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近千年间，我国的历史经历了“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民族大动荡、大变迁，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大发展的时期，在频繁的战乱中，涌现出了许多能征善战的杰出将帅，军事理论上继承了先秦的军事心理思想精华，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富有特色的军事心理思想，军事典籍颇丰。
吸收和消化前代军事理论的精华是这一时期兵家管理心理思想的第一特征。曹操的《〈孙子兵法〉注》就是很著名的一部解读《孙子兵法》、阐述自己军事思想的著作，其他如诸葛亮的《将苑》、《便宜十六策》，黄石公的《三略》，托名吕尚而流行于这一时期的《六韬》等著作中，都明显地继承了先秦兵家的诸多思想观点。《战国策》更是从史实和理论两个方面继承和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管理心理思想。第二特征是理论开始精细化，管理思想由宏观开始走向微观，讨论了许多具体的战术心理思想，对人员的心理品质有了细致的认识和分类。第三特征是提出关于人才的战略心理思想，人员甄选的理论有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验八征”、“择六守”的心理测评思想。
一、目标管理心理思想
自从《孙子兵法》确立了“全胜而非战”的兵家最高管理目标，先秦之后的军事家们都继承了这一思想，但在理论阐述的侧重点和实现的方法、途径等方面有所不同。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民族经历了东西汉较长时期的统一和安定，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社会也因此而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兵家对战争的认识因而具有了某些时代特征，他们开始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出发点思考问题，大都产生了“爱民安国”的战略心理思想，并进一步阐明了和平和安定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由此而产生了这一时期的兵家的四条目标管理原则。
（一）合于天道，诛暴讨乱
《六韬》中指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还说想夺取天下的人是不能够像野兽一样争夺撕抢的，那样天下所有人都会来与之争夺；而只有同舟共济，与天下人或天下大多数人同利同害，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三略》中认为：“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即古代圣王用兵只是为了剿灭暴乱，而不是喜好战事。“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认识到战争是不祥之物，与天道相悖，只有不得已才使用它。如果人的行为符合这个天道——不轻易用兵发动战争，就能够如鱼得水，否则就会失水而死。所以有远见的人都惧怕违背这个天道。这里强调了用兵作战是有害的，绝不能轻易发动。当然，军队和战争也是不可不用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合于天道非用不可的时候，才让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取得彻底的胜利。
（二）文武并举，人心思归
诸葛亮指出：“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备……”治理军队是为了管理国家的边境，拯救重大的灾变，征讨叛逆，以确保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因此，国家不仅要有政治文化而且必须要有军队。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任何有血性的动物都会有锋利的爪牙，高兴的时候就一起玩耍，愤怒的时候就相互搏击；而人没有锋利的爪牙，所以用兵革器械来保护自己，用军队来保护国家。治理好军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要与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一致。所以要求能够扶危、除忧、救灾、恩泽天下百姓，正如《三略》中指出的：“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只有这样才能据安、享乐、获福、人心思归。这非常生动地阐明了军队战无不胜的先决条件是文武并举，众望所归。
（三）民心所向，全胜所至
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性的影响。诸葛亮也强调民心的重要，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用兵之妙在于心战，心战的目的和手段主要是要得民心。诸葛亮为了收复蜀汉南疆的少数民族，采用著名的“七擒七纵”战术，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战略心理思想的具体运用，使蜀汉的南疆获得了永久的安宁。这种战略心理思想要求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要先了解分析民情，然后才能进行决策。它要求：“故凡举事，必审民心然后可举。”就是要求战略决策必须依据民众的意向，遵循天理公道，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取得最后的完全彻底的胜利。这一思想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兵家十分重视军队在敌方领地内作战、生存、取胜的心理条件。
