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罗曼·罗兰
一 生平与创作
罗曼·罗兰（1866—1944）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世界闻名的反战主义者。罗兰出生于克拉美西城的一个中产者家庭，父亲是公证人，母亲是旧教教徒，爱好音乐。罗兰五六岁时，就从家庭方面受到音乐的熏陶，认识到贝多芬的伟大，这对于他日后思想的形成与才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1882年全家移居巴黎，是年罗兰考入大路易中学，于1886年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学文学，后攻历史。罗兰在青年时代曾受到18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他对巴黎公社表示出崇敬的感情。他还接受了法国民主主义文化的优秀传统，对社会的丑恶现实深恶痛绝。22岁时，罗兰在彷徨和动摇的苦痛中给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诉说自己内心的矛盾。后来得到了一封长达几十页的回信，对他提出的问题予以诚恳剀切的解答。托尔斯泰鼓励他为人类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指出“一切使人们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是恶与丑”。但托尔斯泰使他过分重视道德精神的力量。托尔斯泰在信中还申述了民众艺术的概念，指出“艺术不应为某一特殊阶级之所有物……艺术而不转向民众，则绝无生存之理”。这对罗兰艺术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1889年8月，罗兰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11月被学校派往罗马考察，并采集历史资料。在罗马，他结识了72岁的德国理想主义思想家玛尔维达·冯·梅森柏女士，他们长期通信，探讨问题，罗兰的思想受她影响极大。1895年罗兰完成他的学位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获得博士学位，并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褒奖。1903年至1910年，罗兰在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颓废文学在西欧泛滥开来，这使罗兰感到极大的不安。对社会的责任感，促使罗兰踏上了创作的道路。轰动整个法国的德雷弗斯冤案，促使他拿起笔来。1898年，他用“圣正义”的笔名发表了为德雷弗斯辩护的剧本《群狼》。1900年，罗兰与友人贝吉合办《双周杂志》，旨在“吹起冲锋的号角，向政治的谎言和文明的罪恶进攻”。
罗兰开始文学创作，即以改革法国戏剧自命。他认为戏剧是直接影响群众的最好手段，既可以针砭时弊，又可以鼓励行动。他渴望“为新的社会创造一种新的艺术”，曾与当时法国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一起，酝酿创立“人民戏剧”。按照他的设想，这种戏剧必须“用真正而强有力的、能反映出伟大的集体——人民的生活和能使民族复兴的艺术来对抗巴黎的那些寻求娱乐的富人”。他还认为真正的艺术不能没有英雄和伟大的事物。罗兰在戏剧理论方面的论文，后来汇成了《人民戏剧》一书。
罗兰计划创作一套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12部曲，结果写出了《群狼》（1898）、《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三种（称“革命戏剧”），《圣路易》（1896）、《艾尔特》（1898）、《理性的胜利》（1899）三种（称“信仰悲剧”），和其他一些剧本。但罗曼·罗兰的“人民戏剧”未能获得成功。这使他终于放弃了创立“人民戏剧”的计划而转入小说创作。
20世纪初，罗兰有感于世风日趋颓靡，把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于那些历经坎坷与不幸的伟大人物的精神力量，为此他先后撰写了《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基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甘地传》（1926）等名人传记。在这些传记里，作者歌颂他们敢于正视黑暗现实、鞭挞腐朽社会、渴望自由、主持正义的精神，赞美他们以造福人类为己任，为坚持真理和信仰，追求“真正的艺术”而受苦受难的钢铁般的意志。他还把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和甘地的不抵抗主义看做是挽救世道人心和救治社会的最佳良方。
在创作剧本和撰写名人传记的同时，罗兰埋头于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4—1912）的创作。从1890年开始酝酿、构思，到1912年完成最后一卷，作家创作这部小说共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这部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的十卷巨著，叙写了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的一生，描绘了广阔的社会图景，提出了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的问题，是20世纪初世界文学创作中重大的收获之一。这部小说曾获1913年度法兰西学士院文学奖，并使作者获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继《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后，罗兰为了与20世纪初“垂死的文明”相对照，与克利斯朵夫最终的悲观绝望情绪相对立，写了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13）。这部用拉伯雷式诙谐而轻松的笔调写成的小说，描写了法国文艺复兴末期一个木刻工匠一年中的生活故事，表现了高卢民族健康、乐观、愉快的性格。作家用赞美文艺复兴时代法兰西文化的方式，再次向资产阶级颓废堕落的文化艺术提出批评和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兰痛感人类自相残杀之荒谬与各国当局欺骗人民之可耻，站在反战的立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交战双方，揭露“保卫祖国”的沙文主义口号之虚伪，成为世界闻名的反战主义者。他这时期写的论文，后来收入《在混战之上》（1915）和《先驱者》（1919）两部论文集里。由于反战，罗兰被诬为助敌的无耻之徒而不得不侨居瑞士15年。在这期间，他经常阅读列宁的文章，会见过卢那察尔斯基，“同情这些伟大英雄和他们为自己制定的崇高目标”。
对于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罗兰在《向俄国革命致敬》和《1917》等文章中，表示他的敬意。但他又担心“革命产生仇恨，加深仇恨”，害怕社会主义制度妨碍个人的“精神独立”。1919年，他发表了《精神独立宣言》，签名者有各国知识界领袖和学者百余人。1920年罗兰重返巴黎后发表的小说《格莱昂波》，可以说是对《精神独立宣言》的形象化说明。正直的学者格莱昂波就是坚持“精神独立”的一位“精神思想的传道者和殉难者”。1921年，罗兰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纪律等问题，与巴比塞展开论战。1922年至1930年，罗兰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思想危机，为了寻找出路，曾一度转向甘地的不抵抗主义，但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法西斯主义势力急速抬头，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使他认识到“精神独立”之不可能实现。就在这战争和革命的岁月里，罗兰的思想大大提高了一步。1931年，他发表了自己称之为“忏悔录”的著名文章《向过去告别》，毅然同过去的错误思想决裂。从此，他团结在法国共产党的周围，积极勇敢地参加反对法西斯和保卫和平的政治活动，成为反法西斯运动中杰出的活动家之一。1935年，罗兰访问苏联，与高尔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认为高尔基在思想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为这次访问，他写下了《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和一篇《附记》，但郑重声明书稿“50年内不得发表”。书稿于1989年在苏联以《莫斯科日记》为书名发表。这部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作家在访问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苏联当时的状况，包括对斯大林和高尔基的评价，有褒有贬，有热情的歌颂，也有深刻的忧虑，充分显示了这位自由知识分子的敏感和正直。这本封存五十余年的日记的公开出版，正值苏联解体的前夕，更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在整个战前紧张的年代里，罗兰始终站在正义的人民一边，积极地参与每一桩历史事件。在西班牙内战中，他呼吁世界人民起来捍卫西班牙共和国，并要求法兰西共和国援助为自由而战的西班牙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他和爱因斯坦等人联合发表宣言声援中国；在德国吞并捷克时，又发表了声援捷克的文章。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1922—1933，又译《母与子》），发表了论文集《战斗十五年》和《以革命手段取得和平》（1935），并以正确估价人民力量的历史剧《罗伯斯庇尔》（1939）作为他对一生文学创作的总结。
《欣悦的灵魂》共四卷：《安乃德和西尔薇》（1922）、《夏天》（1924）、《母与子》（1927）、《女预言者》（1933）。小说的情节以女主人公安乃德的一生经历为主线。安乃德是一个正直的法国知识分子，渴求人格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她原来希望在恋爱和婚姻生活中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失败了。她坚强地承受生活的各种打击，全力抚养儿子玛克。玛克长大后，具有和母亲同样的理想和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母子二人成为激烈的反战者。同时，他们也不赞成俄国革命。在重重矛盾中，他们倍感痛苦与无力。这与约翰·克利斯朵夫进行过的个人反抗社会的斗争有某些类似之处。作品第四部《女预言者》是作者思想转变后写成的。作者描绘了当代生活的广阔画面，并在这背景上描写女主人公十月革命后的生活与斗争。安乃德开始接近劳动群众，逐渐克服反抗只停留在思想上而不见于行动，或思想高于行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同时小说还着力描写她的儿子玛克的思想发展过程。起初玛克虽然也痛恨资本主义世界，但他却坚持所谓精神独立，不愿参加政治斗争。后来，受到俄国妻子阿西娅的影响，他决心和正在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战争贩子们作斗争。斗争实践使玛克认识到个人反抗是毫无力量的，“如果缺乏有组织的劳动阶级的力量，什么都不能实现”。他终于积极投入了反对法西斯和保卫苏联的群众斗争。在实际斗争中，玛克得到了锻炼，他的许多思想矛盾也在斗争过程中逐步地得到解决。不久，他在意大利被法西斯匪徒杀害。安乃德勇敢而坚强地承受这一打击，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反法西斯运动。她向群众作公开演说，以儿子牺牲的事实去教育、唤醒青年一代。作者塑造了一个坚强的妇女形象，并描绘了她和儿子精神解放和革命意识产生的全部心理过程。各国进步评论界一致肯定这部小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高尔基给这部作品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宣告旧世界的死亡，预示新社会的诞生。
罗曼·罗兰的一生和他的创作道路是艰苦而复杂的。他一生为争取人类的自由、民主与光明的前途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人类进步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经过艰苦的探索和“苦难的历程”，转向无产阶级，转向社会主义。他在《战斗十五年》的序文里，表示自己最后的决心和态度：“跟随马克思，雄壮地将真实的人从抽象的生命中解放出来。”罗兰走的道路体现了西方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宝贵的探索精神。罗兰的丰富创作，尤其是他的两部鸿篇巨著，视野开阔，思想深刻，形象鲜明，激情的诗意、哲理的探求和对现实的反映交织在一起，构成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二《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间的欧洲生活为背景，通过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一生奋斗的经历，反映了世纪之交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表现出作家反对现存秩序的进步立场和坚持人类进步文化的艺术观点。
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生在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市的穷音乐师家庭里。这个小城市是一个亲王驻跸的地方。克利斯朵夫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公爵的御用乐师；母亲是一个厨娘，舅父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祖父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不断向孙子灌输英雄创造世界的观念。克利斯朵夫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学习音乐，从小表现出相当的音乐才能。他6岁时就决定要当作曲家，幻想有朝一日名满天下，扬眉吐气。舅父给他的教育则相反，教他安贫乐道，真诚谦虚。祖父和舅父两种对立的思想影响，同时渗透在克利斯朵夫的意识里，既矛盾又统一。在祖父的张罗下，11岁的克利斯朵夫到宫廷演奏，并崭露头角，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但他从小就萌发了反抗意识，对封建贵族的虚伪、肤浅而又专横的态度，极为反感和不满。他和卑躬屈节的祖父不同，鄙视豪门，反抗贵族，攻击市侩，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排斥，终至生计也成了问题。他被革职，他的作品不能出版，已出版的作品没有销路。他对专制制度下的德国社会给他施加的压力和迫害极为愤慨。在这种思想情绪的支配下，他有一次为搭救被大兵欺侮的农民，挥拳相助，造成了命案，以致被迫逃亡法国。他原以为经历大革命风暴的法国是一个自由、幸福的乐园，但到了巴黎以后，见到法国社会和德国一样腐败，金钱可以左右一切，使他的幻想很快成了泡影。他横冲直撞地进行反抗，抨击法国资产阶级腐朽的文化和艺术，因而受到法国上流社会的敌视。他到处碰壁，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和支持，始终是个孤独的反抗者。他的好友奥里维在精神上同样是孤独的，他虽与克利斯朵夫朝夕相处，亲如手足，但他并不能给克利斯朵夫真正的支持和力量。在精神探索中，克利斯朵夫的视线转向中、下层人民，对他们受压迫的社会地位深表同情，并对他们的困难给予尽可能的帮助。但顽强的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和对艺术的偏执的信仰，使他过分相信个人的精神力量和艺术的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克利斯朵夫从面包工人罗赛一家的惨死，看到了“社会的灾难”，认为工人阶级中间存在一种“原动力”。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工人阶级是一群无所作为、受人操纵的“群氓”。他不赞成政治斗争，认为“打呀、杀呀”的呼喊无济于事，“乱打乱杀一阵就能帮助不幸的人吗？”在他看来，消除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主要手段是“爱”和充满人类之爱的“艺术”。他认为艺术是最崇高的东西，是改造社会和促进民族和谐的最有力的手段。在一次“五一”节示威游行中，他和奥里维被卷进工人的游行队伍，结果在混战中奥里维死于军警的乱刀之下，克利斯朵夫出于自卫与警察搏斗，打死警察，最终不得不逃亡瑞士。奥里维的死，对克利斯朵夫的精神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打击，他从此万念俱灰，躲避斗争，向现实妥协。当他从瑞士的隐居生活重新回到法国社会生活中时，早期那种狂飙似的反抗精神已经完全消失，他不仅和原来的敌人和解了，而且反过来讥笑像他青年时代一样进行反抗的新的一代。晚年，他避居意大利，专心致志于宗教音乐的创作，不问世事，完全变成了一个世故老人，进入了所谓“清明高远的境界”。反抗——失败——妥协，这就是克利斯朵夫一生的三部曲。
