩游览了盘门三景。瞿老对古典园林和古迹很感兴趣,还在水陆城门前合影留念。

生活艰苦朴素,一生廉洁,两袖清风

我们仅从他衣、食、住、行四方面来叙述,就能体现他一尘不染,洁身自好。

吃,粗茶淡饭 ,以素为主,少量吃点黄酒,酱菜、花生米陪酒下肚。亲友探访,他随时加几个菜。记得1993年5月的一天,瞿老得知凤娥在南京二女儿家,约凤娥去作客,并邀请孙卜菁、成正夫妇和顾斌一起聚聚,就在他家厨房相连的5平方米的客厅,摆上一桌。没有山珍海味,但鸡肉鱼虾也很丰盛。大家举杯相贺,开怀畅饮,说“我们战争情况下没有被打死,‘文革’中没有被整死,现在没有病死,是幸福的。”接下来就是怀旧说今,畅叙友情。话当年,激情洋溢,望未来,满怀信心,尽欢而散。

穿,穿着随便,没有西装革履,夏天没有杭罗苏绸,圆领汗衫布衣遮身,冬天没有皮夹克和呢子大衣,常年穿蓝布灰布中山装,脚穿棉布圆口鞋,朴素无华,一身平民风格的形象。

1987年冬,瞿树滋、卫域夫妇与曹永安、陆凤娥夫妇在苏州水陆城合影住,一辈子没有宽敞舒适的居住环境。1949年进城,先任南通市长,后任副专员,6年来就住两间普通平房。1956年迁移南京市罗廊西村24号,9户人家合一个天井院宅。他们又是住两间,西边一间,他夫妻卧室,房内一张床,一张旧五斗橱和写字台,两张方板凳,三四只硬纸盒放衣物。东边一间一隔俩,里面放三张双层木板床,给保姆、孩子们住;外面半间做小客厅,放一张小饭桌和数只大小方板凳,烧饭在走廊。直至1970年,省电子厅厅长冯志远设法搞到一只液化气罐送去,才告别了煤球炉,真是家徒四壁。他们全家居然在这个居住环境中度过了20多年,直至1981年,南京中医学院在汉中路萍聚村5号楼,安排给卫域二室半的住房,总算有了5平方米的小客厅和厨房相连,隔壁是3平方米的卫生间,没有浴缸,夏天洗澡用木脚盆,冬天洗澡头顶安装塑料浴罩保暖。房间添了2张单人沙发和一张三门橱,孩子、保姆摆脱了上下双层床,有了3张木板床,四周是石灰墙,下边是水泥地。他们说与过去住房相比已满足,真是知足者常乐。

行,瞿老不会骑自行车,步行上下班,感到疲劳时挤公交车。记得1991年5月4号,凤娥去宁参加周一峰副省长追悼会,走出会场巧遇瞿老。凤娥问他车子停何处?他笑笑,我乘公共汽车来的。凤娥用二女婿部队派的车送他回府,心想他已八旬老人,正厅级待遇,如他开口向单位要车,省政协办公室一定会派车。像瞿老这样的自觉自律,为数实在太少!

2007年5月5号下午,凤娥特地去宁拜望瞿老夫妇。卫域见到凤娥,泪流满面,紧握凤娥的双手,问长问短,吩咐女儿瞿白要好好招待。瞿老面带微笑,在室内踱来踱去,怕小便湿身,一会儿坐上马桶,反复问凤娥住哪个宾馆?永安身体如何,住何医院等。毕竟他已经97岁高龄,记忆力衰退,行动迟缓,这是必然规律,但神志精神尚好。估计他能闯过百岁大关,所以凤娥在告别时,对瞿老说:“待你百岁寿辰,我一定前来为你祝贺。”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万没有想到,瞿老于9月15日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俩情不自禁热泪盈眶,非常悲痛,4个月前的一见,竟成永诀。

尊敬的老首长瞿树滋同志的音容笑貌,崇高品德,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2008年7月8日于苏州

(本文刊于2008年第5期《南通今古》、2008年第12期《烽火岁月》。曹永安同志离休前任苏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陆凤娥同志离休前任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