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安
1942年，在西班牙内战后岑寂而压抑的文坛上，出现了一部篇幅不大、标题也不醒目的中篇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但是，人们在阅读之后，却不禁为作者的胆量暗暗吃惊。
小说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前后还加了重抄者（即发现和整理这部回忆录手稿的人）的说明，以期造成“真实效果”；其实，故事并不复杂：回忆录的作者即小说主人公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是西班牙一个乡村小镇的青年，他善良、淳朴，对未来满怀憧憬。但不幸的是，他的家是一个贫困、愚昧、落后的家庭。父亲年轻时是个走私犯，被判过刑，坐过牢，出狱后，意志消沉，终日狂喝滥饮，任意打骂妻儿，借以发泄。家人对他十分厌恶，但慑于他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他狂犬病发作，家人积聚在心头的怨恨终于有了宣泄的机会：他们用暴力将他关进壁橱，把他活活折磨死了。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村妇，既愚昧无知，生性又剽悍粗野。面对丈夫的凌辱，她毫不示弱，总是以牙还牙，棍棒相迎。她对子女冷酷无情，从未施过母爱。她的小儿子智能低下，肢体残缺，是她与人私通的产物。当她的情夫狠踢这个小可怜虫时，她竟放声大笑，毫无怜悯之心。帕斯库亚尔从小也受到父母的虐待，享受不到人间的温暖。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好不容易结婚成家，可外出度蜜月时，他和妻子同骑的一头母马受了惊，导致婚前受孕的妻子小产。帕斯库亚尔在盛怒之下用刀捅死了母马。后来，他的妹妹和妻子遭到流氓埃斯蒂劳侮辱，他气愤已极，便与之决斗，将他活活踩死。帕斯库亚尔于是被判处二十八年徒刑。服刑期间，他表现良好，满心希望重新做人，后被减刑为三年，期满释放。谁知出狱后，他因不堪忍受恶毒的母亲的骚扰，终于用柴刀将这个给家人带来许多不幸和屈辱的泼妇杀死，从而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被处以绞刑。
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198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当时，他年仅26岁，只发表过一本诗集，题名为《踏着白日犹豫的光芒》(1935)，在西班牙文坛可以说是无名小卒。
可是，就是这位小青年的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却在西班牙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文学界反响巨大，一时间好评如潮，一致认为此书一扫内战后西班牙文坛沉闷而萧条的空气。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贡萨洛·索贝哈诺认为：“《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的问世，一举证明了西班牙小说界蕴藏着巨大的新的活力，为复苏和重建西班牙现代小说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同时也从根本上扭转了40年代西班牙读书界只注重外国翻译小说的兴趣。”贡萨洛·索贝哈诺：《当代西班牙小说》(1975)，第33页。而且，塞拉在这部中篇里表现的自然主义倾向，还被一些文学评论家称为“可怕主义”或“可怕现实主义”。这是因为，小说中除了有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行为描写之外，还有意扭曲人物的形象，有时甚至把人的行为和动物的行为等同起来，造成一种厌恶感，从而深化读者对这种行为的厌恶，进而憎恨形成这类行为的社会诱因。有的评论家指出，就美学意义和叙事艺术而言，《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一书也是对传统的有力挑战和成功背叛：它彻底变更了读者一味接受、叙述者无所不知、故事情节按部就班地发展、小说结构四平八稳等陈旧程式，为西班牙新小说的拓展开了风气之先。
当时，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已夺取政权，正受到其御用文人的一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肉麻吹捧和疯狂鼓噪，塞拉居然创作出这样一部揭露人间黑暗，唤起社会控诉的小说，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该书也立即遭到官方和教会的强烈指责，后来还被查禁。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这部作品表现了战后西班牙人民的幻灭和绝望，而它要告诉西班牙人民的是，西班牙社会内部沉积着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这样的社会只会窒息人性，是造成现实罪恶和冤冤相报的冲突的真正祸根，而毫无人性的法西斯政权连同它那严密控制的书刊检查，更是扼杀人性乃至新生命的绞刑架和刽子手。
事情闹得天翻地覆，人们自然会把好奇的目光转向胆大包天的青年作家身上。人们这才搞清，这个年轻人全名为卡米洛·何塞·塞拉·特鲁洛克(Camilo José Cela Trulock)，1916年5月11日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地区拉科鲁尼亚省帕德隆市伊里亚——弗拉维亚县，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兼有英国和意大利血统。