（四）安国爱民，义兵必胜
“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是兵家追求的理想结果，是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发展，这只有“兴义兵”才能实现。黄石公《三略》中说：“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以符合天道、正义的军队去攻克违背天道、非正义的敌人，就像江河决堤浇灭野火，像在悬崖上挤落摇摇欲坠的人一样容易，获胜是必然的。而如何才能做到“兴义兵”，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呢？这个时代的兵家认为这必须贯彻“爱民”思想，否则难以达到目的。《六韬·文韬》中指出：“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爱民之道”是这一时期兵家的治军之道，也是治国之道，是实现“安国安民”的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
另外，这一时期的兵家还强调发动战争之时，对内要统一思想，对外要分化瓦解敌人。“举事用兵”之前要首先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通过心理战来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样就能做到兵未发，而胜局已定。这是因为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为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然而，战争的危害是巨大的，战争的危险是难以预料的，这一时期的兵家开始意识到战略防御的重要性。诸葛亮提出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思想。他写道：“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无备，虽众不可恃也。故曰，有备无患。故三军之行，不可无备也。”如果没有防备，“虽众不可恃”。他还指出“无备”的严重后果：“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意思是说，处在平安时期没有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危机，侵略者来到却不知恐惧，就像燕子在帷幕上筑巢，鱼儿在大锅里游动一样，危在旦夕。
为了实现兵家的最高战略目标，这一时期的军事家着重研究了伐谋伐交的战略战术心理思想。《孙子兵法》中说得很明确，“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谋”、“伐交”主要是在战略、战术上用计取胜，其中有许多巧妙的心理战术。《六韬·文伐》从人的心理特征出发提出了十二种策略，“十二节备，乃成武事”。这些是我国古代较早提出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人才战略战术思想，如果在实践中完全生效，战事就能取得胜利。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投其所好，涣散斗志
利用敌人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弱点，从感情上拉拢敌方的重臣，制造机会，消灭敌人。“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利用敌人所喜好的事情，顺着他的志趣，因势利导，使他产生骄傲的情绪，从而疏忽大意，出现有利于我方的情形，如果能够恰当地利用，就可以消灭敌人，即利用敌人性格中的弱点，寻找机会，击破敌人。“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好节乃定。”用萎靡淫乱的音乐，来分散他的志趣，再赠送他丰厚的珠玉重宝，送给他美人使他沉迷于享乐，消磨其意志，使他失去战斗力。针对敌人的嗜好，因势利导，使其放松警惕。“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用“乱臣”、“美女”、“犬马”等来涣散其意志，扰乱其视听，再根据形势对其进行诱惑，制造出有利于我方的时局，就能够取得成功。
2.贿赂忠臣，离间关系
“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与敌人所宠信的人友善，来分解他的威力。如果宠信之臣怀有二心，朝廷的力量一定衰落，国家一定会面临危机。拉拢对方的重臣，使其心怀二意，不能忠心报效其主子，从而削弱其力量。另外，暗中贿赂，施以恩惠，培养感情，使其内心向着我方，成为内应；或者不努力工作，玩忽职守，造成敌方空虚，即“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和“欲固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再者，先用贵重的器物贿赂他，与之交往谋事，在谋事中使其得到好处，从而产生信任，建立这种长期的信任关系后，最终会对我方有利。“赂以重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这样就可以战胜敌人。
3.招贤纳士，削弱实力
人总是喜欢高官厚禄，而厌恶死亡和责难的，因而可以利用这种心理特征，来收买敌人的豪杰、智士和勇士等人才，即“人臣无不重贵与富，恶死与咎。阴示大尊，而微输重宝，收其豪杰。内积甚厚，而外为乏。阴纳智士，使图其计；纳勇士，使高其气。富贵甚足，而常有繁滋。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充分满足这些高级人才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招贤纳士，挖掘人才，使敌国缺乏各类人才，从而走上穷途末路，危及存亡。显然这就是以人才战略取胜的战术心理思想。
