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之家使用的教育体系实际上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假如人们认为我和正常儿童相处所得的经验相对短暂，那么此经验建立在以往对非正常儿童的教育经验基础之上，因此也代表着一段相当长期的思想。
假如我们想开发出科学的教育体系，就必须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教师们必须接受专业培训，同时而学校也必须进行转变。假如教师们都接受了观察与实验的培训，那他们必须在学校里执行这些活动。
因此，科学教育体系的基本需求是有一个能允许儿童自由发展个性的学校。
如果某种教育体系是基于对学生个体的研究，那么其研究方式应该是对行动自由的儿童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不是对一个受压制的学生进行观察和研究。
在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帮助下，在一个人应试教育为主的学校里，开发新型教育方法，是最愚蠢的想法。
每个领域的实验科学，都是由使用自己独特的方法中发展而来。细菌学起源于分离并培育微生物。犯罪学、医学和教育学也都分别在不同类型的个体上使用过最初的人体测量方法，如在罪犯上、精神病人、医院里的临床病人、学生身上等。实验心理学在开始阶段就要指出执行实验的精确技术。
一般来说，定义实验方法和技术非常重要，只需在进行特殊使用之后，静待实验结果即可。这种调研方法的前提是，必须不对结果进行预先设想。例如，倘若我们希望科学地研究儿童智力与骨骼发育是否相关，就必须将头部被测量过的学生智力高低的问题搁置一边。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这样，先入为主的概念——如大部分聪明孩子都有发育良好的头部，就不会不由自主地进入研究结果中。
人们在进行实验时，必须排除自我的偏见，甚至特殊的文化背景及其衍生物。
因此，假如我们希望进行教育实验，就不能依靠同类科学，而应该完全解放思想，这样才能无碍于寻找教育专业方面的确切真理。
同时，有关儿童心理学方面的有形概念还不能作为开始，而应以解放儿童的项目计划为起点，这样才能通过观察同龄人的反应，获得真正科学的儿童心理认知。这个项目中也完全有可能隐藏着我们需要的巨大惊喜。
我们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一种特殊的实验教育方式，不能再受雇于其他的实验科学。如果科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与卫生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相结合，而且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三门科学中使用的技术方法，那么其实践过程也会局限于个体受教育的细节研究上。这些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教育方法很相似，但是又不相同，因此它们只能起到一个从属于教育的辅助作用。
这种特殊研究与实验教育中使用的方法密切相关，也是我在学校中与诸多幼童共处的个人体验成果。
实际上，我提出的教育方法仅仅是对新教育体系的一个简单介绍。我曾经在3—6岁儿童中使用过这种方法，但我相信，从他们身上已获得的惊人成就，将会激励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努力下去。
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虽然这个教育体系还不十分完整，但足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它已经被实践证明有利于在校幼儿及一年级学生的发展。
如果说目前的成就是我工作两年的实践结果，或许还不十分准确。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近期努力准备表达的一切内容。
儿童之家使用的教育体系实际上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假如人们认为我和正常儿童相处所得的经验相对短暂，那么此经验建立在以往对非正常儿童的教育经验基础之上，因此也代表着一段相当长期的思想。
大概10年前，我还在罗马大学附属精神病院做实习医生时，趁机参观了精神病院，研究被选为该科目临床指导的病人。正因此，我才开始对研究智力发育缓慢的儿童产生兴趣，因为他们也被收容在同一个医院里面。这段时期，大部分医生都对治疗甲状腺疾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更使智障儿童研究让我着迷。
在彻底完成实习医生的任务之后，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儿童疾病的研究中。