九岁时，塞拉随全家移居马德里。进入大学后，曾攻读法律、医学、哲学和文学。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塞拉中途辍学，离开马德里，参加佛朗哥的军队，当了一名士兵，糊里糊涂地替法西斯卖命。然而，血腥的无意义的杀戮和人性的扭曲强烈地震撼了他，使他醒悟。1939年内战结束后，他开始反省那场战争，认识战后的现实和人生。塞拉退役回到马德里后，为谋生计，曾当过小公务员、画匠、电影演员、斗牛士，甚至柔道教练。广泛丰富的阅历为塞拉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厚实的素材。
长期内战后的西班牙，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但在法西斯政权的文人墨客粉饰下（佛朗哥本人就带头写了一本为反革命内战歌功颂德的“小说”），广大民众受到蒙蔽和欺骗，一时不明真相。这时，塞拉毅然推出《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这样一部血淋淋揭示人性扭曲的作品。应该说，这同时也是作家在思想认识上觉醒的一个飞跃。作家深刻地告诉读者，原来秉性善良的人之所以沦为冷酷、凶残的杀人犯，走上绞刑架，乃是恶浊的社会环境使然。这才是灭绝天良的真正祸首元凶！
这部小说当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作品中的一些自然主义或“可怕现实主义”的描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读者对西班牙社会现实的憎恨，从而激起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抗议浪潮，但同时也造成了读者沉重的心理负担和消极的反感情绪。另一方面，作品中有不少情节描写、人物的心理刻画乃至形象塑造都没能充分展开，因而显得简单、稚嫩甚至牵强，比起40年代即被国际文坛“重新确认”的一些拉丁美洲小说来，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和《玉米人》、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似乎就稍逊一筹了。
然而，如果考虑到塞拉当时所处的艰难的社会环境以及他对西班牙战后小说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认为他的这部中篇“开创了西班牙小说的新阶段”马里亚诺安托林·拉托：《圣卡米洛：文学巨星》，西班牙《变革16》杂志，1989年10月30日，第8页。，应该说不失为一种公允的评价。
1951年，塞拉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重要长篇小说《蜂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不仅受到西班牙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引起了最为苛刻的文学评论家的注意。
小说共分六章和一个尾声，描写的是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而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的马德里下层社会。故事发生在1942年12月短短的三天里：青年诗人马丁失了业，生活无着，终日放荡不羁，无所事事，出入饭馆酒肆，打发日子。有一天，他在罗莎开的小咖啡馆里吃了东西而付不出钱，被老板娘当众逐出门外。小说以此为线索，围绕着活动在小咖啡馆周围的三百余名各色人物展开，其中有工人、职员、医生、警察、小贩、妓女、流氓、跑堂的、放债的、巡夜的、擦皮鞋的……三教九流，纷繁复杂。小说最后以妓女马戈特被人在厕所里勒死，警察准备传讯马丁作为结束。
小说不仅隐喻这家咖啡馆活像一个营营不息地骚动着的蜂房，战后西班牙普通百姓整日为生活忙碌奔波，仿佛一只只疲于奔命的蜜蜂，饱受贫困、饥饿、绝望、空虚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而且还通过描写这些芸芸众生之间只知金钱和情欲而不知其他的冷漠关系，刻画出他们孤独、隔阂的心态，暗示他们好像被禁锢在一个个六角形的蜡巢里，坐以待毙。
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安赫尔·巴桑塔认为，除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外，《蜂房》一书在写作技巧上“也不愧为西班牙小说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开创了西班牙小说的新时代”。安·巴桑塔：《西班牙小说四十年》(1979)，第12页。
综观全书，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有四大特点。一是客观主义的描写。塞拉本人承认，“我的这本小说……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准确地一步一步地加以描写的。”塞拉：《蜂房》，中文版，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因此，无论叙事写入，还是状物绘景，都由一个叙述者客观地、不加议论地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客观的镜头摄取或笔头记录，然后加以播发或报道。可以看出，作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希图完善他在《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中尚嫌稚嫩的笔锋。促成艺术上更为完善的“真实效应”。然而，笔者认为，书中对于众多人物的介绍，仍然存在着某些电影说明书或履历表式描写的痕迹，作家似乎没有完全摆脱过去那种“简单”的窠臼。
二是“摄影机眼”的引进。“摄影机眼”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首先倡导运用的。他在他的许多作品里，特别是在192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曼哈顿中转站》中采用了这种写作手法。根据这种技法，作家仿佛长了一双电影摄影机一般的眼睛，对他笔下的人物，可以运用全景、远景、近景、特写、融入、切入、闪回等多种影视手段来加以刻画描绘，因而灵活生动，效果真实。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塞拉显然深受多斯·帕索斯的影响，在《蜂房》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技法。