4.轻忠贵佞，扰乱任用
轻视敌国的忠臣，使其失信于国君，而器重其弄臣，并设法使其得宠，这样扰乱敌国的用人政策，从而使我得计。“严其忠臣，而薄其赂，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久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对待敌国派出忠心的使臣，恭敬对待，给他以微薄的供奉，长期羁留，但不与他谈任何事情，使其没有政绩。极力促使敌方改派使臣代替忠臣，并且与之真诚合作，友好相处，敌国的国君如果因此改变用人的态度，那么敌人的用人政策被扰乱了，长期如此，就可以通过“伐交”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5.收罗内奸，培养代理
《六韬·文伐》中提出的网罗代理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收买其朝中大臣，离间其在外的大臣，使敌国有才能的大臣将领成为我方的朋友或代理人。“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另一种是与敌方的下属官员建立信任关系，从而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再在暗中收买他们，到关键的时刻就可以让他们发挥作用。“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如果这两种方法成功，那么敌国的灭亡就好像是命中注定的。
以上这些心理方法如果能够得到巧妙的运用，也就是“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在全面掌握情况的条件下，运用这些战略战术，并能验证预见，就意味着伐谋伐交的成功，再进行讨伐，必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全盘胜利。
二、信息管理与决策心理思想
这一时期的兵家对于战争中的信息管理心理和决策，在继承了前代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操作技巧上阐述得更具体。
《六韬》中认为主上要明，必须收集四面八方的信息，做到无所不知，才能无所不明。“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蔽矣。”这里的天下之目、天下之耳、天下之心，一方面可以看成是要求明君广开言路，听信忠言；另一方面是明君之所以“明”，在于他建立了系统而全面的信息传递渠道，全面管理国内外的各类信息，做到无所不知，“明不蔽矣”。
《三略》中也说：“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即调兵遣将必须首先了解敌情，才能准确地判断决策，抓住有效的战机。需要掌握的信息有粮食贮备、力量强弱、地理气候、政治时局等，捕捉敌方可以被利用的间隙、机会，迅速出击，方可以取胜。
（一）决策原则
全面掌握信息，是进行正确决策的前提。这一时期的兵家提出的信息管理和决策的原则有以下两条：
1.先探后图，避实击虚
及时准确地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分析出敌人的虚实，采取措施，主动出击，是衡量决策是否成功、战争能否得胜的关键因素。这段历史中的兵家不仅深谙《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要旨，重视对军事情报的全面掌握；而且讲究避实击虚，主动出击，以取得胜利。诸葛亮认为：“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先探敌情然后才能有所图谋，而要了解哪些情况呢？“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胜负。”“揣其能”即全面了解敌人将领的指挥能力，敌人军队的作战能力，弄清其长短优劣，从而判断作战获胜的可能性。只有在全面分析敌我情况之后，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利用敌人的空虚和弱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主动出击，才能胜利在握。
诸葛亮根据不同将领的个性特点，提出了具体的心理战术，以有效地挫伤或击败敌人。他指出对于具有不同特点的将领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战胜他们：勇猛而又不怕死的将领，可以激怒使其暴躁；焦急而又反应迅速的将领，可以长期与之周旋；贪婪而又喜好物质利益的将领，可以赠送钱财进行收买；仁义而又不忍心的将领，可以劳累困顿；富有智慧而又胆怯的将领，可以恐吓而使其窘迫；善于使用计谋而又情绪反应缓慢的将领，可以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
另外诸葛亮还有根据敌人将领或国君的不同需要，采取各种不同的心理战术，进行拉拢、瓦解、袭击。他说：窘迫的，设法容纳安抚他；好利的，用物质诱惑他；混乱的，袭击攻取他；卑微的，使他骄横；亲近的，使他分离；强大的，使其弱小；遇到危险的，使其安顿；心有恐惧的，使其快乐；叛变敌人的，使其归顺；有冤屈的，为其申冤；有争强好胜的，使其收敛；有软弱无能的，使其受到安抚；有善于谋划的，使其得到重用；有喜欢进谗言的，使其受到压制；想获得财物的，就给予他。这种战术使强者得到利用或削弱，弱者得到安抚而归顺，各适其所，壮大自我。
2.密不可泄，兵不厌诈
用兵之法，其妙无穷，斗智斗勇，变幻莫测。保守秘密是任何决策能够实施并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和基本原则。《三略》中提出“将谋密，则奸心闭”，将领谋划决策只有机密，才能消除奸诈之心，防止敌人有机可乘。一旦“将谋泄，则军无势”，那么军队作战就没有可乘的有利之机，也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二）信息心理战术