克利斯朵夫的性格是矛盾而复杂的，然而又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他对现实不满、反抗，同时又对统治阶级抱有一定幻想；日趋破产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接近和同情人民，而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又使他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并远离人民；进步的艺术观使他主张艺术接近生活、接近人民、造福人类，而对艺术的信仰又使他主张“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受排斥的地位使他性格坚强，而个人主义偏见和因袭的思想又束缚着他，使他软弱无力；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使他与社会对立，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又使他与现实妥协。总之，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了克利斯朵夫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代表、反映了世纪之交一代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克利斯朵夫这一形象的魅力，在于他有一颗“伟大的心”。作家在作品的《序言》和《回忆录》中均提到，他要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一颗“伟大的心”。他说：“真正的英雄之所以伟大，由于他有伟大的心。”可见，“伟大的心”是这部小说的指导思想和灵魂，也是瑞典学院在颁奖词中“高度的理想主义”的核心内容。从作品中可以看到，这颗“伟大的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希望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形成和睦的人类大家庭，永远不要战争；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怀有深刻的同情；对爱情的坚贞，对友谊的挚爱，对鄙俗的社会现实的反抗，对困难的磨难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对真理的热烈追求和执著等等。正是这些内容，吸引了20世纪初的读者，也吸引着今天的读者。
《约翰·克利斯朵夫》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细致地描绘了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感情，他们对大自然景物的深切感受，使作品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作者又以大自然的美来反衬现实的黑暗，使作品生动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令人窒息的气氛，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揭露和批判力量。同时，作品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处处与作者的议论和思想发挥相映衬，抒情因素和哲理、政论因素互相交织，构成作品“长篇叙事诗”的独特格调。作者笔锋纵横地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欧洲生活的广阔社会图景，提出了社会生活中众多的重大问题，使作品成为反映当时欧洲生活和思想文化的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社会性长篇小说。
另一艺术特色是，它是一部“音乐小说”。作家在给友人的信中和定本序中均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音乐小说”，并称“四册小说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小说主人公克利斯朵夫，尤其是他的青少年时代，多以贝多芬为蓝本，从性格、思想感情、人生遭遇看，都是贝多芬的一个影子。甚至贝多芬的名言——“音乐应该从刚毅的心灵中打出火花来”，我们也可以在作品中听到清楚的回声。贝多芬与命运抗争的伟大品格，无疑也是这部小说的感性源泉和美学基础。罗曼·罗兰对天地万物具有音乐家的特别敏感，所以作品中对大自然环境的描写处处充满音乐感。如《黎明》中初生婴儿的呱呱啼哭声、雨点敲击玻璃窗上清脆的点击声，和莱茵河水暴涨的轰鸣交织在一起，简直是一首生动的三重奏。而主人公一生的遭遇，喜怒哀乐、成败得失、祸福恩仇、悲欢离合，互相冲突又互相交融，形成有序的节奏和多彩的华章，最终达到最高的和谐与统一。四册小说犹如交响乐的四个乐章，表现出多样的、变化复杂的思想，宏伟的意境与磅礴的气概，使读者读完这部著作有一种听完一部滔滔奔涌、气势浩荡的交响乐的感受。作者在《音乐在通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各种艺术之间并非像许多理论家所声称的那样壁垒森严；相反，经常有一种艺术在向另一种艺术开放门户。各种艺术都会蔓延，在别的艺术中得到高超的造诣。”他本人可谓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开拓者，他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不以逻辑的、外在的因素为先后，而以艺术的、内在的因素为先后，以气氛与调性来做结合作品的原则。他创作的这部交响乐式的长篇小说，文学性与音乐性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第三节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1875—1955）是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的名字在任何关于现代小说的讨论中都和普鲁斯特与乔伊斯的名字并驾齐驱。”
一 生平与创作
托马斯·曼1875年6月6日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出生。他父亲是富有的谷物商人和市政议员，家境很好。他母亲有一半的南美洲葡萄牙人后裔血统，托马斯·曼喜欢将他自己的“市民”道德和艺术家气质之间的冲突归因于他母亲的影响。他们一家在吕贝克市的社会生活中身份显赫。托马斯·曼是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亨利希·曼也是德国著名作家。他父亲于1891年去世，这对这个家庭打击非常大。托马斯·曼一家只能遵照遗嘱，将商号和房子变卖，迁往慕尼黑居住。托马斯·曼因为当时还在上中学，就在读完中学以后才去慕尼黑和家庭会合，在慕尼黑的一家火灾保险公司短暂地当过一段见习生。在这期间，他写了短篇小说《堕落》（1894），登在先锋派自然主义月刊《社会》上，得到好评。不久，他放弃了见习生的工作，在慕尼黑大学和慕尼黑工业大学旁听文学、艺术史、历史、经济学等课程。1896年他去意大利，和哥哥亨利希一起在罗马以东几十公里处的帕莱斯特里纳镇租了一套房子。托马斯·曼在这里创作了几个中篇小说，其中包括《矮个子先生弗里德曼》（1898），还开始了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的写作。1898年，托马斯·曼回到慕尼黑，为讽刺刊物《西木卜齐西木斯》做了一年的编辑。1901年因发表《布登勃洛克一家》而一举成名。以后陆续发表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在威尼斯之死》（1912）、《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1926），长篇小说《王爷殿下》（1909）、《魔山》（1924）等作品。1929年因《布登勃洛克一家》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其间，在1905年，托马斯·曼娶了慕尼黑一个银行家与学者的女儿卡嘉·普林斯海姆为妻，建立起一个后来有三个女儿、三个儿子的家庭。1912年，卡嘉被医生怀疑患有肺结核，到瑞士的结核病疗养院疗养，托马斯·曼到疗养院去看她，听到了关于疗养院内情况的描述，再加上他自己的观察和体会，这就为他创作《魔山》提供了最初的灵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不久，托马斯·曼就写了两篇支持战争的文章，尤其为德国袭击中立的比利时辩护。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不指名地讽刺了弟弟。弟弟则在他的论战性著作《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1918）中旁敲侧击地对哥哥的反战立场进行清算。此时的托马斯·曼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之下，听不进和平主义的声音。但是，他在20年代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1922年发表了演讲《德意志共和国》，支持共和政体和民主政治，并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同时，他和哥哥也取得了和解。
20世纪30年代以后，纳粹势力的增长使托马斯·曼深感不安。1930年10月17日，他在柏林贝多芬大厅发出了“对理性的呼唤”，呼吁人们理性地看待德国当时的形势，提防纳粹在德国的发展。尽管当时也有一些纳粹分子在场进行捣乱，但是他的演讲博得了大多数听众的赞同。只是他的声音在当时的德国还很微弱。在这一年，他还发表了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具有反法西斯的意味。1933年2月10日，托马斯·曼在慕尼黑发表了纪念音乐家瓦格纳逝世50周年的演讲，第二天就和妻子一起离开德国到荷兰、比利时、法国作同样的演讲。他这次离开德国，一走就是16年。他在国外流亡，不久全家在苏黎世附近定居下来。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头衔。1936年2月3日，《新苏黎世报》发表了他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抨击了纳粹政权。不久，他和家人便被剥夺了德国国籍，波恩大学还取消了1919年授予他的名誉博士称号。这不但没有让他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同纳粹斗争的决心。
1938年，托马斯·曼举家迁居美国，并在1944年加入美国国籍。他们先在普林斯顿住了两年半，托马斯·曼在大学讲授人文课程，同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并于1939年发表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1941年，他们移居南加州，加入到包括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在内的当地一批德国、奥地利流亡人士中。在加州的最初两年，他努力完成自1926年就开始写的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其中的前三部《雅各的故事》（1933）、《约瑟的青年时代》（1934）、《约瑟在埃及》（1936），他在瑞士期间已经完成。最后一部《赡养者约瑟》于1943年完成。同时，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宣传，对德国听众发表了55篇广播演讲，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1943年至1946年间，托马斯·曼致力于创作一部十分复杂而难懂的小说《浮士德博士》，其中凝聚了他关于德国、哲学、音乐等问题的思考。小说发表以后，他频繁地回到欧洲去，最终于1952年来到苏黎世湖畔定居。虽然此时已近80高龄，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笔耕不辍，在5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长篇小说《被选中者》（1951）、中篇小说《受骗的女人》（1953）、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分》（1954），以及《试论席勒》（1955）的演讲稿。在人们为他庆祝80大寿之后不久，他便于1955年8月12日逝世于苏黎世附近的基尔希贝格。
托马斯·曼的创作很丰富，创作风格也有很大差异，有人说他是德国20世纪现实主义的代表，但实际上，他的创作融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很多长处。他在1929年因《布登勃洛克一家》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自己并不认为这部早期的作品就能代表他的创作。所以，单独选出任何一部作品来分析，都难以把握他的创作风格和特色。
托马斯·曼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小说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之一。处女作《堕落》描述一个单纯的小伙子来到德国南方读大学，爱上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女演员，最终却发现她与一个老头之间有着金钱的关系。作品表达了作者对金钱与艺术、金钱与爱情问题的关注。早期中篇小说《矮个子先生弗里德曼》中的主人公弗里德曼因小时候遭遇意外，长成了畸形的矮个子，同时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在音乐、文学和封闭的自我中生活，如此度过了三十载平静的人生，但是新来的邻居家迷人的林林根夫人打破了他的平静。在一次聚会上，当他单独和林林根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向她表白了爱慕之心，没想到林林根夫人连一句安慰她的话也没说便舍他而去，他在羞辱中投河自尽。作品中的环境反映出作者对故乡吕贝克的记忆，弗里德曼对感情的压抑以及他最后的激情迸发，说明作者同情像主人公一样因身体残疾而不得不压抑情感的人，试图唤起人们对残疾人内心世界的关注。早期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讲述一个幻灭的作家重新发现人性之爱的故事。主人公托尼奥·克勒格尔是德国北方的一个商人和一个意大利女艺术家的儿子，他继承了父母各自的特点，徘徊于艺术家的生活和资产者的生活之间，由于内心对资产者奢侈生活的厌恶，他曾试图逃避到唯美主义中去，但他发现自己是一个“迷失于艺术的资产者”。最终他在去丹麦的生活体验中感受到对真实生活的爱。托马斯·曼在作品中提出了艺术与生活间的矛盾问题，也提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的问题。作品被认为反映了作者自传式的思考。中期中篇小说《在威尼斯之死》被认为是一部同性恋作品。主人公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是一个五十岁开外的有名作家，早年丧妻，过着禁欲主义的生活。一天他忽然决定要去威尼斯旅行。他在宾馆用餐时注意到邻桌的一家波兰贵族，尤其对这个家庭中的一位美如希腊雕像的少年发生了兴趣。
