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神话中就能看出，希腊人在性方面十分开放，实际上希腊人对性的态度都不能用今天现代社会的眼光，因为那会显得很落后。
希腊人对异性恋开放到几乎可以完全自由的状态，之所以说异性恋是因为在希腊还普遍存在同性恋。其实，在希腊人看来不存在异性恋和同性恋，而是分为主动者和被动者（hypotactic）两个角色，但这种角色是与社会地位紧密联系的，即主动者主要是希腊社会中在政治、军事、文化、知识上占有优势地位的人，而被动者则主要是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人，如奴隶、女人、战俘以及儿童。按照希腊人的道德标准，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与男人还是女人相恋无关紧要，重要的这种主动与被动角色不能发生转变，如果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处于被动者地位，那就要受到道德的谴责，甚至可能违法法律，因为这是一种自甘堕落的表现，因为在古希腊人思想中，很难想象有人自愿放弃优势而屈就劣势。性关系在希腊社会中是一种社会阶层化的表现。
在古希腊人中，一个希腊人可以选择性交的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另一个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也可以同时和另一个男人和女人，希腊人也可以占有这个男人或者女人，但关键是对象的社会地位一定要比主动者低。
在公元前346年曾发生了一起案件，留下了一篇名为《控告提马克斯》（Against Timarchus），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希腊人关于性的态度。这是由一个叫伊斯金尼斯（Aeschines）发表的，他说：
“雅典人民们，我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提出控诉，也从来没有为难任何交待帐目的御任官员，我相信诸如此类之事，我自己表现得像是位有节制的人。但当我看到我们城邦深深地被本案的被告——提马克斯，所伤害的时候，我不能容忍了。他公然反对法律，在公民大会上口无忌惮，我自己也成了他恶意中伤的牺牲者——至于这种伤害的方式，我将在我演说的过程中加以交代。”
“我认为，假如我不站出来保卫整个城邦和它的法律，这将是最羞耻的事。我个人也相信他犯了刚才法庭书记索朗读的指控罪状，所以我进行了这场官司，使之接受公共的检验。因此，雅典公民们，如同公共官司经常所作的描述，私人恩怨往往可以匡正公共的过失……”
“你们看在娼妓院里坐着的那些人，他们坦诚从事这个行业，然而此等之人，虽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仍然会设法遮蔽他们的羞耻，所以把大门关上。假如你们从那条街道走过，要是有人问你，‘那个家伙现在在干什么？’你们肯定就能回答他，虽然你们并没有亲眼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但这是不需要进到屋子里才能明白的事，只要知道屋子里的人从事的行业，也就会同样知道他们的行为。”
这场官司其实首先是提马克斯因为某事控告伊斯金尼斯，但伊斯金尼斯反控提马克斯在年轻的时候曾当过男妓——在古希腊，身为公民是不能去当男妓的，因为只有公民才有嫖妓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去当了男妓，那就会被另一个雅典公民嫖，这就改变了雅典公民中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等于侮辱了社会等级秩序，因此这个充当男妓的人就会有失去公民权的危险。伊斯金尼斯就是控告提马克斯曾经当过男妓，因此希望法庭剥夺他的公民权。他依据雅典法律中的“成份检查”条例，这条规定，一个“出卖自己身体”（πεπορνευμνο）或“任由自己的身体被出卖”（ταιρηκ）的公民，将被褫夺在公众地方发言的权利，因为“一个为了‘他人的愉悦’而出卖自己身体的人，随时可以出卖整个城邦的利益”。
这就是雅典人，他们需要自由的空间和保持高贵的态度。
雅典人一向以拥有自由为最高理想，雅典人早就认识到“要自由才能有幸福”。
所谓“自由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解释，他说，希腊文的本义是一个“成年人”，也就是说当一个男子达到公民的年龄，就要脱离家庭的管理，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他这时可以拥有自己有妻室，并且也成为父亲，这时他就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可遂行自己的意志，担负公民的义务，也享有公民的权利，并管理自己的奴隶。这些就是他的“自由”。
雅典文明的精髓就在于希腊公民具有“自由”（eleutheria），其具体涵义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自由体系，而不像是其他城邦那样自由都被局限在某个框架内。
雅典城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城邦是建立在民主制上的，雅典城内的公民具有自主和自治两方面权利。首先雅典是一个“公民共同体”，而不是某国个王的属地，因此，这是一个全体公民的“平等者公社”。每一个雅典公民从他成为成年人之后就自然具有了社会权利，可以依据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和选择，这些思考和判断、并随之作出的选择任何人不得干涉，每一个公民都是独立的，哪怕是家庭中的父亲也不能取代他的这种权利。雅典人不需要家长式的社会权威，更不需要专制统治，因此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中没有独断专行。雅典公民们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表达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推举他们认为合适的人执行公务，但一旦公民大会作出选择，那么每一个雅典公民也都要遵守。雅典的官员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他们的行动都要受到监督，因而雅典的官员从体制上来说是没有特权的，亚里士多德说雅典的政治领袖不是国王、君主，“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们所执掌的权威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
