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双面帝王: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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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飞鸟尽,良弓藏

胡惟庸的野心

杨宪死了,刘基死了,浙东集团在一夜之间几乎毁灭。而与之相反的是,淮西集团一夜之间强盛到了顶峰。

当然,胡惟庸把刘基突然“猝死”的责任找了个替死鬼。这个人便是汪广洋,此时的汪文洋虽是内阁成员,但早已被胡惟庸“剥削”得只剩空架了,毫无实权可言。便是这样,胡惟庸非但不念旧恩,而是仇报。以“莫须有”的罪名挂到了他身上。结果可想而知,尽管毒杀刘基是经过朱元璋的纵容和默许的,但黑锅总要有人来背的,既然胡惟庸找了个替死鬼,朱元璋也就顺水推舟了。毕竟,一代军师刘基的死还是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结果可怜的汪广洋先是被朱元璋找了个“渎职”的借口摘去了乌纱帽,然后“流放”到广南,最后,在半路还是没有逃脱被斩杀的命运。

毒死了刘伯温,斩杀了汪广洋,胡惟庸高兴了,他坐拥丞相之位,手握大权,可以高枕无忧了。人一高兴就容易忘形,胡惟庸不愧为李善长的弟子,不但学会了他的心狠手辣,就连这得意忘形也学得一点儿不差。接下来,胡惟庸好像皇帝他二大爷似的,走起路来趾高气扬,只看天,不看地。在政务方面,他越发大刀阔斧,独断专行,脾气也越来越大,动不动就骂人,简直比朱元璋还有魄力。所有官员的上疏奏事,都必须他先审阅,说自己坏话的当然得全部扣留。同时,他还找到一条发财之路,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据史书记载:胡惟庸“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当然,胡惟庸并不是没有想到“东窗事发”的那一天,有时候想起朱元璋那张阴森的驴脸,就会吓得出一身冷汗。但胡惟庸毕竟是胡惟庸,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全方位地结党营私,大面积地建立关系户,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就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法不责众,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于是,在这个精神指导下,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一批重臣都成了他的“人民群众”,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

自作孽不可活。胡惟庸的所作所为,自然逃不脱朱元璋的法眼。对此,朱元璋很悲哀。这比得知刘基的死更悲哀。这是发自内心的悲哀,他知道自己的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如果不是心魔作怪也不会听信了胡惟庸的话而毒杀了刘基,也不会如此放纵胡惟庸,胡惟庸也不至于猖獗至此。

最终,朱元璋决定对胡惟庸表示不满。我们都知道,朱元璋一旦对重臣不满时,就会找其谈心,或是找与之相关的人谈论。对李善长不满时,朱元璋找了刘基商谈,对刘基不满时,他找了胡惟庸谈,最后在下手前,还找了刘基本人谈。这个时候,对胡惟庸极为不满的朱元璋同样找了一个人谈心。这个人便是他视为左膀右臂的战神徐达。

考虑到和徐达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一次朱元璋没有选择密室谈,而是选择徐达过生日这一天。因为不是大生日,徐达也没有办酒宴之类的,但朱元璋却不请自来,不但来了,而且还是偷偷摸摸地、不动声色地来了。他一个随从也没有带,而是带一坛美酒。自从当上皇上,过去那种驰骋沙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对朱元璋来说已经不会再有了。所以每当想起当年的开心事,他都要找这几个哥们儿喝上几杯。只有这时当皇上的他又仿佛回到了当年,难得一身轻松。

两人把酒言欢,好不快乐。然而,酒过三巡,朱元璋突然问道:“你觉得胡惟庸这个人怎么样啊?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丞相啊?”

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不喜欢胡惟庸的拉帮结派,也不喜欢朝廷的乌烟瘴气,因而早就对胡惟庸出奇地愤怒了。他深恶其奸,于是来了个实话实说:“回皇上,胡惟庸不但不合格,反而很过分。比起当年李善长的骄横自大有过之而无不及。”接着他把胡惟庸的劣行陈述了一番。

朱元璋听了,心里一直往下沉,但脸上却不动声色,而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徐达啊,你只管带兵打仗就行了。不想打了就停下来,把兵交给你的侄子们。也该让他们锻炼一下了,你顺便也好好歇歇。”

“皇上,臣有幸能活到今天已别无所求,只是怕胡惟庸这厮坏了我们辛苦得来的江山啊!”徐达说着,突然双眼变得通红,一是因为激动,二是因为悲愤。

“你就不要再说了,咱心里有数。”说罢朱元璋悻悻而去。

其实朱元璋始终打着自己的算盘呢。胡惟庸虽然霸道,但他只不过是自己利用的工具而已。一方面胡惟庸上台极力打击浙东派,另一方面,作为淮西人,胡惟庸拉拢自己的小圈子,也分裂了淮西派。他朱元璋不是不想杀胡惟庸,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胡惟庸不知从哪里得知徐达在皇上面前说了自己坏话,(看来胡惟庸不是白混的啊,哪里都有自己的耳目)对徐达嫉恨在心,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了徐达的主意,想除之而后快。