他本来因为身体的原因计划要离开这个城市，但是临行时却因为行李被搞错而留了下来。他暗中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继续待在美少年身边的理由。他从待在远处注视，发展到四处跟踪美少年。为了让自己更有吸引力，他竟然也像自己所厌恶的那样染了头发、化了妆。少年最多只看了他两眼，他却认为这是相互的默契。在跟踪美少年的过程中，他因为天气炎热而吃了过熟的草莓，染上了城里正在蔓延的霍乱。就在美少年一家要离开威尼斯的那一天，他感觉似乎美少年在向他打招呼，但是他却随即倒地身亡了。这部小说有很多作者的自传成分。托马斯·曼自己到威尼斯去的时候，曾遇见过这样的一个波兰家庭和美少年。分析家认为，作品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尼采所说的日神和酒神因素集中体现为古斯塔夫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古斯塔夫对美少年的迷恋和陶醉，说明主人公被理性压抑多年的性冲动一下子以同性恋的方式释放出来。酒神因素所代表的醉与美感驱使他盲目地追逐美少年。作品的象征意义在于表现性压抑对正常理性的摧毁。中期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由叙事者讲述一次难忘的意大利旅行中的亲历：魔术师奇博拉在观众面前表演魔法，促使年轻英俊的小伙子马里奥主动地亲吻外形丑陋的魔术师。当观众们向魔术师的精湛表演致以热烈掌声之时，清醒过来的马里奥掏出一把手枪打死了魔术师。一般读者都把这解读为意味深长的政治小说，魔术师象征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治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叙事者对马里奥的愤怒和反抗的欣赏。愤怒惯常都是非理性的产物，却在作品叙事框架里获得了合理性。一如史诗《伊利亚特》开篇歌唱愤怒是“神圣的愤怒”，这部作品赞美了愤怒的神圣维度。后期中篇小说《受骗的女人》中主人公罗莎莉是一个50多岁的寡妇，和18岁的女儿、6岁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她爱上了儿子的英语教师，一个20来岁的美国青年。子女无法理解她，而她却觉得爱使她变得年轻，甚至在停经后又来了月经，但实际上不过是严重子宫癌造成的子宫出血。她的“受骗”原因，不是比她年轻得多的“负心郎”，而是她自己的激情。这部作品在探讨男女爱情的问题上不局限于一般的社会学观点，而是从心理学、生理学的视角进行探讨。
托马斯·曼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它既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又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它描写了作者故乡吕贝克的一家富商经历了四代人的衰败过程。从表面上看，作品像其他描写家族兴衰史的小说一样，反映了1835至1877年这一历史时期一个家族在社会变迁影响下由盛而衰的过程。作为第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德语社会小说，作品确实在客观上反映了一个家庭的变迁与社会矛盾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作品更关注的是通过这样的盛衰变化，进行哲学上的思考，尤其是关于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生命理念的思考。作品中的第三代掌门人托马斯·布登勃洛克是作品中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他曾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阻止家族的衰败，但是无果而终，临死前他从叔本华那里找到了一种启示：死亡可以把他从意志、从个体的“监牢”中解放出来，活在所有人身上。这便是尼采所说的“个体化原理的瓦解”，尼采认为这是进入音乐情绪的必由之路。但是托马斯不懂音乐，不满意小汉诺沉湎于音乐，而小汉诺试图通过审美来挑战意志支配的努力，也因为他缺乏强大的生命力而夭折了。他的死一方面意味着这个家族所代表的传统价值因缺乏继承人而寿终正寝，另一方面也为小汉诺缺乏生命活力而留下一些遗憾：他无法担当音乐作为意志的写照所赋予的重任去挑战传统价值。作品最后人们对全家人重逢的期待，也许只能在艺术的音乐情绪中实现了。作品的一个明显的艺术特色是作者对瓦格纳歌剧中主导旋律的文学运用，大大增加了作品中人物、事件令人难忘的程度。有些形象重复多次，不仅和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有关，而且具有很深刻的象征意义。
此外，早期的《王爷殿下》通过一个虚构公国中王爷殿下与一个富有的平民少女联姻的故事，表明封建贵族体制正在衰亡，封建君主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大量资金的注入，贵族身份和金钱的结合被看成是新的门当户对。中后期的《绿蒂在魏玛》用新颖的方法来写歌德的古老故事。绿蒂是当年使歌德坠入无望爱河的一个已订有婚约的女子，她后来成为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女主人公绿蒂的原型。现在托马斯·曼让她在和歌德分开40多年后到魏玛来见歌德。作品富于现代艺术特色，将历史、现实和幻觉融合成一体。先后在10多年时间内完成的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改写了《圣经》中“创世记”后半部分的内容，从雅各讲到约瑟，而且将时代背景放在公元前14世纪埃及的阿玛尔纳时代。托马斯·曼自认为这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他显然是想使《圣经》故事更具历史感，更能启发对现实的思考。后期的《浮士德博士》讲述了年轻人阿德里安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以换取24年的音乐创作天才的故事。其中主人公染上梅毒、创作才华达巅峰时突然精神失常，10年后死去等情节都和既是哲学家又是音乐家的尼采的经历相一致。作品也暗示德国人把灵魂出卖给了希特勒。作品带有多重象征，含义丰富。哲学家和音乐批评家阿多诺担任托马斯·曼的顾问，鼓励他重新改写作品的若干部分，对作品在音乐理论和哲学方面的深入思考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期的《被选中者》根据中世纪一位宫廷抒情诗人的史诗《格里高里乌斯》改写，讲了一个两代人乱伦的故事。托马斯·曼在其中探讨了罪与赎罪的问题，让人联想到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后期作品《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分》通过主人公菲利克斯·克鲁尔的回忆，写出了他的骗子生涯，他的得逞说明社会需要这样的骗子。作者使用18世纪流浪汉小说的方法来写这个骗子，表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诸多社会弊病仍应受到当代社会的注意。小说因为作者的逝世而未完成。
二《魔山》
《魔山》虽非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但是它一方面继续发扬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许多优点，另一方面又奠定了作者中后期创作的风格，堪称他的代表作之一。
作品描写大学毕业生汉斯·卡斯托普到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中的一所肺结核疗养院看望他的表兄。他原计划在山上住三周，结果因为第三周时得了感冒，便留了下来，没想到在那里一住就是七年。他在疗养院里认识了许多人，其中对他有重大影响的有：人道主义者塞特姆布里尼，他代表启蒙理想积极进取的精神，他把自己比作盗火种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总是试图表明积极的人生观，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作者自己的声音；代表黑暗势力的极端主义分子纳夫塔，他带有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不断和塞特姆布里尼发生争论；代表色欲诱惑的俄国女人克拉芙吉娅，主要是由于对她的迷恋，汉斯才在疗养院长期流连忘返，但是她并没有接受汉斯的爱，而是选择了离开，当她再次来到山上的时候，已成为病人皮伯科恩的情人；来自荷兰的咖啡种植园主皮伯科恩，他虽然有病，却充满活力，他在山上组织各种活动，给疗养院带来了生气，也赢得了汉斯对他的尊重，但是他却因为生理问题自杀身亡。汉斯在山上熟悉的人死的死，走的走。最后汉斯也下山走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作者自己认为这部作品是和歌德《威廉·麦斯特》一样的教育小说。主人公汉斯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工科大学毕业生，在魔山上接受了人文和人生的教育，尤其是接受了疾病和死亡的教育，“克服了天生的对死亡的好奇心，达到了普通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作品中的疾病主要是指肺结核，山上人们想的、说的、做的都围绕这个疾病。它像一个魔鬼一样，似乎无处不在，和它伴随在一起的就是关于死亡的念头。当时肺结核仍很难治愈，疗养院里很多人等于已被宣判了死刑，不过是在延长缓期执行的时间。但是，疗养院里的每个人却像着了魔似的，仍然在高谈阔论，在享受生活，甚至恋爱。汉斯虽然没有染上肺结核，但是他也像着了魔似的，竟然在魔山上一住就是七年。疗养院就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缩影，人类生活不过是放大了的疗养院。实际上，人一生下来就不得不面对死亡的问题，只不过缓期执行的时间有长有短，而在魔山上，死亡跟每个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令人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思考又怎么样呢？只要死神一天不降临，人还得活下去，所以山上的人们似乎活得还不错。作品中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的争论可以永远争下去，但是在只注重当下生活追求的皮伯科恩面前却显得黯淡无光。汉斯也被他吸引过去。这是他的教育达到了尼采所说的日神世界的境界：当下的人生哪怕是场梦，也要把它做下去。而尼采所说的“个体化原则的瓦解”，无论在艺术中还是在现实中都意味着个体的毁灭。作品最后汉斯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这些个体的毁灭对他完成了最后的教育，他提高到了选择面对死亡而超越死亡的“天才之路”的高度。作品最后关于他在战场上一瘸一拐地前行、嘴里还唱着歌的描写正是他超越死亡的写照。
作品中探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时间，特别是时间的主观性。第七章一开头就问：人类可以讲述时间吗？讲述那一维的、不可追溯的时间吗？接下来作者马上给出了回答：毫无疑问，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在时间的长河中，一天和七天，一年和七年，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正如汉斯自己所说：时间你觉得它长，它就长，你觉得它短，它就短。正因为强调其主观性，所以作品中的时间长短跟主人公的思想和主观意识有密切关系。当他刚到疗养院，对魔山上的一切感觉好奇，对知识和爱情的渴望推动他去不断追求的时候，他感觉时间是有一定长度的，当他已经习惯了山上的生活，开始像山上的人一样生活的时候，时间就显得很短了。整部作品的结构也是按照这种主观性来安排的，作者花了大半部的篇幅来写汉斯在魔山上的第一年，而对他后来的六年经历却越写越快，只用了小半部或者一章多的篇幅。这说明主人公心理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作者对时间问题的关心也跟当时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对时间的探讨有关。
这部作品正是以以上这些哲学思考，以及对这些思考的精湛艺术表现，赢得了世界各国读者的浓厚兴趣，在美国尤为畅销。托马斯·曼自己也很喜欢这部作品，而且非同寻常地建议读者应该把作品潜心读上两遍。
第四节 德莱塞
一 生平与创作
西奥图·德莱塞（1871—1945）是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破产的小业主家庭（德国移民）。因家境困难，中学毕业后便自谋生计，两年后考入州立大学。在大学里，他阅读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著作，思想上受到生物社会学观点的影响，认为人只能不断进化，无力改变自己的地位，人的意志战胜不了诱惑。他勉强读了一年书又不得不退学。他先后做过饭店洗碗伙计、洗衣房工人、火车站验票员、家具店伙计等工作。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
从1892年他一直从事记者工作，直到他后来成为职业作家。这工作为他接触群众、了解社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德莱塞的创作可分前后两个时期，俄国十月革命是他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他的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也存在自然主义倾向。
1900年德莱塞发表第一篇长篇小说《嘉丽妹妹》。女主人公嘉丽从乡下来到芝加哥谋生，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给劳动妇女提供一条正直的道路。她为了糊口，被迫同一个推销员同居，后来又成了酒店经理的情妇。以后她到了纽约，进入社交界，接受了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当上了演员，出了名，有了金钱和地位，但她感到生活十分空虚。作者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写嘉丽对幸福生活追求的幻灭，指出在美国靠诚实劳动找不到出路，只有靠出卖自己，才能得到金钱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珍妮姑娘》（1911）是德莱塞第二部长篇小说，作者又选择了一个来自民间的穷姑娘作为主人公，描写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生的悲惨遭遇。这部小说和《嘉丽妹妹》一样，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现实。珍妮一家大大小小四处奔波，衣食无着；雷斯脱一家不劳而获，却过着奢华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正直诚实的人没有出路，掠夺者为所欲为。
《金融家》（1912）、《巨人》（1914）和《斯多葛》（1945）组成他的现实主义巨著《欲望三部曲》。三部曲的中心人物是金融巨头柯帕乌。《金融家》描写了他从南北战争时期开始，从一个普通的经纪人发迹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的过程；《巨人》写他70至90年代在芝加哥建立铁路垄断企业的活动；《斯多葛》写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输出资本到伦敦建筑地铁的活动，直到他的死亡。作品从19世纪中叶写到20世纪初，从美国费城、芝加哥、纽约写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以及印度等地，在广阔的画面上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美国的历史面貌。作者通过柯帕乌的一生真实地反映了金融资产阶级丑恶的发家史。作者还通过对他以勾结政客、收买议员、操纵报刊等各种手法，合法和非法地侵占公有财产、掠夺劳动人民等罪恶活动的描写，愤怒地对他进行了谴责。柯帕乌的死暗示金融资产阶级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
作品的突出特点是揭露帝国主义时代的美国“文明”和美国“民主”的真面目。《欲望三部曲》较之前两部作品，不论在题材的重要性上还是在思想的深刻性上，都大大地前进一步。作品揭露了美国的金融资产阶级如何控制美国政权机构的真相。美国的议员和官员在金融寡头的控制下，成了他们得心应手的工具。作品中描写的芝加哥的竞选活动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在选举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都是金融寡头所看中的政客。寡头们出竞选费、拉票、投票，当选者完全听命于后台老板。有的官员本人就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代理人，如费城的市长、财政局长。他们虽不出面搞投机，却利用发行公债的机会和代理人达成协议，按成分红，坐收其利。在这样的政权下，标榜“民主”、“公正”的法庭和监狱也都为金融寡头所左右。作品还揭露金融资产阶级之间的内部关系。他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见面握手言欢，转脸互相拆台。作者用许多笔墨生动地描绘他们为了成为更大的掠夺者使用的行贿、收买、强占、诈骗、陷害等卑鄙伎俩，深刻地揭露了金融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在他们之间毫无道德准则可言，父子、夫妻、朋友等等关系都被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金钱关系所代替。在三部曲中，作者还细致地描写了帝国主义阶段美国社会的种种经济现象。大的如竞争、垄断、兼并、金融危机、资本输出等，小的如交易所的抛售和抢购、空头股票的出笼、公债的贴息和兑现等都写得十分具体、真实。