在平民政体的城邦里，公共权力是流动的，这时从公民的自治发展而来的，方式就是通过抽签选举，并且每一任执政官都有任期，几个执政官也可以按照公民大会是先赋予的权力进行轮值。
在雅典的政治理论的设计中，雅典的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机会轮流担任公职。亚里士多德曾总结说公民政体里自由的要领之一就是在政治生活中“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他解释了这种做法的来源，他说：根据平民政体的自由宗旨，人人应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只是这样的自由事实上不能得到，于是遂有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政制。伯里克利在赞扬雅典民主时所说的：“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淹没不闻”，“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也就是说，雅典政治的出发点是人人都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和管理，但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就采取了在现实中合理的民主选举和轮值制度。
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自由地表达思想是另一项基本权利。每一个公民都不是任何人的奴仆，他们只服从法律，而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因此，雅典公民在政治上拥有自由的表达权，也就是拥有言论自由、批评自由、讨论自由等。作为被讨论的对象，雅典的政治是完全公开透明的，不会对雅典公民有任何隐瞒，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对现行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作为被选出的执政官也没有滥用权力的空间，他受到了强有力的监督，这时候他的职责是被赋予了权力的官员，而不是自由公民，因此他的行动就要受到赋予他权力的公民大会或者其他组织的监管。正如近代思想家康德所说：“个人是自由的，如果他只服从法律而不服从个人”。所以，热爱、尊重和服从法律，是自由的核心内容。就如伯里克利所指出的：“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希罗多德曾记述一个斯巴达人向波斯国王介绍他的同胞时说：“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
雅典法律是全体雅典公民的意志体现，是没有弹性的框架，无法与之进行商量，因此是公正无私的。在法律的统治下，人人平等，不失尊严。
雅典人从对法律的服从中实现了他们崇尚的自由。在伯里克利时代，法律的地位相当神圣，希腊七贤之一毕大各曾说过一句格言：“服从你为自己制定的法律”。雅典人会服从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不会服从别人为他们制定的法律，因为那代表奴役，雅典人对专制有着天生的敌对情绪，雅典的政治思想家们都认为，专制（僭主）政体是最坏的政体。因为它剥夺了人民的自治权，抛开公认的法律，依自己的主观任性行使权力。
当波斯大军入侵的时候，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所捍卫的就是这种自由权利，他们明白如果波斯统治了希腊，那么他们就将成为奴隶，不会再有自由，每个公民的自治权就会被剥夺。
当然，总有人希望成为专制统治者，雅典也曾出现僭主统治，所以雅典人也在奋力反抗僭主，目的就是要回自由。
自由除了表现在行使公共政治权利方面外，另外一个空间就是在私有空间内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谈到平民政体的自由时指出，自由体现于个人生活中，为“人生应任情而行，各如所愿”。“平民主义者说，对照奴隶们的不得按自己的意志生活，惟有这样才可算是自由人”。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得到应有的尊重也是自由的必然要求，这也是社会政治自由的保障——专制社会是无法允许个人在私有生活上存在自由的，因为这是专制统治的基础，如果允许个人在私有空间里自由自在地生活，那么也就意味着政治统治的基础是自由的，因此专制的大厦早晚会倾覆。个性发展的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按自己志趣、意愿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一体的，要专制就必须把自由的方方面面都归纳到专制的轨道上来，否则，任何一个自由层面得到空间都会影响到其他自空间。
在希腊城邦中，斯巴达和雅典都是一个城邦整体，雅典是自由的整体，整个公民都是在自由的体制内，他们的法律是保护全体雅典人自由空间的；斯巴达也是一个整体，但斯巴达人的个人完全属于整体，个性完全被整体所取代，连个人的私有空间都非常狭小，并且是服从于整体的，斯巴达也有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整体的自由，斯巴达也有民主，但这种民主是为了整体的效率更高。