为了保证获得正确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这一时期的兵家还提出了信息心理战的一些方法：
1.“先塞其明”——破坏敌方获取正确信息的途径
《六韬·文韬》中提出：“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毁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啖之以利，养之以味，娱之以乐。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意思是攻打敌国的方法，首先使敌方决策者昏聩蒙蔽，无法了解真实的信息。这可以通过投其所好的战术，麻痹其神经，扰乱视听，使其众叛亲离，远离他的百姓。但只有这些计谋本身不被敌方察觉，才能够奏效。
2.“乱其耳目”——提供虚假信息
诸葛亮论述如何进行水战和夜战时指出的方法，充分阐述了兵不厌诈，提供虚假信息的心理战术。他说：“水战之道，利在舟楫。练习士卒以乘之，多张旗帜以惑之……夜战之道，利在机密，或潜师以冲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乱其耳目，驰而攻之，可以胜矣。”这里的“多张旗帜”、“多火鼓”就是向敌人提供的虚假信息，用来欺骗敌人，“乱其耳目”，使敌人不知我方之虚实，扰乱其军心，动摇其士气。但是，军中这一切战术的有效实施，都要以“机密”为保证。
3.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战略战术成功的保证
“出其不意”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敌方没有考虑到，或一无所知；二是敌人知道情况也来不及做出有效的反应。为确保我方信息和决策意图或方案的安全有效，“神速”是有效的前提保证，而只有做到“神速”，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即《三略》中所说，“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因而要求做到“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在敌人来不及获取真实信息、来不及进行有效设防的前提下，迅速出击，才能稳操胜券。所以只有“神速”，才能“出其不意”。如《六韬》中所说：“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这也是《孙子兵法》“胜已败者”的思想的具体贯彻。
三、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
这一时期的兵家对于人有很深刻的认识，在军队的治理中，特别强调人员的选拔、任用、激励对国家兴亡的影响，其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心理思想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
黄石公《三略》中说：“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者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一个国家如不能够去恶扬善，任用贤能，反而使贤能的人隐藏起来，不肖无能之辈被任用，国家必然大受其害。又指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治理国家主要依靠的是贤士与百姓，应该信任贤士如心腹一般，使用百姓如用自己的四肢一样，管理就会没有什么遗漏。那样做任何事情就能合于天道自然。又说：“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败敌者，众也。”率领军队临机决策的人是将领，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人，是众多的士兵。所以“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只有选拔恰当的优秀人才作为将领，训练纪律严明、秩序整齐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保证国泰民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以《三略》为代表的兵家思想是很重视人的管理与团体绩效之间的关系的。
兵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以治为胜”，如果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管理，军队人数再多也是没有战斗力的。只有将军队训练治理到“万众一心”、“万人如一人”，才可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他们对于治军原则和方法的论述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验八征、择六守的人才测评思想
这一时代的兵家特别重视人员的选拔与招募。《三略》中说：“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英雄”是指人才，是国家的支柱，百姓是国家的基本。只要得到了英雄和百姓，国家的政治就会非常和顺安宁。又说：“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国泰民安，是因为得到了人才；而国破家亡，是因为失去了人才。