1915年德莱塞发表长篇小说《“天才”》，探讨艺术在金元帝国的地位问题。主人公尤金·威特拉是一个有才能的画家，开始曾画过一些反映人民生活的写生画，尽管作品真实而有才气，但它得不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承认。他生活无着，被迫去投合资产阶级趣味，画商品广告和现代派的东西，这才获得了“成功”，有了地位和财富。尤金·威特拉堕落成一个庸俗的贩卖艺术的市侩，他的“天才”也就毁灭了。通过尤金的悲剧，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在美国，艺术变成商品，在金元统治下，艺术得不到任何发展，甚至受到摧残。小说中也流露出悲观主义情绪，德莱塞提出了问题，但看不到出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美国先进人士很大鼓舞。德莱塞写道：“我怀着深切的兴趣注视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诞生和成长，我认为一个人不能目睹这种情形还漠然无动于衷，还不被伟大的人类理想的逐渐熏陶所激动。”他热烈地欢迎十月革命，愤怒地谴责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他的世界观和创作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十月革命后出版的《十二个》（1919）、《敲吧，鼓儿》（1920）等文集中，他对帝国主义金融寡头的抨击更加有力。
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1925）的发表，标志着德莱塞的现实主义创作取得新的成就，作品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德莱塞的声誉超越了国界。
1927年德莱塞访问苏联，回国后在《德莱塞访苏印象记》一书中，满腔热情地肯定苏联的成就。
1929年发表短篇小说集《妇女群像》，其中的《艾尼达》是他访问苏联的积极成果之一，是小说集中最优秀的一篇。作者在《艾尼达》中塑造了一个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美国女共产党员的形象。这是德莱塞创作中第一次出现的正面人物形象。艾尼达从童年起就“幻想完成某种不平凡的事业”，但是她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她的美好的生活的幻想却在枯燥无味和不体面的工作压迫下消失了”。俄国十月革命给她带来了希望。她同大批同情苏维埃政权的美国人一起到了俄国，参加了建设新社会的工作。在艰苦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中，她逐渐成长为一个新人。作者在描写艾尼达时并没有把她理想化，而是真实地展示她逐步成长的艰苦道路。她不仅要和周围环境作斗争，还得和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作斗争。作者在讲述这个掌握自己命运走向新生活的妇女时，对美国人民即将到来的觉醒充满信心。
20世纪30年代初德莱塞发表了优秀的政论集《悲剧的美国》。这是他多年来和工人群众紧密结合的结果，是他创作的一大成就。
《悲剧的美国》涉及美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各个部门，它不仅真实地叙述了美国金元帝国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而且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中得出革命的结论。在作品中德莱塞鲜明地描写了两个美国——人民的美国和华尔街老板的美国的存在，这一点可以说是整部作品立论的前提。德莱塞通过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作品的另一方面是对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叙述。作者用大量数字表明美国人民在垄断集团掠夺下正处于痛苦的境况，并以赞扬的口吻叙述美国劳动人民斗争的事例，用它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迟早会在工人群众斗争的烈火中化为灰烬。“谁是国家的主人？”作者自己回答说：“就是人民自己。”由此可见，在《悲剧的美国》中鲜明对比的画面和深刻的分析显示出作者的思想和创作在十月革命以后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十月革命后，德莱塞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对工人运动的密切注意与关怀。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美国出现了广泛的罢工运动，德莱塞对工人罢工给以密切的关心和热情的支持。1931年，当哈尔兰煤矿工人起来罢工时，60岁高龄的德莱塞亲身来到哈尔兰，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访问，并向社会发出支持工人斗争的呼吁。1932年发表的《哈尔兰矿工的话》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1941年他发表了政论集《美国值得拯救》，又一次揭露垄断组织是如何地把美国引到崩溃的边缘，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把美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长篇小说《堡垒》和《斯多葛》是他逝世前写成、逝世后才发表的两部小说，这两部作品对我们了解作家思想创作的发展是很有价值的。在《堡垒》中，作者通过苏伦·巴恩斯一家的衰败，揭示金融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斯多葛》是《欲望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里写的不再是柯帕乌的发迹史，而是他的崩溃史。作者写了他的死和他死后遗产被瓜分的丑剧。他的死不仅是肉体上的消失，也预示他的事业、理想的崩溃。小说的最后部分把读者带到印度。印度人民生活的贫困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这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有力控诉。
1945年，74岁高龄的德莱塞参加了福斯特为首的美国共产党。1945年12月28日德莱塞逝世。
德莱塞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在于突破了美国文学中的“高雅”传统，他的创作道路表明了现实主义在美国的成熟。
二《美国的悲剧》
作品描写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年为追求“美国生活方式”而堕落成杀人犯的故事。克莱德·格里菲斯是一个穷教士的儿子，小时候对“传奇式的奇迹特别有幻想”。受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腐蚀后，他拼命追求财富和享受。他的一个富有的伯父提拔他当工厂某一部门的主任，他的虚荣心得到初步的满足。就在这时，他诱骗了女工洛蓓特。不久，他发觉自己得到阔小姐桑特拉的垂青，为了摆脱洛蓓特，在游湖时，他故意弄翻船让她淹死。事情暴露后，他被判死刑。这时他才22岁。
作家在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品主人公克莱德可谓是被“美国生活方式”毁掉的普通美国青年的典型。他与作者前几部小说的主人公不同，他没有嘉丽那样充沛的精力，也不像柯帕乌那样狡猾能干，更不具备尤金那样的艺术才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悲剧更带有普遍意义，他的悲剧是千千万万美国普通青年的悲剧。
作品细致地描写了克莱德短促的一生，通过他利己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他的苦闷、挣扎、堕落和毁灭，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强烈而沉痛的控诉。小说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方式是造成克莱德悲剧的根源。他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又是这种制度的牺牲品。
对于克莱德短促的一生来说，在豪华的戴维逊旅馆当茶房和在工厂里当工头，是两个重要的生活阶段。戴维逊旅馆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栖息的有过往的富商，也有依附于他们而生存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而金钱，则是这里的绝对权威，是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以吃喝玩乐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损人利己为准则的资产阶级处世哲学，以尔虞我诈为手段的生财之道，在这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了克莱德极深的印象和影响。他在同伴们的怂恿和引导下，开始上戏院、下酒馆、逛妓院、交女友。为了满足个人的享受，他开始对父母说谎，隐瞒自己的收入；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见到遭遗弃处于极度困难中的姊姊而不顾。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已侵入他的灵魂深处，剥尽了他童年时代一切纯真美好的感情。艾斯塔被遗弃而无处申诉的反面教育，汽车肇事后逃出堪萨斯城混世糊口三年中所体会到的世态炎凉，都使他深刻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尔虞我诈、损人利己是人们行动的信条，而他要想发迹也得不择手段。当上工头后，随着地位的上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他的利己主义思想更加变本加厉地发展，终于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小说描写了克莱德在形成利己主义世界观过程中的激烈的思想矛盾。在自私、邪恶的思想占领每一个阵地之前，几乎都遇到了基督教原始教义的抵抗和良心的抵抗。小说同时又写出，一切淳朴的教义和人类善良的天性，都敌不过资产阶级社会生活本身的逻辑，抵抗不了金钱的腐蚀作用。克莱德为了桑特拉而牺牲洛蓓塔，归根结蒂是因为桑特拉代表财产、地位和享受，她在他心目中不过是一个物化了的人。这是金钱毁灭人性的多么触目惊心的悲剧！
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写出了克莱德悲剧的双重性。克莱德的堕落和毁灭是个人悲剧，更是社会悲剧。他是有罪的，因为他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少女；而他本人又是一个受害者，是那个罪恶的社会毁坏了他。克莱德的悲剧揭示的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深刻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精神道德上的危机。作者借梅逊之口，意味深长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界，这类事情已经发生了千千万万次，在将来，也会发生千千万万次。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也永远不会是古老的。”作者又在《忆往事》的尾声中再次出现小说开头的街头布道场面，只不过其中的小孩已由克莱德换成了他的外甥，这暗示出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人，悲剧在重复，从而说明了克莱德悲剧的严重性和深刻性。它实实在在是“美国的悲剧”。
小说后半部通过对克莱德审判全过程的详尽描写，深刻地暴露了美国的假民主以及美国司法机构的黑暗和腐败。负责克莱德案件的检察官梅逊，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政客，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直到选举年到来，想起自己毫无政绩可以向选民交代，难免要丢官失位，他才焦躁不安。于是他一反常态，抓住克莱德案件不放，大做文章，以捞取政治资本。共和、民主两党围绕克莱德案件所进行的明争暗斗，其实就是一场争名夺利、争取选票的闹剧。共和党人梅逊出于私心，开始审理案件时，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判克莱德死刑。为此目的，他不惜制造伪证和扩大事态，大肆渲染案情的离奇、曲折和残忍，并利用新闻界将案情公布全国，使举国上下群情激奋，形成“国人皆曰可杀”的局面。这就使陪审团不可能客观地听取被告的申诉和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且，组成陪审团的成员名单，也要由梅逊来挑选、认定。这就不难看出，所谓“侦查”、“审讯”、“辩护”、“作证”、“审议”等等，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在这种司法制度下，无所谓公正、民主的审讯与判决。民主党人为被告辩护，并且为被告编造情节、掩盖事实、开脱罪责、撰写伪供，其目的也同样不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为了讨好被告的伯父、大工厂主缪塞尔·格里菲斯和击败政敌梅逊。而与本案密切相关的关键人物桑特拉，就因为有钱有势，双方对她都讳莫如深，甚至连她的姓名都没有提及。这一切，充分暴露了美国司法制度的虚伪内幕，使人们看到了在公开的法律程序背后，隐藏了数不尽的交易、阴谋、花招和把戏。德莱塞在他的政论集《悲剧的美国》里哀叹的“宪法是一张废纸！”在这部小说里得到生动的印证。
克莱德的堕落和对克莱德的审判，都是典型的“美国式”的。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整个来讲是对（美国）社会的一个控诉——小说之所以成功，并非因为‘它是悲剧’，而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悲剧。”
这部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胆小与高雅的传统”，揭穿了盛行于20年代美国文坛的粉饰现实的谎言，取得了现实主义的胜利。德莱塞的现实主义特色，表现为对所描写的事实具有新闻报道式的忠实，同时注重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描绘，人物具有个性化的语言，故事情节简单而意境纯一。这在《美国的悲剧》中表现尤为突出。
第五节 高尔基