通过关心智力发育缓慢儿童，我才开始了解由爱德华.赛甘发明的不幸儿童特殊教育方法，而且，针对各种不同缺陷——如耳聋、瘫痪、痴呆、软骨症等病人，进行的教育治疗方法，让我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在当时成为医学界的一种流行趋势。反复沉思这些问题之后，我得出了实践结论——确信教育必须与治愈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紧密结合，并且还需要特别强调物理治疗的应用。
在这方面，我与其他同事意见相左。出于本能，我认为导致智力匮乏的原因应是教育问题，而非医学问题。在不同会议上，大家都提倡用医学教学的方法来治疗和教育有缺陷儿童，但是，在1898年意大利都灵举行的教育大会上，我提出对这类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让听众产生了共鸣，因为由医生传递给小学教师这种观念，就像闪电一样很快激发了大众的兴趣。
实际上，我的老师奇多.佩斯利博士当时任教育部长，他邀请我为罗马残障儿童教师们做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被提交到培训智力发育缓慢儿童教师的国家机构，我对他们进行了两年多的指导。
与此机构相关的是一类外来学生，他们由于智力发育迟钝，被各小学当作不可再造的弱智者。随后，在一个慈善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一所专门的教育机构，除外来学生之外，还吸收了至今仍居住在罗马精神病院里的智障儿童。
在学校同仁的协助下，我用两年时间为罗马地区的教师准备了一套针对智障儿的“特殊观察法”及教育法。但这并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我在去伦敦和巴黎研究了智力缺陷儿童的第一手教育资料后，开始着手亲自教导那些孩子，并且指导学校里其他老师的工作。
我不但是一个小学老师，还和孩子们共同生活，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不间断地进行教育指导。这两年时间，实际上是我第一次，也是真正不辱教师之名的一段时期。
从1898～1900年，在致力于智障儿童教育工作之初，我感到自己使用的教育方法不仅对智力缺陷儿童有帮助，而且它包含的教育原则比当今正使用的方法更合理，特别是它对智力发育迟缓的儿童都能适用。在离开智障儿童学校之后，这个观念越来越强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地，我开始确信，在正常儿童中使用这个方法，将在其个性发展上获得更令人惊讶的成果。
随后，我开始彻底研究所谓的“治疗教育”，并且决定在已经建立的原则的基础上研究正常儿童的教育。于是，我再次进入大学，开始研究哲学。我带着深深的信念奋发向上，尽管不知是否能够检验我确信的真理，但是为继续进行这项研究，我放弃了所有工作。似乎，我生就带着这个未知的特殊使命。
被用于智障儿童教育的方法，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已在某个医生的著作中被提出来了，他是当今我们熟知的“耳科学”中某一分支的奠基者——伊塔，主要致力于耳科疾病的研究，其作品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是第一个提出系统指导听觉发育的人。他在法国由佩雷尔创建的聋哑人机构从事该工作，并成功地帮助半聋哑患者恢复了听觉。随后，他又对一个被称为“阿韦龙丛林中的野孩子”的痴呆男孩进行了8年的精心治疗，将已被成功应用于聋哑患者治疗的教育方法推广至所有感官治疗中。伊塔曾经是比奈的学生，他用在医院里观察病人的方式来观察学生，尤其是对遭受神经紊乱痛苦的病人使用的观察方式，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教师。
伊塔的教育工作非常有趣，他详细描述了为教育作出的贡献和体验。任何一个当代人读起来，都不得不承认这才是实验教育的最初尝试。
事实上，从科学研究中，他得出了一系列练习方法，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补救人们处于低劣状态的缺陷，从而修正个性。伊塔已经成功地使半聋哑儿童恢复了听说能力，否则，他们只能停留在聋哑状态，并且将永远成为残疾人。实际上，这与对一个人进行简单研究以及通过实验心理学测试进行指导完全不同。后者只是提供了尊重一个人实际智力方面的信息，并没有纠正作用，也没有对教育方法产生任何影响。另一方面，人们使用的科学技术成了一种指导方式，并且教育方式本身也被改变了。
因此，伊塔应该被看做科学教育的先驱。这个称号并不真正属于冯特或比奈，他们是生理心理学的奠基者，伊塔的成就才应该真正被应用于学校教育。
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基本点。在瑞士，裴斯塔洛齐是新教育体系的鼻祖。但是在大约50年后，费希纳和冯特才在德国创建了实验心理学。这两种趋势在不同的学校里生长繁衍。学术教导的旧体系继续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但同时对学生进行了智力测验。然而，这对教育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正好相反，伊塔早期进行的实验才是科学教育的真正开始，既能更正教育方法，又能完善学生本身。不过，由于它起源于对有缺陷儿童的治疗，故教育界并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