其实，自由的最基本层面还是思想的自由，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也就是允许公民自由的思考和发表意见，这是比法律更重要的维护自由的手段，也是最真实的自由。雅典和斯巴达同为希腊城邦领袖，斯巴达的实力甚至超越雅典，但为什么雅典在历史上光辉不断而斯巴达则始终灰暗呢？因为斯巴达没有产生雅典那么多的历史著作，而这些历史著作只有在自由思考的空间里才能产生，在希腊史中，我们很难找到斯巴达人的著作，无论数量、质量、自由思考的程度还是思想的深刻程度，斯巴达都无法与雅典相提并论，这就是斯巴达灰暗的原因。
雅典人可以自由地思考哲学问题、现实政治问题、生活问题、以及一切其他问题。我们这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希腊人尽管是有神论者，且有很多神，也非常尊敬神，但这些人只是神话，而不是宗教，这非常重要——如果这些神从神话变成了宗教，那么希腊、包括雅典都必然要被统一的思想所束缚，也就不会再有了自由的生活和自由的思想。
在阅读希腊人的著作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希腊的学者们绝大多数都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为作权威性的注释，他们在讲述某种学说前都会把前人的论述进行介绍，希腊人也没有盲从学者的习惯，他们都善于独立思考。在希腊各学派中，也只有伊壁鸠鲁学派有点树立权威的想法，但也仅此而已。希腊的政府、学校也从来没有规定要维护某种权威的做法，因此希腊始终没有某种政治学说成为绝对学说。因此，伯里克利曾经非常自豪地说：“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
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的政治家，他是雅典平民政治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他赞美雅典的自由说：“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
雅典人的政治自由程度相当高，可以说在任何时候都能表达，甚至在战争状态中，军队、统帅、甚至雅典公民自己都能成为讽刺的对象。在公民大会期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演讲者，他们可以对政策发表任何议论，为自己拉选票或者表示支持某人；在雅典的街头上和剧院里还有各种戏剧表演，阿里斯托芬的剧作是最著名的政治戏剧之一，雅典的名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将领都曾成为阿里斯托芬嘲讽的对象，但没有人因为进行讽刺表演而获罪。
在古雅典时代可以说群星闪烁，如果说希腊文明是一个金字塔，那么希腊那上千位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数学家、科学家等就是一块块砖石，希波战争的后果就是这些群星没有被波斯的世界之王的一人光辉所掩埋，否则，我们今天就只能看到一个十分伟大的波斯之王，而见不到众多的雅典群星了。希腊之所以被后世不断地称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腊留下了很多著作，正是这些著作记录了希腊人的历史和思想，而这些著作本身也是光辉的成就。
古希腊的哲学书很多，至少有上百册，灿烂到了耀眼的程度，诸如《对话录》、《理想国》等这一类书很多，这是希腊文化中最璀璨的那颗钻石。
希罗多德的《历史》可以说是西方历史学的鼻祖，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这本书更注重综合叙述，对考据比较轻视。其实，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这与严肃的史书不同，甚至有点像是地理游记。在这本书中充满了神话、传说、传言、民间故事、王室逸事、地方风俗习惯等，而且，这本书中的资料也有许多没有经过考证，应该说是记述了希罗多德本人的所见所闻。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记述了环地中海地区的许多事情，而不仅仅局限于希腊，因此有广阔的视野和公正的评论，并没有因希腊的爱憎而有失偏颇。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比希罗多德的《历史》要严谨的多，材料也非常翔实，而且也是正统的历史记述，完整地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长征记》和撒维利乌斯的《喀提林阴谋》记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在研究希腊历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塔西佗的《编年史》一般被认为是是塔西陀对之所以造成尼禄之后混乱的原因进行的反思的《编年史》无疑是更有现实意义。塔西佗和小普林尼是挚交，都曾担任过执政官，从他们视角来说这些更有政治意义。
凯撒的《高卢战记》显得很枯燥，凯撒的文字非常朴素，有一种罗马人的朴实，更像是作战日志，但这样的书自有其难得的价值。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是一部很成功的帝王传记，对帝王的私生活的描绘引人入胜，宛如罗马绘画中的帝王在画中不知不觉中走动起来，很多东西栩栩如生。在他的笔下，罗马的皇帝们更像是市井人物，比如他们在性方面被描绘的就非常有趣，苏维托尼乌斯不知不觉中就写道凯撒“拜倒在某个男人的长裤之下”，忽然凯撒又被称为“比西尼亚的皇后”；奥古斯都的“眼神很温柔”；提比略“强奸了那个男孩和他的兄弟”；卡里古拉的“名字来源是军营中用的小靴子”等等。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也是一部人物传记，这本书最成功之处就是普鲁塔克对每一个人物的成功与失败都分析的丝丝入扣、头头是道，仿佛分析一个精密的钟表，会让人觉得人生丝毫不能有失误，否则就会错乱。