一 生平与创作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列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3月28日出生在俄国中部城市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一个细木工家里。高尔基四岁丧父，后寄居外祖父家。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高尔基从小就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他只读过两年小学，10岁走入“人间”。在社会的底层，他当过学徒，拣过废品，做过跑堂的、看门人、搬运工人和面包师。1884年他来到喀山，想进大学，但贫民窟成了他的“社会大学”。底层的生活使他亲身体会到人民的痛苦，看到社会的丑恶。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尔基两次在俄国南部流浪。最后到梯弗里斯，进入铁路修配厂做工。1892年，在《高加索报》上用高尔基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高尔基早期的创作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沙皇专制统治、渴望自由解放的革命激情。其中，浪漫主义创作占重要地位。1895年写的《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是出色的作品。在《伊则吉尔老婆子》这个短篇中，作家塑造了腊拉和丹柯两个对立的形象。腊拉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的生活哲学是“保持一个完整的自己，不愿意拿一点给别人”。和腊拉相对立，高尔基热情地歌颂“为人民烧掉自己的心死去，并不要一点报酬”的丹柯。这是高尔基创作中最初出现的英雄形象，他充分体现了19世纪末俄国革命者为人民奋不顾身，英勇战斗的伟大精神。在《鹰之歌》中，作者再一次塑造了两个对立的形象——鹰和蛇。鹰在战斗中身受重伤，眼看就要死去。但它自豪，因为它在战斗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它也感到痛苦，因为它再也不能在天空翱翔，再也不能投入战斗。可是死也要死得英勇，于是鹰展开翅膀，在天空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切对蛇来说，却是无法理解的。“天空是什么东西？——一个空空的地方。”它认为，生活在散布着腐朽气味的阴暗的峡谷里，“又暖和、又潮湿”，它感到心满意足。从鹰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俄国革命者积极向往行动，渴望改变现实的英雄气概，而蛇的形象则暴露了市侩们苟且偷安、自私保守的丑恶嘴脸。
在其早期创作中，还有不少现实主义的作品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自私和无耻，也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生活的苦难和他们的不满情绪。短篇小说《因为烦闷无聊》（1897）是有代表性的。在一个偏僻的小火车站，站长家里雇用的厨娘是个逆来顺受、听人摆布的女人。站长、职员们因为烦闷无聊，恶作剧地嘲弄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她在受辱之后，感到悲痛绝望，最后被迫自杀。这篇作品有力地揭露市侩们卑劣的灵魂。《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反映被剥削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及他们对光明和幸福的追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俄国农村破产，工厂倒闭，大批失业人员沦落为流浪汉。高尔基长期生活在他们当中，发现流浪汉身上有不少好的品质，远远高出于因循守旧、只追求庸俗生活的小市民。因此，他的不少现实主义作品写的都是关于流浪汉的题材。《切尔卡什》（1895）描写了流浪汉切尔卡什和进城打零工的青年农民加弗里拉一道行窃和分赃的故事。切尔卡什爱好自由、机智勇敢、蔑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小私有者加弗里拉自私、贪婪、迷恋金钱。作家通过这两个对立的形象，肯定了流浪汉身上那种热爱自由、蔑视一切的可贵品格；同时又指出，他们的反抗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他们只是“临时英雄”。
1899年高尔基发表中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这是作家第一部力图用“广阔和内容丰富的画面”反映俄国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19世纪末正值俄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成为“生活的主人”。小说通过不同类型的商人的活动，反映这个时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揭露资产阶级残酷掠夺的本性。在书中作家着意刻画一个资产阶级“浪子”的形象，暗示资产阶级在它上升时期就已开始从内部瓦解。
19世纪末，高尔基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群众斗争当中。因此，他早期的创作反映了当时人民的革命情绪，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号召人们起来迎接革命风暴。高尔基早期的创作表现了新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
20世纪初，在欧洲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俄国几千家工厂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流落街头。在列宁领导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日益迫近。这时，高尔基和革命运动的联系更加密切，他的创作也日趋成熟。1901年高尔基在彼得堡积极参加群众的革命活动。目睹沙皇政府的种种暴行，作家感到无比愤慨，在彼得堡文艺工作者反对沙皇的抗议书上签了名，支持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当时高尔基已经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来到，于是他为《生活》杂志写了充满革命激情的短篇《春的旋律》。但由于沙皇书报检察机关的阻挠，《生活》杂志只刊出了短篇的结尾部分《海燕》。
《海燕》生动地反映了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夕，革命人民和反动势力进行激烈搏斗的壮丽图景。为了避开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海燕》采用了寓言形式和象征手法。暴风雨到来之前，在苍茫的大海上，风在狂吼，雷在轰鸣，闪电像火蛇在游窜。风、云、雷、电，这是反动力量的象征。大海激怒了，掀起了滚滚巨浪。这汹涌澎湃的大海正是广大革命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力量的象征。在乌云和大海之间，英勇无畏的海燕在高傲地飞翔，勇敢地叫喊。它在战斗中感到欢乐，因此高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海燕，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化身。高尔基在以满腔热情歌颂海燕的同时，还以鄙夷的笔调写了其他一些海鸟——海鸥、海鸭、企鹅。在这一群水鸟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风暴前惶恐不安、悲观失望、企图向敌人妥协投降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小市民的丑恶灵魂。
20世纪初，高尔基开始创作剧本。1901年写的《小市民》抨击了敌视革命和劳动人民的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父子。在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火车司机尼尔的形象。尼尔是别斯谢苗诺夫的养子，他对弥漫着市侩气息的小市民生活十分憎恶，是一个乐观、自信、热爱劳动、朝气蓬勃的人。他对“诚实的人被猪猡、傻瓜、小偷指挥着”的社会制度提出了抗议，并相信“不变的行车时刻是没有的”，因此他决心要改造生活。尼尔这一形象的出现说明作家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是变革现实的革命力量。但尼尔这个人物还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他改造生活的思想与工人阶级整个斗争还缺少有机的联系。
在高尔基的早期戏剧创作中，《底层》（1902）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它是作家20年来对流浪汉生活观察的总结。《底层》描写了沙皇时代沦落到生活底层的一群流浪者。这里有手工业工人、码头搬运工，还有小偷、逃犯、妓女、游方僧、落魄的贵族、潦倒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挤在柯斯蒂略夫开设的夜店——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在这牢狱般的夜店里，找不到出路，看不见光明。剧本反映了当时俄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危机使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失业，他们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高尔基通过对流浪汉悲惨遭遇的描写，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社会制度摧残了无数的人，把他们抛到生活的底层和痛苦的深渊。高尔基在《底层》一剧中，还探讨了“怎么办”的问题。作者通过流浪汉沙金的嘴，否定鲁卡的安慰哲学。剧本用“人就是真理”的思想来唤醒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和创造才能的信心，启发他们不但为了“喂饱肚子”，而且应当为着更高的人生目的去奋斗。这实际上是在向底层人们发出变革现实的号召。
高尔基参加了1905年革命。在“流血星期日”，他亲眼见到沙皇政府血腥镇压群众。随后，他写了《告全国公民及欧洲各地舆论界书》和特写《一月九日》，愤怒声讨和揭露沙皇政府的罪行。1905年秋，高尔基第一次见到列宁。当时他已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党的第一个合法刊物《新生活报》的工作。在12月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的日子里，高尔基为起义者筹措金钱，提供武器。他的住宅成了起义者的重要据点。高尔基不仅作为作家，更作为革命战士，积极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中。
1906年，布尔什维克党派高尔基出国，宣传俄国革命并筹集资金。1906年高尔基在美国完成了剧本《敌人》和著名长篇小说《母亲》。《敌人》描写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工人中已形成了一个有统一斗争目标的战斗集体。工人斗争已不是盲目的运动，而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进行的。剧本还揭露各种类型的资本家的丑恶嘴脸。
1907年5月，高尔基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再次见到列宁。见面时，列宁十分称赞长篇小说《母亲》。从此列宁和高尔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
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进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数革命者遭到残酷虐待、流放、杀害，全国布满绞架。在反动派血腥镇压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大批人开始消沉、颓废、变节。根据当时的形势，列宁提出了同颓废消沉作斗争的路线，并出版了坚持不懈地执行这条路线的《无产者报》。列宁和高尔基旅居国外期间经常通信。在列宁的影响下，高尔基积极参加了反对颓废消沉现象的斗争。
反动时期，在党内出现了“取消派”和“召回派”。孟什维克被白色恐怖吓倒，成了“取消派”。他们不相信革命有重新高涨的可能，要求放弃党的纲领，取消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而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波格丹诺夫等人组成了小集团，要求党放弃利用公开合法的机会，主张召回参加议会的工人代表，因此，被称为“召回派”。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小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提出了召回主义，在哲学上还宣传马赫主义，并提出要寻求和创造一种新宗教，使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合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肆意歪曲。列宁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对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写下了光辉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时这个小集团正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活动。高尔基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无法回国，也寄居在卡普里岛，并和他们很接近。当时高尔基在思想上接受了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影响，同情召回主义，并赞成用“宗教无神论”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神来。在一个时期内，高尔基背离了列宁主义路线。高尔基的造神论思想明显地表现在中篇小说《忏悔》（1908）及一些论文中。《忏悔》描写一个从小在屈辱和苦难中长大的弃儿马提微，为了找寻上帝和真理而饱尝人间的苦辣辛酸，最后终于领悟到，上帝是找不到的，而人民必须创造出一个新的公正和博爱的神来。在《再论卡拉马佐夫性格》一文中，作者又说：“你们那里并没有神，你们还没有把它创造出来，不要寻找神，要创造神，不要虚构生活，要创造生活。”
列宁曾给高尔基很大的帮助。一方面，列宁肯定高尔基对无产阶级运动所作的巨大贡献，并驳斥资产阶级报刊对他的诬蔑；另一方面，列宁又对高尔基作了耐心的解释和严正的批评。高尔基在卡普里寄居时，列宁经常给他写信，几乎每封信都跟他谈到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给他指出修正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性，以及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列宁谆谆告诫高尔基，不能离开无产阶级观点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否则会犯错误。高尔基终于摆脱了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影响，改正了思想上的错误。
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高尔基也创作了不少好的或较好的作品，如1909年创作的《夏天》就是一部反映农村革命斗争的小说。小说歌颂农民的革命斗争，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期间，创作了《意大利童话》，共27篇，其中7篇曾在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上发表。《意大利童话》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却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作家用抒情的笔调生动地反映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和革命理想。
1913年高尔基在列宁的建议下回到俄国，开展文化组织工作，主编杂志《编年史》，出版了《无产阶级作家文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高尔基写过不少政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和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个时期他还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1913）和《在人间》（1916）。