诸葛亮的“行兵之要”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务揽英雄之心”。他认识到人才对战争胜负起决定性的影响。他在分析三国时期的复杂局面时指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曹操以少胜多，不仅仅是因为有利的天时发生了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有人才为之谋划。因而他提出治军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招贤募能，广罗天下英雄。得人才、爱人才、用人才，这三者都能切实完成预期的管理目标，就能够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诸葛亮还指出：“故善战者，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沉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善于作战的人能够招募到各种类型的人才来为之效力，这是善战者之所以善战的根本原因。
如何才能够招募到最出色的人才，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的大事。因而能不能用科学可行的方法寻求到合适的人才成为关键。这一时期的军事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验八征、择六守。
《六韬·龙韬》中提出的“验八征”，是指用八种方法来考问、验证人才的心理品质，以决定其是否可用。“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详”，即通过询问的方法了解其详细情况；“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不停地追问使其理屈词穷，来观察其应变能力；“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用间谍暗中观察，来验证其是否忠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用已知晓的事情，再进行询问来考验其品德是否高尚；“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用钱财贿赂来考验其是否清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用女色进行诱惑，看其品性是否贞洁；“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将困难危险的事情告诉他，来观察其是否勇敢；“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使其醉酒，来观察他在醉酒中的姿态，从而判断其为人。这八种人才选拔的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它比较重视心理品质的测量，注重用验实的方法进行，并且能够从不同的环境、状态、任务等方面比较全面地考察验证，对于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必然是很有成效的。
《六韬·文韬》中提出了“慎择六守”的思想：“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即把人放在六种不同的情况下考验，来看其是否具备“仁、义、忠、信、勇、谋”六种品质。它的这种实践检验人才的思想基础是：“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显然这种“慎择六守”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成效的，这种思想观点在实践中的效果是否显著，在实践中可以得到证明。
由于当时缺少科学的数学统计方面论证，验八征、择六守的人才测评思想，虽然已经显示出科学的积极选拔观念，并在实践中获得效益，但是不利于大面积的选拔，而且一旦失误，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种测评理论仍然停留在经验选拔的阶段，但却不失为我国古代人才选拔的宝贵思想。
（二）先仁义后智勇的培训思想
人员选拔之后没有适当的培训，个人的潜能就不会被激发出来，集体也不会产生强大的合力。“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战，是谓弃之。’……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只有通过教育和训练，军队才能产生所向披靡的力量，如果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教育优化，则不可能有坚不可摧的军队。
以治军严明著称的诸葛亮强调：“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有制”就是有节制，“有制之兵”是指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军队，这种军队即使将领无能，也不会被打败；但是如果是没有纪律约束，秩序混乱的军队，即使将领再有能耐，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诸葛亮总结历史的经验说：“孙吴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历史故事，也证明诸葛亮治军法纪严明。但是这种严明的法纪并不是来自于严酷的军法军规，而是来自于平时的教育。诸葛亮的“行兵之要”中有“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就是要对军队进行教育，让军中每个人都深明大义，乐于杀身成仁，然后才能使他们真正的智勇双全，具备“一可当百”的战斗力；如果不训练，则百不能当一，毫无战斗力。这里的训练不仅仅是战斗技能的练习，更重要的是军队义礼的熏陶，遵纪守法、号令一致等习惯的养成训练。
（三）下下为君，赏善罚恶的激励心理思想