于是,一场好戏上演了,胡惟庸PK徐达。

树倒猢狲散

这场朝中最牛文武大臣的PK开始后,以“武”著称的徐达却大显君子风范,停留在“文”上——动嘴。而以“文”闻名的胡惟庸却大显英雄气概,大力倡“武”上——动手。他决定从徐府内部下手,物色的“枪手”是徐府的门客福寿,诱饵是:重金。目标:杀死徐达。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胡惟庸的观点。他认为他的财物足以打动福寿的心。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这一次却算错了,因为福寿的心不是一般的心,而是铁石心肠。他这铁石心肠是跟随徐达多年在战场上厮杀炼就的,他对徐达只有敬意,没有渎意;只有佩服,没有不服。靠钱财是打动不了他的心的。

因此,他在婉拒胡惟庸好意的同时,马上向徐达进行了汇报。徐达一听,原本忧郁的脸上顿时有了光彩,是啊,他本着君子原则,只停留在动口上,一直羞于对胡惟庸动手,那是因为苦于抓不到胡惟庸的把柄和证据。此时胡惟庸先动手,正好露出了“命门”,给了徐达机会。

接下来的事很简单了,徐达立马带着福寿去见朱元璋。朱元璋在弄清事情原委后,一方面很是佩服胡惟庸(没想到他连徐帅也敢杀),另一方面终于挥起了手中的屠龙刀(他必须给徐达一个交代)。是啊,胡惟庸现在已经成为群僚公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有可能引起更大的乱子。

正当朱元璋瞪大眼睛挑胡惟庸的毛病时,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胡惟庸的儿子在一次前呼后拥的出游中忽然坠马,不幸的是,有一辆违反交通法规的马车正好打身边经过,这样,没有被摔死的胡公子,竟然被马车轧死了。胡惟庸爱子心切,他在悲痛欲绝的情况下,一刀结果了马车夫的性命。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那里,朱元璋命令胡惟庸立即向他解释这件事。胡惟庸早就习惯了飞扬跋扈,他认为,这件事情根本不算什么,大不了给车夫家属一点钱便可了事。于是,他在路上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胸有成竹地来见朱元璋。一见到朱元璋,他马上老泪纵横,哽咽着诉说“老年丧子”的不幸遭遇,然后说自己如何任劳任怨地工作,儿子如何兢兢业业地学习,马车夫撞了人还如何不讲道理,最后说明,根据交管部门的勘查,违反交通规则的是马车夫,自己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杀掉马车夫确实错了,他已经安排自己的家人上门道歉,赔偿损失,并愿意接受皇帝的处分,等等。但朱元璋非常奇怪,面对胡惟庸絮絮叨叨的诉说,一言不发。胡惟庸沉浸在自己的叙述中,还以为朱元璋在默默地倾听他痛苦的心声,好久才发现,朱元璋正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良久,朱元璋终于站起身来,缓缓地走到他的面前,冷冷说道:“你还是丞相呢,难道不知道国家的法律?”然后,转过身走了出去。胡惟庸呆住了,他不相信自己的一世功劳竟然抵不住一个交通法规;他不相信,堂堂大明帝国的丞相竟然要为一个马车夫偿命。他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地看着前方。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胡惟庸五马分尸,夷灭三族。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死党涂节,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在胡惟庸集团中,涂节可以说是核心骨干,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出谋策划,哪样都少不了他。但是,这个亲信一见朱元璋竟然浑身发抖,他眼见胡惟庸风向不对,便识时务者为俊杰,反戈一击,亲自揭发胡惟庸,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别人,然后等着朱元璋主持正义。但朱元璋不想让这两位好友分道扬镳,案发后,老涂也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与胡惟庸共赴黄泉。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不知老涂面对胡惟庸有何感慨。

胡惟庸死后,朱元璋把手中的屠龙刀对准了李善长。这时候,李善长因为建造府邸的缘故向汤和借了三百人使用,汤和不能不借,但心中又不平,就把这事给朱元璋提了一次。朱元璋以多年的经验怀疑其中一定有某种猫腻,就抓住把柄,令人刑讯逼供李善长手下的一个“办事员”丁斌,结果这个丁斌很快就招供了李善长是胡惟庸同盟的证据,还有李善长不举报胡惟庸私通倭寇的旁证。

朱元璋于是下结论了: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然后,把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李善长送上了断头台。

至此,随着胡惟庸和李善长这两根淮西集团的顶梁柱的倒塌,淮西集团很快步浙东集团的后尘成了明日黄花了。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和李善长后,进行了痛定思痛的反思,最后把“罪魁祸首”归功于“丞相”这个职务上。看样子权位重了,是要害死人的啊!于是乎,朱元璋马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该分流的分流,该下岗的下岗,总之,朱元璋不但干了,而且干得很彻底。朱元璋有他的目标和野心,他要一手打造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模式。

恐怖的锦衣卫

朱元璋在广纳英才、设立都察、废除丞相三管齐下后,马上走出第四招:设锦衣卫。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争斗,以两败俱伤结局收场让朱元璋很是震惊,震惊之余,朱元璋撤销了“罪魁祸首”——“丞相”这一职位和中书省机构,还开始了一项令朝野上下闻之毛骨悚然的新发明创作——锦衣卫。