十月革命初期，高尔基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积极从事文化组织工作，如动员专家、学者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组织文物保管委员会，创办世界文学出版社等。在1917年至1918年间，高尔基一方面欢迎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对十月革命后的现实和政策不甚理解和赞同。他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系列文章，表达了这种矛盾和情绪，后收编成集，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此，列宁在1919年7月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对他进行了批评，分析了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并提出了改正的意见。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高尔基的观点未必没有可取之处；而他明知自己的见解在当时“不合时宜”，仍能坦率地发表出来，足见其人品的正直和胆识的卓越。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3）。三部曲描写了阿辽沙的成长过程。《童年》写阿辽沙在外祖父家的生活，《在人间》描绘他走向社会后受尽压迫的生活，《我的大学》写他在喀山时期的活动和成长。三部曲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的生活图景，揭露剥削阶级的残暴，小市民习气的恶劣，描述劳动人民的苦难，刻画了阿辽沙不屈从黑暗势力、追求光明、刻苦自学、探索革命真理的真实形象。
在苏维埃时代，高尔基创作了一系列揭露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作品。如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的人们》（1931）等。在这些作品中，高尔基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指出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通过麻纺织厂厂主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三代的盛衰史，描述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到十月革命间资产阶级兴起、发展和衰败的过程。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是家族事业的开创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开创工厂，扩展企业，使“事业”不断兴旺起来。他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事业心，同时在他身上也表现出新兴资产者贪婪的掠夺本质。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伊里亚之长子彼得，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他对“事业”没有任何热情，“事业”成了他的负担。“事业”使他苦恼，于是他走上了堕落的道路：酗酒、放荡。第三代的代表亚科甫，是个懦弱无能、贪图享受、生活腐化的寄生虫。他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十分害怕工人群众起来造反，只好求助于宪兵和特务来维持自己在工厂里的地位。十月革命前夕，他害怕工人暴动，离家外逃时在路上被人打死。老伊里亚所开创的“事业”的另一支继承人外甥阿历克赛和他的儿子米伦，是欧化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渴望参与政事，提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但终于无法抗拒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在阿尔达莫诺夫家族中，只有第三代的代表，即彼得的长子小伊里亚走上另一条道路——背叛自己的阶级，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小伊里亚参加革命说明资产阶级走向衰落，它的内部正不断分化。
《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也写到工人阶级的成长。在老伊里亚时代，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尚未觉醒，他们还没有识破工厂主在宗法式关系掩盖下的掠夺者的嘴脸。彼得掌管“事业”时，工人们对“事业”已经逐渐产生不满情绪。到了第三代，工厂里的气氛完全变了，1905年的风暴给工厂带来了革命的气息。一些先进工人已经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组织起来，他们聚会、学习、开展革命活动。最后，他们领导工人接管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花了十年时间写成的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著。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1917年间俄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民粹派的破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它与形形色色敌对思潮的斗争、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等，在书中都得到生动的反映。小说着重写了这个时期俄国社会的思想斗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高尔基刻画了克里姆·萨姆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萨姆金是一个自私自利、灵魂空虚的个人主义者。在革命过程中，他伪装革命，但又惧怕革命，仇恨革命。最后，在群众示威游行时，被人们踩死。通过这个形象，高尔基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反动性。作家还塑造了和萨姆金对立的形象——库图佐夫，在他身上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高尔基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苏联文学的经验，写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还开展了大量的文学组织活动，创办了许多杂志，出版了一系列丛书，是苏联文学界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4年，高尔基主持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做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并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与世长辞。
高尔基的一生经历了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直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伟大的历史时代。高尔基不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还是积极的革命战士。他以他的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与俄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母亲》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早在1902年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1906年写成并发表，以后又一再修订，直到1922年才定下最后的版本。列宁给《母亲》以极高的评价。
20世纪初，在作家的故乡诺夫戈罗德附近的工人区索尔莫沃，工人运动高涨。1902年“五一”节，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工人举行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当时高尔基和地下党组织有密切联系，并熟悉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彼得·扎洛莫夫和他的母亲安娜·扎洛莫娃。《母亲》就是以索尔莫沃的工人运动为背景，以扎洛莫夫母子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写成的。但作者并没有局限于真人真事，而是概括地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的革命运动，塑造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
巴威尔是作家着意刻画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他体现了俄国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成长过程。《母亲》一开始，描写了沙皇专制统治下工人的痛苦生活。在工厂主残酷的剥削下，一代又一代工人度过了悲惨的一生。巴威尔的父亲符拉索夫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巴威尔本来也会走上父辈的老路。可是时代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俄国传播，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立，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这时，巴威尔接受了党的教育，开始如饥似渴地攻读“禁书”，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他开始意识到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是工人痛苦生活的根源。巴威尔团结了一批先进的青年工人，组成学习小组。巴威尔和工人小组的成员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也和群众一起成长。在“沼地戈比”事件中，工人们自发地起来反对厂主克扣工资。当时工人运动尚处在自发斗争阶段，作为斗争组织者的巴威尔也缺乏经验，斗争归于失败。巴威尔被捕入狱。
随着革命的发展，狱中斗争的磨炼，巴威尔逐步掌握了斗争的艺术，出狱后，他继续领导革命斗争。在巴威尔等人的组织下，广大群众涌向街头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此时巴威尔已经获得广大工人的拥护，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宣传的革命真理已为群众所掌握。巴威尔再度被捕。在敌人审判时，他把法庭当做揭露敌人、宣传革命的讲坛，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演说，揭露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宣判了剥削阶级和专制制度的死刑。这时，他已成为一个有着高度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的成熟的革命者。高尔基刻画巴威尔这一形象时，着重凸显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巴威尔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早出现的高大的工人革命家的形象，高尔基通过这一形象成功地概括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者的成长过程和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
巴威尔的母亲彼拉盖雅·尼洛夫娜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是通过她的感受表现出来的。高尔基生动地描写了尼洛夫娜这个普通工人的妻子和母亲的觉醒过程。像千百万俄国的劳动妇女一样，她在旧社会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身受政权、夫权和神权的束缚。最初，我们在书中见到的母亲，是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妇女：“母亲个子很高、有点驼背，她那被长年的劳累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的身体，走动起来没有一点响声，而且有点侧着，好像生怕撞上什么……她整个人都显得柔弱、忧郁和温顺……”母亲这种性格的形成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精神奴役的结果。但是，在儿子和他的同志们的影响下，母亲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逐步克服胆小怕事的奴性心理。当母亲第一次听儿子说，他在看“禁书”，要弄懂生活的真理时，她感到十分恐惧。儿子用她亲身经历的生活痛苦来帮助她认识生活的真理。工人小组在她家里聚会，他们的革命的言行也不断启发她的觉悟。在发生“沼地戈比”事件时，她冒着危险，高兴地替儿子送稿子给党的地下印刷所，她还要求和儿子一起去工厂参加群众集会。儿子被捕后，她主动代替儿子去工厂散发传单。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母亲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五一”节，母亲和革命工人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时，她不畏沙皇军警，勇敢地走在队伍最前列，和敌人进行搏斗。在游行中儿子被捕后，她又代替儿子宣传革命道理。“五一”示威游行的斗争使母亲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了。儿子再次被捕后，母亲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成为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把报纸、“禁书”送到农村、工厂去。她广泛接触群众，更多地了解到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痛苦，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的意义。她原来是个笃信上帝的教徒，后来做祷告的次数不知不觉地日益减少，并且对上帝的存在也表示怀疑了。敌人在法庭上丑恶的表演，使尼洛夫娜进一步看清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和虚伪，而儿子的演说则加强了母亲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最后，母亲在车站被捕时，表现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在宪兵已经抓住她的衣领时，她也不放过向群众宣传的机会：“大家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呵！”“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这时昂然屹立在我们面前的尼洛夫娜已是一位坚贞不屈、勇于牺牲、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无产阶级战士了。母亲从一个胆小怕事、温顺柔弱的妇女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她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积极参加革命实践的结果。母亲的成长过程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政党在教育改造人方面的巨大威力，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初广大劳动人民革命意识的普遍觉醒。