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是一部难得思想录，马可·奥勒留时代的罗马正是安东尼王朝时期，是罗马的黄金时代，这时候的沉思仿佛黄昏金黄色的阳光下一个国王静静的思考，“人啊，你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的一个公民，5年（或者3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暴君也没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国家中打发走，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那么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它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可是我还没演完5幕呢，而只演了3幕’——你说的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剧了，因为怎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这决定于那个先前曾是构成这个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都不是，那么满意的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马可·奥勒本人的人生也正如这段话所说。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达到了黄金期的顶点，在他的最后时期，雅典与斯巴达开战，开始了两雄争霸的时代，开战后不久，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的雅典将士发表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论述了雅典究竟是怎样伟大的：
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喜悦。我们不羡慕邻国的法律，因为我们的政体是其他国家的楷模，而且是雅典的独创。我们这个政体叫做民主政体。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无论何人，只要为祖国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碍地从默默无闻到步步荣升。我们可以畅通无阻地从一个职位走向另一个职位；我们无所顾忌地共享亲密无间的日常生活；我们既不会为邻人的我行我素而烦恼，也不会面露不豫之色——这有伤和气，却无补于事。这祥，我们一方面自由而善意地与人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敢以任何理由触犯公益，因为我们遵从法庭和法律，特别是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以及那些虽未成文，但违反了即为耻辱的法律。另外，为了陶冶身心，我国法律还规定了十分频繁的节假日。赛会和祭祀终年不断。届时美不胜收，蔚为大观，欢愉的气氛驱散了忧郁。我们的雅典如此伟大，致使宇内各地的产品云集于此。这些精美产品和国内产品一样，给雅典人带来了习以为常的乐趣。
我们在军事政策上也胜过敌人，我们的方针与敌人的方针截然不同。雅典向世界敞开大门。我们并不担心敌人会窥得那些从不隐藏的秘密，使我们蒙受损失，也从不以此为由，把前来寻求进步和猎奇的外国人驱逐出境。比较而言，我们不大依靠战备和谋略，而是信赖公民们与生俱来的爱国热忱和行动。在教育方面，某些国家的人从小就要接受严酷的训练，以便在成年后承受辛劳；我们雅典人的生活尽管温文尔雅，却能象他们一样勇敢地面对任何战争危险。
在生活方式上，我们既文雅，又简朴，既培育着哲理，又不至于削弱思考。我们以乐善好施而非自我吹嘘来显示自己的富有，承认贫困并不可耻，无力摆脱贫困才确实可耻。我们既关心个人事务，又关心国家大事；即便那些为生活而奔忙的人，也不乏足够的参政能力。因为唯独雅典人才认为，不参与国事乃平庸之辈，而不止是懒汉。我们能作出最准确的判断，并善于捕捉事情的隐患。我们不认为言论会妨碍行动，而认为在未经辩论并充分作好准备之前，不应贸然行动。这是雅典人与众不同的优点：行动时我们勇气百倍，行动前却要就各项措施的利弊展开辩论。有些人的勇气来自无知，深思熟虑后却成了懦夫。毫无疑问，那些深知战争的灾患与和平的甜美，因而能临危不惧的人，才称得上具有最伟大的灵魂。
我们在行善方面也与众多的民族不同。我们不是靠接受承诺，而是靠承担义务来维护友谊。根据感恩图报之常理，施惠人对受惠人拥有优势；后者由于欠了前者的情，不得不扮演比较乏味的角色，他觉得报答之举不过是一种偿还，而不是一项义务。只有雅典人才极度乐善好施，但不是出于私利，而是纯属慷慨。综述未尽之言，我只想加上一句：我们雅典总的来说是希腊的学校，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资格走向沸腾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最优雅的言行举止和最迅速的办事作风。
至于你们这些幸存者，你们可以为改善命运而祈祷，但也应把保持这种英勇抗敌的精神和激情视为己任。不要仅凭高谈阔论来判定这样做的利弊。因为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都能把众所周知的道理和奋勇抗敌的益处诉说一遍。你们要把祖国日益壮大的景象系在心上，并为之着迷。等你们真正领悟到了雅典的伟大，你们再扪心自问，雅典之伟大乃是由那些刚毅不拔，深知己任，在战斗中时刻有着荣誉感的将士们缔造的。一但他们的努力不能成功，需要他们以大无畏气概来报效祖国，他们不认为这是耻辱，因而作出了最崇高的奉献。他们就这样为国捐躯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将千古流芳。他们的陵墓将永放光华，因为这不仅是安葬英灵的墓穴，而且是铭刻英名的丰碑。无论何时，只要谈到荣誉或实践荣誉，人们就会提到他们，他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