《三略》中说：“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世人一般都能够做到尊敬祖先，但很少能做到尊敬下人；尊敬祖先的能够成为亲人，而尊敬下人的人能够成为君子。前者是伦理道德的规范，后者是治军用人的原则。因此，“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礼是士兵的归宿，赏可以使士兵奋勇献身。只要能够恰当施礼行赏，各类人才一定接踵而至，效命沙场。这就是所谓的“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诸葛亮提出了激励用兵的五条原则：一是“尊之以爵，瞻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以功勋和钱财重赏兵士，兵士就会争先；二是“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待之以礼，讲究信誉，兵士就能效命沙场；三是“畜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矣”，不断施恩，持之以恒，就能够令行禁止；四是“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身先士卒，为人楷模，那么士兵就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五是“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有功必赏，不论大小，士兵没有不被鼓舞激励而奋勇杀敌的。《三略》中也同样认为“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从现代观点看来，这一时期的兵家虽然没有深入系统地论述激励心理思想，但是能够既注意物质上满足士兵的需要，又注重精神上满足其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激励心理的规律。
诸葛亮还提出赏罚公平的原则：“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军中赏罚不可不公平，不然就难以服众。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也指出：“宫中府中，具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强调了赏罚必须公平合理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四、领导心理思想
这一时期的兵家关于将领（领导）的心理品质的理论，在继承了《孙子兵法》中的“智、信、仁、勇”的基础上，则开始强调“忠”这一品德，并认为将军发挥作用关键是在立威立德，杜绝不良品性。同时还指出将领存在个性差异，应该根据其不同的个性特点，而给以不同的任用。所以这一时期的兵家关于领导心理方面的论述颇丰，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一）忠心不二，事君报国
《三略》中提出理想的将领应该是具备五种才能的人，这五种才能是勇、智、仁、信、忠，这五种才能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特征，所谓“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显然，这种思想继承了《孙子兵法》中提出“五德”——“智、信、仁、勇、严”，但又略有不同：孙武将“智”放在第一位，强调斗智是将帅第一重要的指挥才能，否则不能应付战场复杂多变的情况；《三略》将“勇”放在第一位，强调将军要勇敢坚定，才能决胜沙场。孙武则提出“严”，认为纪律严明是将领的不可缺少的优秀品德；《三略》强调“忠”，认为忠心不二是优秀将领不可缺少的品德。作为身负国家重任的将领，对其国其君“忠心不二”的品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关系到优秀的将领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另外，这一时期还特别强调将领的“义、智、勇”，把“义、智、勇”作为用兵作战的根本，看成是优秀将领心理品质的核心内容，要求“义”即兴义兵，以团结多数，孤立敌人，瓦解敌人；“智”即运用智慧能够预料未来，因势因时而变化；“勇”即果断决策，指挥军队，鼓舞士气，勇往直前，如风雨雷电，势不可挡。
（二）树威立德，常胜不败
这一时期的兵家认为将领树威立德是最为重要的，为将者不可以无威无德。《三略》中说：“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就是说国君不可以无威无德，无德臣子就会叛变；无威就会丧失权谋。大臣也不可以无德无威，大臣无德就不能忠心侍奉国君，无威国家就会软弱，但威望大得太过分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可以说如果一国之君或一军之将无德无威，就难以成为出色的统帅，只有立威立德，才能成为常胜不败的领袖。
当然影响将领的德与威有多种因素，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号令严明有信，士卒用命不违。《三略》中说：“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赏罚公正廉明，举贤任能得体。《三略》中说：“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畏震。”将领的威信不仅在自己的军中，更重要的是在敌军中也赢得威信，才是最有价值的。赏罚公正廉明是将领树立威信的基本方法，举贤任能得体是将领治军指挥的基本能力，两者并举才能成为威震敌胆的常胜将军。军队疲惫松散，将领威望不立。“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对于疲惫松散的军队，不能及时进行整治，将领无法确立在军中的威望，则士卒就不能遵守刑法，队伍就会散乱，士兵就会逃亡，敌人就有机可乘，如此军队必然崩溃。
（三）扬“五强五善”，去“八恶八弊”