锦衣卫亦即秘密特务组织及刑狱机构。是啊,身世坎坷的朱元璋生性本就多疑,在贵为人主之后,给朝中大臣们这一搅和,更是缺乏安全感,生怕臣下对自己不忠,更担心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与荣华富贵会化为乌有,因而他时时处处充满戒备之心,对臣下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他不仅要求大臣们当面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忠贞不贰,就是出朝回府之后的言行也要在他的监视与掌握之中。为此,朱元璋煞费苦心,派出密探四处巡视,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向他汇报各位大臣的动向。

于是,聪明绝顶的朱元璋决定以锦衣卫来为自己保驾护航。《水东日记》曾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典型地反映了朱元璋手下密探的厉害:大臣钱宰受命编纂《孟子节文》,连日劳作,自感非常疲倦,一日散朝回到家后诗兴突发,成诗一道云:

四鼓咚咚起着衣。

午门朝见尚嫌迟。

何时得遂田园乐。

睡到人间饭熟时。

这本是一篇信笔之作,诗成之后,钱宰也就宽衣歇息了。没想到第二日上早朝时,朱元璋一见钱宰就笑着说:“昨天爱卿作了一首好诗啊,可是寡人没有嫌你上朝‘迟’呀,是不是用‘忧’字更好一些呢?”这一番话说得钱宰心惊肉跳,连忙磕头谢罪,心中暗自庆幸,多亏昨日还没有胡言乱语,否则今天此头就难保了。

朱元璋如果仅仅派亲信四处刺探臣下的隐私,显然还不足以对朝野构成严重威慑。起初。朱元璋任用的亲信密探名曰“检校”,任务是专门负责侦察探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之事,及风闻之事,事无大小,全部上奏。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四月十六日,著名的皇家特务衙门——锦衣卫正式挂牌。所谓“卫”者,皇帝亲军之谓也,但锦衣卫的使命主要不在于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而且专掌不法风闻之事。锦衣卫随驾出行。这些衣着华丽的男人最初只是皇家的仪仗队,日后却慢慢演变为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机构。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这些人虽名为“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皇宫大殿上的桩子。

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的震慑作用。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被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

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大家对这个名词一定很熟悉)。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万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锦衣卫的设立,为愿意充当御用爪牙的臣子提供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不少人因此而受到朱元璋的宠任,如高见贤、夏煜、杨宪和凌悦均以“伺察搏击”驰名一时,就连功高盖世的公侯都惧之三分。而他们却博得了朱元璋的欢心,朱元璋曾得意扬扬说:“唯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这一比喻是十分贴切的,为了保住朱氏社稷,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不惜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用邪恶的方式来遏制群臣。事实证明,锦衣卫确为朱元璋铲除异己、大肆屠戮的得力帮凶。朱元璋大杀功臣,罗织大狱,绝大多数都是锦衣卫的干将承旨而为。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是为了监视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皇帝本人不可能事必躬亲,去认真审理锦衣卫吏员所告发的每一件案情,因而定罪与量刑就完全掌握在锦衣卫官吏之手。朱元璋特别喜欢使用酷刑,锦衣卫官吏在实际运用中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刑之下,求死不得,焉能不诬?因此,锦衣卫就成为这些皇家特工发泄淫威、任意胡为的工具。

锦衣卫的工作职责除了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外,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

相对于杖刑、夹棍等刑罚,厂卫不常使用的几大酷刑可就令世人不寒而栗了,在几大酷刑中,刷洗、油煎、灌毒药、站重枷能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

刷洗:就是将犯人脱光衣服按在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的身上,然后趁热用钉满铁钉的铁刷子在烫过的部位用力刷洗,刷到露出白骨,最后直到犯人死去。

油煎:类似于后来的铁烙铁。将一口平的铁盘烧热后,将人放在上面,不到片刻,就将犯人烧焦了。

灌毒药:特务们灌一次毒药,然后喂一次解毒药,然后再灌另一种毒药,直到将犯人毒死,目的是使犯人尝遍了死的恐怖和痛苦,特务们从旁观赏。

站重枷:明代的这一刑法很特别,戴枷之人必须站立,不准坐卧。枷的重量超过常人体重,最重曾经做过300斤的大枷,给犯人戴上后几天就得活活累死。据明朝野史记载,厂卫杀人的酷刑还有剥皮、铲头会、钩肠等。据说,这些刑罚又要胜过以上所说的几种酷刑。

锦衣卫直接受命于皇帝,其他官员无权干涉他们的所作所为。因此,锦衣卫事实上就有了一把至高无上的保护伞,其飞扬跋扈的程度甚至可以不把三法司放在眼里。但为了遮挡天下人的视听,锦衣卫往往将审理好的结果交给刑部。因此,在当时人眼中,锦衣卫及“诏狱”成为最高的刑法审理机构。“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三法司的职能与权力为皇帝及锦衣卫所剥夺,实际上导致了王朝法制系统的破坏,朝廷法权竟成为锦衣卫官吏胡作非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