完善有缺陷儿童教育体制的人，其实应该是爱德华.赛甘。他最初是一个教师，随后又成了一个医生。他以伊塔的经验为起点，在巴黎皮嘉勒区一个收留来自精神病院的残障儿童的小学里进行治疗，10年内修订并完善了这个教育方法。
在1846年于巴黎出版的一本长达600多页的著作——《有关道德、卫生学的智障儿教育论》中，他初次提出了这个方法。
不久，赛甘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他创建了很多有缺陷儿童机构，二十多年后，经验丰富的赛甘于1866年在纽约出版了《智障儿及生理学医疗法》这本书，明确提出他称之为“生理法教育”的独特方法及经验。他删除了早期曾经使用过的关于治疗痴呆儿童的内容，似乎对他们来说有点特别，但现在提到痴呆一词，已被当成了“一种生理方法”。如果我们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教育总是以心理学为基础，而且冯特认为生理心理学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必须要怀疑生理方法与“生理心理学”是否有某种联系。
当我还在精神病院做助理时，就已经带着浓厚的兴趣阅读过赛甘的著作了。
虽然伯恩维尔在解决教育学的一个特殊问题时曾经引用过这本书，可我却无法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里找到赛甘于20年后在纽约出版的英语版新书。更让我吃惊的是，伯恩维尔曾经说他知道在巴黎能找到这本书，可我一点线索也没找到，似乎这本书还没有被传到欧洲。不过，我仍然希望能在伦敦找到一本。最后终于发现，无论是公立图书馆，还是私立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我非常想得到它，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几乎造访了英国所有对智障教育有兴趣或任职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医师，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虽然已经有英文版面世，可这本书即使在英国也鲜为人知，这一事实让我确信，赛甘的教育体系还未被大众理解。虽然赛甘经常在作品中引用智障儿的治疗方法，但其中介绍的教育原则完全不同于赛甘本人使用的方法。所有应用于正常儿童的教育方法，几乎与引导有缺陷儿童的方法完全一致。这种现象在德国尤其普遍。有一个德国朋友来协助我的研究工作，他曾经提出可以找到一些特殊的教育材料，但被保存在一个与智障儿童学校有关系的博物馆里，很少有人看。德国人并不接受这种把发育迟缓儿童使用的方法转用到正常儿童身上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方法在德国比在我们国家更客观。
我在比赛特的研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那里，我看到人们更喜欢用赛甘的仪器设备，而不是他的理论体系，不过，法语课本中倒是向教师们做了介绍。
教育完全是机械化的，所有的老师都在照本宣科。然而，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虽然赛甘宣称其方法在教育痴呆儿童时非常实用但还是有执行上的错误，我仍然注意到各地人们对新提议和新经验的渴望实际上永远也得不到满足。
这次失败的原因很容易理解。每个人都相信，有缺陷儿童——即生理发育不够好的人，若接受和正常儿童一样的教育，需要更长的时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教育体系已经浮出水面，更不用说能够将有缺陷儿童的教育提升到更健康的水平了。他们甚至还不明白，能够提升有缺陷儿童发育水平的教育方法，同样也能适用于那些正常孩子。
在此之后的两年里，我继续在罗马教育那些有缺陷儿童，以此丰富自己的经验。我按照赛甘书中的提议去做，同时也发现了伊塔令人钦佩的经验才是真正的财富。除此之外，在这些权威人士的引导下，我也积累起了许多自制的教育工具。
这些教具是我独创的，从未在其他教育机构见过，对任何一个会使用它们的人来说，都有强大的辅助作用，但如果单纯放到有缺陷儿童的手里任其玩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现在开始理解教师们之所以气馁并放弃自己的教育方法的原因了。他们偏颇地认为，要把自己放到被教育者的水平上，而这却让他们陷入了一种常规的冷漠之中。他们了解自己正在教育缺乏天赋的儿童，因此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同样的现象也会发生在幼儿教师身上，他们也认为一个幼儿教师必须要通过游戏和傻瓜一样的对话，将自己放低到幼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