在长篇小说中，除了巴威尔和尼洛夫娜这对革命母子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外，农民雷宾的形象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中年农民对反动统治阶级怀着深仇大恨，但他身上又带有狭隘的农民意识，他只相信农民“自己的智慧”。后来在巴威尔等先进工人的教育、帮助下，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终于改变了看法。他到农村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后，主动要求巴威尔给他提供革命书籍、报纸。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雷宾的革命活动得到农民的支持，广大农民开始觉醒。雷宾的形象反映了农民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的觉醒，同时也说明农民运动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作家通过雷宾的活动反映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在《母亲》中还刻画了不少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如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沙馨卡、索菲亚等人。他们在工农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不断向工农学习。这些知识分子多半出身于剥削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走上了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通过革命斗争的磨炼，成为坚强的革命者，对无产阶级事业作出了贡献。
《母亲》通过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的描绘，特别是工人阶级形象的塑造，再现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人民的觉醒、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高尔基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革命的发展来描写现实。《母亲》写的是俄国1905年革命前夕无产阶级的斗争，却深刻地表现了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巴威尔、尼洛夫娜这样的革命者在当时并不很普遍，但代表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社会新兴力量，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愈来愈多的群众同情并参加了巴威尔所献身的革命事业。作品有力地展示了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
《母亲》还充满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作家在这里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理想，指明走向胜利的道路——和沙皇专制及资本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并展示了美好的明天和壮丽的远景。这就对工人阶级能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作品中虽然写到了革命者艰苦的斗争，暂时的失败，但他们在伟大理想的光辉照耀下，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作品最后，巴威尔和尼洛夫娜都先后被捕了，但从巴威尔在法庭的演说中，从尼洛夫娜在车站的宣传中，读者深深意识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必胜，资本主义统治必亡。
第六节 肖洛霍夫
一 生平与创作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是苏联著名作家。他的创作活动延续了60年之久，他独树一帜，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肖洛霍夫出生于顿河地区维辛斯卡亚镇。母亲出嫁前一直给地主家当女仆；生父是个哥萨克下级军官；继父是平民知识分子“外乡人”，年轻时当雇工，后来做过商店店员和磨坊经理，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政权下粮食部门的职员。十月革命前，肖洛霍夫在故乡读小学、中学。国内战争时期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征粮队，任粮食采购员、检查员和机枪手，在草原上和白匪军作战。1922年到莫斯科，当过装卸工人、泥水匠和房管部门的会计员、办事员。顿河大草原的气息，哥萨克的独特生活风貌，青少年时代广泛的社会经历，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生活基础。
肖洛霍夫于1923年开始创作。1924年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成为专业作家。
肖洛霍夫的早期创作（1923—1926）大部分收在1926年出版的《顿河的故事》和《浅蓝色的草原》这两部短篇小说集里。这些作品都是描写国内战争的，反映了内战时期特殊的顿河地区哥萨克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悲剧性。《看瓜田的人》写一个当白匪警卫队队长的哥萨克，残忍地打死同情红军俘虏的妻子，他的小儿子为了从父亲手里救出已受伤的当红军的哥哥，又杀死了父亲。《漩涡》写老贫农哥萨克和他的两个儿子，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参加了红军，不幸被白匪捉住；担任白匪军官的小儿子，竟亲手将自己的父兄统统枪毙了。《胎记》描写一个红军骑兵连长奉命参加剿匪，被凶恶的白匪头目打死了；这个白匪头目跑过去脱下死者的皮靴，从左脚的“胎记”上认出正是自己的儿子，他感到万分震惊，悲痛欲绝，遂饮弹自尽。在这些富有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的短篇里，作者表现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命力和革命哥萨克的优秀品质，揭露了反动哥萨克对革命的疯狂、仇恨和血腥罪行，展示了哥萨克劳动群众的觉醒过程和走向新生活的艰难道路。在这些作品中戏剧性的情节安排，严谨的故事结构，鲜明而多方面的性格刻画，对大自然细腻而动人的描绘，以及富有感情色彩的哥萨克语言风格等都表现出作者比较丰厚的生活知识、敏锐的洞察力和杰出的艺术才华。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特意为《顿河的故事》作序，赞赏它是“草原上的一朵鲜花”。
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肖洛霍夫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28、1929、1933、1940）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这两部作品为作家赢得了国际声誉，使肖洛霍夫当之无愧地跨进了20世纪世界杰出作家的行列。
肖洛霍夫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写出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0年，工人共产党员达维多夫奉党的派遣，来到顿河哥萨克地区的格内米雅其村，和村党支部书记拉古尔诺夫、村苏维埃主席拉兹米特洛夫一起，领导农民群众清算了富农，战胜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捣乱，克服了私有者的自发势力的干扰，成功地建立了集体农庄。作者在表现集体化时期顿河地区的社会生活时，善于揭示社会主义改造这场斗争的全部复杂性、尖锐性和紧张性，敢于大胆触及变革过程中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没有回避哥萨克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艰难曲折。小说中的主角达维多夫，表现了共产党人性格的典型特征，体现了党对集体化的正确领导。小说形象地揭露了反动漏网富农奥斯特罗夫诺夫和白匪残余波罗夫采夫等人互相勾结，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拼死抵抗和破坏活动；深入细腻地描绘出中农梅谭尼科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犹豫矛盾的复杂心理。作品在形象塑造上，通过复杂紧张的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爱情家庭等多方面的艺术描写，使主要人物的性格鲜明而又富有典型意义。小说采用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平行发展，故事的开展自然而紧张，结构布局严密而紧凑。小说的语言丰富、幽默、动作性强，悲剧因素、喜剧因素和抒情因素互相结合，具有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和浓烈的生活气息。
卫国战争时期（1941—1945），肖洛霍夫以军事记者身份奔赴前线，写了不少短篇小说、通讯特写和政论杂文，揭露德国法西斯的野蛮侵略罪行，歌颂苏联军民的爱国热忱和英雄功绩，如《学会仇恨》（1942）等。
二战后的近十年里，作家比较沉默，发表作品不多。1953年以后，在苏联社会、政治、文艺的一系列变动的影响下，作家创作日趋活跃，先后发表了短篇《人的命运》（又译《一个人的遭遇》）、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和《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章节。《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从1955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于1960年完成全书。它继续第一部的情节发展，描写哥萨克格内米雅其村集体农庄的巩固过程。第二部不像第一部那样着眼于揭示集体化运动事件的社会意义，而是偏重于日常生活描写，着力发掘主人公达维多夫等人丰富复杂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肯定他们的优秀品质和道德情操。作者让达维多夫与党支书拉古尔诺夫一起，最后和潜伏的阶级敌人同归于尽，虽然表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但悲剧性的结局过于偶然，以阴郁、感伤的情调结束全书，调子显得低沉。
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作者于1942年开始构思，1943年起陆续发表，但全书一直没有写完。
《人的命运》是作者酝酿达十年之久的一篇短篇小说，写成于1956年年底，问世于1956年和1957年之交。小说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作品以主人公自述的方式，叙述了索科洛夫一生四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中心是描写他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和命运。小说的主人公索科洛夫是一个工人，战前建立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他就告别妻子儿女应征入伍。在战争中，他负伤被俘，在德国集中营里受了两年的非人折磨，多次死里逃生，1944年才设法回到祖国。然而，他朝夕思念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早在1942年就被敌机炸死，唯一的儿子也在战争胜利的那天早晨壮烈牺牲于柏林前线。二战后，他复员回来当了汽车司机，收养了一个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组成新的家庭，重新去争取新的幸福生活。索科洛夫的悲惨遭遇，真实地表现了千百万苏联人民在战争中亲身经历的生活，概括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这篇小说强烈谴责了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残暴罪行及其带给苏联人民的沉重灾难，反映了苏联人民为战胜德国法西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及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表现了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的崇高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人的命运》着重表现战争和人的悲剧冲突。这篇小说不同于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它没有描述主人公在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而是另辟蹊径，表现战争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及命运。小说成功地创造了索科洛夫这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他身世平凡，经历平常，十分珍视自己建立起来的家庭幸福，然而一旦祖国面临危难，他就能抛弃小家庭的温暖，割断妻子儿女之情的纠缠，毅然走上反法西斯前线。在战争中，他虽然没有建立功勋，却用自己平凡的行动，表现了普通人不显眼的英雄主义：在战场上，他冒着炮火，勇敢地执行战斗任务；受伤被俘时，面对敌人的枪口，他没有低头求饶；在集中营里，他掐死了企图出卖同胞的叛徒，两次冒险越狱逃跑，最后活捉了一名德国少校逃归祖国。战争虽然毁灭了他的家庭和幸福，夺去了他的一切，给他的精神和肉体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他却没有被命运的打击所摧毁，没有被无边的哀痛所压垮，而是以深沉的阶级感情收养了孤儿万尼亚，重新组成新的家庭，去迎接新生活的严峻考验。索科洛夫的身上，表现了普通人平凡中的伟大，淳朴中的崇高，揭示出千千万万普通人在夺取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
肖洛霍夫于1939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1年《静静的顿河》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1960年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电影《人的命运》同时获得列宁奖金。1965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二《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共四部八卷，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品。这部“史诗性的巨著”，以1912年至1922年10年间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描绘了顿河两岸500万哥萨克在战争与革命时期的巨大变动。