三是集体主角的巧妙运用。全书合中文仅20万字，但出场人物却有346位之多。这些人物基本上可以说只有上场先后之别，而无主次之分。巴桑塔认为，这些众多的人物都极其重要，都可胜任主角，因而可称为“集体主角”。这是塞拉十分大胆的、在西班牙战后文坛不失为一种独创的尝试。如果没有驾驭文字、封画人物的深厚功力和准确把握，作家是绝不会贸然行事的。在塞拉笔下，这浩浩荡荡的各色人物性格各异，形象鲜明，血肉丰满。有的人物，作家虽没有用浓墨重彩，但寥寥数笔，便活脱脱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来。
四是时空的转换和压缩。全书的情节并不一一按时间和场景的顺序排列，作家往往采用倒叙、跳叙以及同步、并置等一系列新颖的时空描写手段处理，因而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增强了读者的参与意识。
《蜂房》显然又是一部对社会的控诉书，因此未出版就遭到当局查禁，不得不在阿根廷出版。直到1962年，才获准在西班牙本土发行。然而作家却因此声名大振，进一步奠定了他在西班牙文学界的重要地位。1982年，此书由西班牙著名电影导演卡穆斯搬上银幕，作家重操旧业，在影片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塞拉于是举国闻名。
1983年9月，塞拉另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为亡灵弹奏玛祖卡》问世，作家由于这部作品而获得1984年设立的西班牙全国文学奖。塞拉通过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桩谋杀案及其复仇事件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加利西亚山区居民的生活及其政治倾向。作家巧妙地运用了加利西亚方言，把西班牙西北部这一地区的民俗风情描摹得淋漓尽致，充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
故事围绕着加利西亚一偏远山区的两大家族派系展开。古欣德家族世代居住此地，因血缘相近，后代长相古怪：两排稀松的牙齿配上一张长长的马脸。但他们彼此和睦团结，友善相处，其中大多数人以种田、打猎、捕鱼为生。另一些居民是从外省迁来的卡罗波人，他们长相也很特别：额头上都有一块猪皮样的印记，犹如工厂产品的商标或者坏人标签。他们从事的是“坐着干活”的行当，如修鞋匠、裁缝、药材店伙计等等。
内战烽烟四起，波及加利西亚。原来就有宿怨的古欣德人和卡罗波人关系日趋紧张。卡罗波人法比安·明盖拉认为铲除对头的机会来了。他的死敌是古欣德人巴尔多梅罗。这小伙子胆识过人，勇猛异常。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前额上生有一块会变色的星形斑痕，有时它会发出红色光芒，有时变成晶莹透明的黄玉，有时仿佛玲珑剔透的翡翠，有时又宛若洁白无瑕的钻石……由于巴尔多梅罗的孔武英勇和神奇色彩，他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法比安对他又恨又怕，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法比安纠集一帮歹徒，将巴尔多梅罗父子抓获，残害致死。消息传到在帕罗恰妓院拉手风琴谋生的盲乐师高登西奥耳里，他第一次弹奏起玛祖卡舞曲，为姐夫和外甥哀悼。三年后，古欣德人举行家族会议，决定由巴尔多梅罗的二弟塔尼斯执行报仇决定。塔尼斯武艺高强，皮肤长得跟钢铁一般坚硬。他接受命令后便伺机行事。一天，他带上两条训练有素的大狼狗，找到了正在河边喝水的法比安。狼犬猛扑上去，咬住要害，法比安一命归阴。高登西奥获悉后，第二次奏起了玛祖卡舞曲，乐声通宵达旦。
这部长篇小说，是塞拉文学创作“革新意识”相当全面的展示。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鲍尔·伊列在论述塞拉的文学创作时概括道：“塞拉多产，但不重复自己；他多变，但每变均有开创。”西班牙《国家报》，1989年11月3日。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为亡灵弹奏玛祖卡》。
这部小说并不分章，为保持故事的连贯和完整，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只是最后附了一份法医解剖法比安尸体的验尸报告。西班牙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小说是塞拉晚年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可以列为西班牙当代小说的经典作品。
确实，这部别具一格的小说具有更为深邃的思想内涵。作家向读者展示的绝不仅仅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凶狠野蛮的残忍行为，报仇雪恨的杀戮场面，从而造成人们胆战心惊的“可怕主义”感觉；作家也绝不是企图借助一些肆无忌惮的打情骂俏，粗俗村野的情爱镜头，激起人们的感官冲动。我们从作品中可以明显地体味到，作家强烈地谴责这种迷信、粗野而毫无理智的鲁莽行为。他所探讨的乃是人类的前途。他力图揭示在封闭、愚昧、落后、与世隔绝的社会环境里，在内战狼烟蔓延的阴影下，西班牙民众的生存状态。作家认为，西班牙人犹如一头伤痕斑斑的、被猎叉紧紧卡住脖子的野兽在进行绝望的挣扎。这无疑又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景！塞拉对内战所引起的西班牙民众人性的扭曲感到深切的忧虑，对西班牙的前途满怀憧憬而又惴惴不安，他公开谴责佛朗哥的行政机构，骂它是“蛀虫”、“猛于山间野兽”……我们不难看到，在塞拉的胸膛内，跳动着一颗祝福西班牙、祝福人类的善良心灵。
在写作技巧上，塞拉除了保持他原有的风格和特色之外，还作了许多新的尝试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