《三略》和诸葛亮的《将苑》中都对将领的心理品质的优劣和危害做了概括总结，有许多共同的思想。《三略》中说：“将能清，能净；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入，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这里从个性、品质、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将领的全面能力和素质要求。同时也指出了将领的不良品性及其危害，它说：“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不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好不禁；内顾，则士卒淫。”这里共列举出八种不良的品性，并且指出这八种恶劣品性，将领只要占有一种，就不能使众人信服，占有两种就不能成为将士效法的榜样，占有三种则下属逃散，占有四种则祸害国家。它还指出将领四种不良心理品性给指挥作战所带来的危害，“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即将军如果没有深谋远虑，谋士就会离他远去；如果不够勇敢，兵士也会胆怯恐惧；如果行为轻率，军队就不够严整；如果随便迁怒别人，全军都会感到害怕。如此必然动摇军心，不战自败。
诸葛亮对将领的心理品质的优劣研究得更细，认为将领应该有“五强五善”。“五强”即“高节可以厉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即品格高尚、尊老爱幼、仁义守信、深思熟虑、执著追求五种个性。“五善”即“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即全面了解敌情、能够科学决策、掌握国家实情、懂得气候民情、懂得地形地势五种技能。并且要求将领要去除“八恶八弊”。“八恶”就是指：“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意思是谋划不能判断是非，对待贤良之士不能以礼相待，政治上不能赏罚公正廉明，富裕不能接济穷困和灾变，智慧不能防患于未然，思虑不足以防微杜渐，用人不能推举贤能，战败不能做到无非议和怨恨。“八弊”指：“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这些“八恶八弊”，将领如果不能摒弃，将对军队和国家造成危害。
诸葛亮的观点和《三略》中的思想有其共同特征，对将领的心理品质提出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标准，既有人格品性方面的要求，也有基本能力和技巧方面的标准。尤其都对将领的心理品质的弱点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阐述，比前代将领心理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
（四）将有九类，各司其职
诸葛亮《将苑》中认为“将材有九”，对不同类别的将领应该给以不同的任用。
这里诸葛亮把将领分成九类，这九种将领都具有不同的个性和能力特征。另外，诸葛亮还对各级将领所具备的不同心理素质作了归类和概括，如十夫之将应该“察其奸，伺其祸，为众所服”；百夫之将应该“夙兴夜寐，言词密察”；千夫之将应该“外貌恒恒，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十万人之将是“进贤进能，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闭于理乱”；天下之将是：“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家室。”对于这些不同的将领应能够根据其各自的特征，进行不同的任用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护国强兵，利国利民。诸葛亮对将领的认识更加注重其个性差异、能力差异，从而提出给以不同的任用，这更利于充分发挥将领的聪明才智，显然这种领导任用思想比前代的理论更加符合科学。
五、时间与环境管理心理思想
在时间管理心理方面，这一时期的兵家继承前代提出的“兵情主速”的思想，认为军事行动应该迅速及时才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此外，没有提出其他的关于时间管理的新观点。
在环境管理上，这一时期的兵家注重战地的环境适应，认为进入敌境作战，要防止尴尬局面的出现，就必须全面地了解有关环境的信息，以便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避免不利的因素，这样才能使敌人无机可乘，保证我军不会陷入困境。《六韬》中在谈深入敌国之境作战时说：“凡深入敌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势，务求便利，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谨守关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则我军坚固，敌人不能绝我粮道，又不能越我前后。”意思是在进入敌人境内的时候，应该充分利用山林、险阻、水泉和林木作为保护自己的屏障，保守好关口和要道，再充分了解城邑和丘墓等地形特征，使我方能够进退自如，攻守兼顾，从而确立了不败的先决条件。诸葛亮在《隆中对》阐述三国鼎立的局面时，就充分分析了川西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际环境，为刘备建立蜀汉奠定了基础。
在进行环境管理的时候，还要注意因复杂地形而突然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六韬》中说：“处山之左，急备山之右；处山之右，急备山之左。”那么如何防备呢？它也有所设想：“以武冲为前后，列其强弩，另行阵皆固。衢道谷口，以武冲绝之。高置旌旗，是谓军城。”即在这种情况下要以军中的轻捷勇猛的军队作为前后军，再加上强弓劲弩，确保行阵的稳固；或以这样的军队守住关口要道，再高举旗帜来迷惑敌人，这样可以防患于未然。所以这里强调的是在敌人境内作战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对军队的影响，才能做到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