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远从15世纪开始，大批不堪忍受农奴制压迫的农奴、仆役、流犯和市民，纷纷从俄国内地逃亡到边远的顿河、库班河大草原成为“自由民”，逐步建立起具有自治性质的哥萨克组织。哥萨克酷爱自由，英勇善战，性格粗犷强悍。后来沙皇对哥萨克采取怀柔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授予一定“特权”、“荣誉”，灌输“忠君爱国”的毒素，使之效忠沙皇。哥萨克一面务农，一面习武，严守着一种传统的近乎中世纪宗法制的生活方式。由于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里，远离俄国的民主运动，加上沙皇的欺骗收买，哥萨克逐渐变得愚昧粗野，狭隘偏执，充当起沙皇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和国际宪兵的角色；顿河也从自由的根据地变成反动的堡垒。但是，在革命前，哥萨克内部已开始阶级分化，正如《静静的顿河》中所描写的鞑靼村那样，既有李斯特尼茨基、珂尔叔诺夫、莫霍夫等几户地主、富农和商人，也有珂晒伏依、柯特里亚洛夫等一贫如洗的贫雇农和备受歧视的“外乡人”，还有施托克曼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来到村里组织秘密小组，宣传革命真理。哥萨克中的阶级对立已尖锐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十月革命爆发后，被推翻的各种反动势力纷纷逃亡到顿河流域，妄图把顿河变成他们颠覆年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根据地。“静静的顿河”开始“波浪翻滚”，哥萨克面临着革命与叛乱、真理与偏见、红军与白军的根本抉择：上层哥萨克如叶甫盖尼·李斯特尼茨基、米琪喀·珂尔叔诺夫等像亡命徒一样死心塌地地公开投入反革命叛乱，大部分哥萨克中农和落后农民被他们欺骗利用，盲目地卷入了和红军的野蛮厮杀，只有贫苦哥萨克和“外乡人”，如珂晒伏依、柯特里亚洛夫等人才坚定地拥护革命，投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经过反复的较量、艰苦的搏斗和痛苦的考验，哥萨克白匪的叛乱才被平息。大部分哥萨克群众转到了革命一边，苏维埃政权终于在顿河地区彻底胜利了。《静静的顿河》和当时出现的描写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题材的其他作品迥然不同。它的精湛独特，在于它以广阔的艺术视野、可贵的政治胆略，广泛而真实地再现了历史上这一巨大变动的艰难曲折的全过程。它深刻揭示出转折过程中哥萨克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残酷及其悲剧意义，从而反映出旧制度的没落灭亡和新制度的诞生巩固都是不可避免的，哥萨克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乃是历史的必然。
这部长篇小说以中农哥萨克麦列霍夫一家的兴衰为主要线索，以逐渐走向毁灭的悲剧人物葛利高里为贯穿全书的“中心主人公”。葛利高里从小接受了古老的哥萨克传统生活方式的熏陶，青年时代应征入伍，参加了帝国主义战争。亲身的经历，现实的教育，同共产党人和革命哥萨克的接触，使他开始有所觉悟。十月革命后内战一开始，他参加了红军赤卫队，英勇地同白匪作战。1918年春，形势突然逆转，白匪利用红军执行政策上的过“左”错误，煽动顿河哥萨克暴动。葛利高里不能容忍所在部队不经审判就处决了全部白军俘虏，在白匪的“哥萨克自治论”的影响下，他脱离了红军，和哥哥彼得罗一块参加了反革命暴乱。在白军中，他不断和白匪军官们发生冲突。1918年底，当白匪溃败时，他怀疑自己的道路走错了，便退出白军回到村里，想从此解甲务农。但红军和村苏维埃政权仍然对哥萨克实行过火政策，胡乱捕人杀人，葛利高里也被列入了被捕人员名单，他闻讯后逃跑了。1919年3月，顿河哥萨克再次暴动。葛利高里的哥哥在搏斗中被红军杀死。葛利高里怀着复仇的心理再次参加叛军，并爬到白军师长的高位，成了统率三千人马同苏维埃作战的叛军骨干。同年10月，红军很快打垮了南线白军，葛利高里带着情妇婀克西妮娅想随白军逃到海外去，但未成功。在对白军失望的情况下，他再次参加了红军，在布琼尼骑兵队任连长、副团长，为赎罪奋不顾身地同乌克兰和波兰的白匪英勇作战。然而，他终究得不到红军的信任，1921年内战刚结束，他便被复员回村。这时，他的妻子娜塔莉娅死于小产，嫂嫂妲丽亚自溺于顿河，父母也先后病故，只有妹妹杜妮娅已和村苏维埃主席珂晒伏依结了婚。葛利高里回村后想同妹夫珂晒伏依和平共处，但后者不信任他，声言要将他逮捕；他又听信了残余叛匪头目佛明的谣言，害怕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惩罚，于是投入了佛明匪帮。1922年春，佛明的叛乱彻底垮台，他潜回村中带上婀克西妮娅想远走他乡。潜逃时，婀克西妮娅半途中弹身亡，葛利高里心碎肝裂，独自一人在草原上走了三天三夜，然后把武器抛入开始解冻的顿河，孤身一个回到了村里。在家门口的石阶上看到唯一的儿子米沙特。“这就是在他的生活上所残留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使他暂时还能和大地……相联系着的东西”。
葛利高里在历史转折关头，不自觉地卷入历史事件的强大旋涡之中，一直动摇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个人的主观原因的。葛利高里出身于殷实的哥萨克中农家庭，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作为劳动者，他淳朴善良，热爱自由劳动，热爱土地家乡。劳动者的品性，使他向往真理和正义，追求社会主义新事物，所以他两次投身革命，与白匪英勇作战。但是，作为一个私有者和哥萨克下级军官，葛利高里在政治上具有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的全部劣根性；他对真理、正义的苦苦探索，带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严重的个人奋斗性质；尤其是对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保守落后的哥萨克传统观念和偏见，以及哥萨克军官的特权思想，他一直顽固地坚持，不愿舍弃。这些又使他“倾向资产阶级”，因而三次投入反革命叛乱，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和感情也逐渐丧失殆尽，变成一只凶残冷酷的“老灰狼”。他的反复无常，他疯狂时的嗜杀成性，使老布尔什维克施托克曼和村苏维埃主席珂晒伏依，把他看成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葛利高里在独特环境中形成的哥萨克彪悍性格，他那刚愎自信、桀骜不驯的野马般个性，使他在面对革命队伍中一些他无法理解的偏激情绪和过火行为时，动辄感情用事，任性胡为，不断地与各种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发生尖锐的冲突。他投身白匪一开始就意识到叛乱“必遭灭亡”，即使在叛乱的高潮中，他也怀疑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对头”。在白匪那里，他被看做是“一只白老鸹”，“一个粗野的哥萨克”，他既没有找到“真理”，也没有找到“正义”。在红军中，他既不了解人民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正义性，也不理解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变的意义，更不能正确对待革命队伍中的过火行为和“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而是把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兄弟仇杀，因而分不清阶级斗争中的是非善恶，错误地认为白军和红军、“米琪喀和珂晒伏依”，“价钱都是一个样子”。他“站在两种原则的斗争的中间，对这两方面他都不肯承认”；他在冰炭不容的敌对阵营之间动摇徘徊，在白军与红军中三进两出，竭力寻找一条超越革命与反革命的“哥萨克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然而，哥萨克中农是没有独立的政治路线的。葛利高里顽固坚持“第三条道路”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背离人民，最后以自己的彻底毁灭而告终。葛利高里悲剧的实质，是在阶级搏斗尖锐化的革命年代，企图追求和探索实际上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的“理想”遭到彻底破灭的悲剧；是在艰难困苦的动荡时期，既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又找不到自身的真正地位和道路的人的悲剧。
《静静的顿河》结构庞大复杂，但大而严谨，杂而不乱。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两条线索交织进行。由点到面，逐渐扩展，规模宏大，画面广阔，既有变幻莫测的重大政治风云，又有刀光剑影的战场厮杀，还有诗情画意的哥萨克人的劳动场面以及独具色彩的爱情瓜葛。上自将军统帅，下至一般群众，许多形象都塑造得鲜明丰满，有血有肉。对中心主人公葛利高里挖掘深刻，发人深思。正面英雄人物写得个性突出，如施托克曼的沉着干练，珂晒伏依的倔犟开朗而又鲁莽偏激，彭楚克的对革命满腔热血和忠心耿耿，都令人掩卷难忘。书中的哥萨克女性各具特色，如婀克西妮娅的热情放荡和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娜塔莉娅的庄重善良，杜妮娅的单纯可爱，读来都栩栩如生，耐人寻味。小说中历史真人与虚构形象交融结合，辉映相衬。对历史人物，写得简捷明畅，大刀阔斧（如白军头子科尔尼洛夫、亚克夫、佛明）；对虚构人物，尤其是男女主人公（葛利高里和婀克西妮娅、娜塔莉娅），着墨细腻，色彩浓烈。作品语言丰富生动，独特的幽默风趣的哥萨克口语的运用和大量民歌民谣的引用，使小说独具风味；奇异的顿河大草原壮丽风光的描绘，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氛。总之，《静静的顿河》在艺术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第七节 布莱希特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是德国当代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对西方戏剧产生重大影响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他于1898年出生在德国南部的奥格斯堡。父亲是造纸厂厂长，家族经济富裕。布莱希特是在家乡上的中学。1917年赴慕尼黑上大学，先学哲学，后改学医学。1924年在柏林任话剧院艺术顾问。纳粹的上台迫使他于1933年流亡国外，先后去过瑞士、丹麦、瑞典等国，后经莫斯科到美国。1948年回东柏林。在柏林和他的夫人魏格尔共同创建了“柏林剧团”。1956年8月14日去世。
布莱希特由于他创建的叙事式戏剧理论而影响了当代西方的戏剧。他的一生留下了将近四十部剧本、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另外还有散文和短篇小说。
布莱希特的叙事式戏剧理论不同于传统的戏剧理论。布莱希特把后者称为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这类戏剧在结构上一般都遵循这样的原则：酝酿冲突、展开事件、发展冲突、戏剧高潮，最后是矛盾的解决。这类戏分幕分场，情节集中或互相牵制。演出时要求演员深入角色，尽力逼真。这类戏剧往往不仅能打动观众，而且使观众卷入戏剧的情节之中。观众往往会对戏的结局抱有极大的兴趣。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传统戏剧产生的效果是使观众进入一种幻觉状态，其后果是压制了观众的思考能力，不能对舞台上所发生的事件作出理智的判断。为排除这种幻觉，布莱希特提出了“陌生化效果”的论点。“陌生化效果”是布莱希特独创的一个戏剧术语，是他的叙事式戏剧理论的核心内容。原文Verfremdungseffekt（简称V-Effekt），在我国有多种译法，有的译为“间离效果”，有的译“间情法”、“间情作用”等，但按照词义译得最多、也较恰当的是“陌生化效果”。所谓“陌生化效果”就是在舞台上要把人们所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事件以另一种样式展示给观众，以引起人们的惊奇，从而诱发观众去思考。为达到这目的，布莱希特从编剧、导演、表演，甚至舞台美术及音乐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戏剧的主张。布莱希特认为随着20世纪科技的发展，舞台有可能把叙述的因素纳入戏剧表演的范畴。他写的戏剧往往不分幕只分场，每场可以独立存在，只是在结局和人物上与整体有关系。在表演方面，布莱希特主张演员和角色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把自己融入角色，演员应该把自己理解的角色表现给观众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观众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演员演得逼真，就会引起观众的共鸣，致使观众随着剧情发展及剧中人物体验的各种情感，和台上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这样就会使观众丧失理性的思考能力而处于一种幻觉状态。在舞台美术方面，布莱希特主张摒除一切与剧情无关的道具。但对一些能说明时代和人物特点的服饰和生活小用品等道具却要求细微、真实。至于舞台布景，布莱希特要求“景为戏用”，布景要说明剧本的内容，甚至可以采用象征的手法，因为布景太真实就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为提醒观众他们是在看戏，他主张演员可以戴假面具，也可当着观众的面换衣服。对于灯光的应用，他要求用白色的光以突出人物，并使之具有层次感、雕塑感。他认为若用半明半暗的灯光制造气氛，往往会使观众昏昏欲睡而失去理智批判力。在音乐方面，他也同样不求优美动听，免得观众因陶醉而神思恍惚。为使观众保持清醒的头脑，布莱希特还发明了半截幕，在每场开演前把即将演出的场次、标题、内容等事先映在幕上告诉观众。在剧本演出时常常配有解说员，甚至演员可以和观众当场对话。凡此种种，其目的就是要阻止观众产生幻觉，激动感情。布莱希特极力用各种手法要观众成为一个“审视者”，对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进行评论和判断。
布莱希特的叙事式戏剧理论是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所谓“陌生化效果”也并非他的突发奇想。他从上自古希腊戏剧、下至当代工人戏剧的西方戏剧，乃至中国京剧中吸取了他所需要的营养，例如面具、吟唱、独白、象征、寓意、叙述、歌唱等等。
1919年至1927年是布莱希特创作的第一阶段。布莱希特在191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剧本《巴尔》，主人公是个流浪诗人，他玩世不恭，嘲笑道德法律，追求享受和幸福的欲望强烈。在他身上有着青年布莱希特的影子，也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青年一代的某种精神状态。1922年首次上演的《夜半鼓声》，使布莱希特一举成名。剧中主人公从战场回来，正是社会动荡不安时期，他见到未婚妻正在跟一富商订婚，失望之下投身革命，但未婚妻又回心转意，于是在革命和未婚妻之间要作出选择，结果他选择了后者。主人公在革命前的动摇和退却映射出当时一部分青年的实际情况。1923年《在城市密林中》上演，这是布莱希特作品中最难被人理解的，有人称它是部荒诞派戏剧。全剧写的是一位木材商人购买一位图书管理员对一本书的观点而展开的一场怪诞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其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谁是强者。这部剧本实际上是个隐喻，它提出了人类工业发展与人类堕落犯罪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示出了人类异化力量的强大。从上述三部早期作品看，布莱希特已经开始采用若干叙事剧的形式。《巴尔》和《在城市密林中》的时间地点变化大，剧本内在的联系是主要事件及主要人物。《巴尔》一开场就由合唱队道出巴尔的一生和剧本的主题思想。在《夜半鼓声》中幕外音和招待员间的对话不仅可以引起观众思考，也打破了传统剧所追求的共鸣效果。
1928年到1933年是布莱希特创作的第二阶段。当时的柏林是欧洲戏剧的中心之一，各种艺术流派盛行，布莱希特在此时又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更加自觉地强调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在这阶段他写了许多教育剧。这些剧主题鲜明，短小精悍，往往把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上升到哲理高度。它们的布局往往不平常，事件看来似乎不真实，但却能激起观众的思索。这类剧本有《例外与常规》（1930）、《措施》（1930）等。这时期的重要剧作是《人就是人》（1928），该剧以荒唐的情节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唯唯诺诺、任人揉捏、失去个性的人，对这个夸张的主人公的塑造是布莱希特使剧本中的人物“陌生化”的尝试，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三分钱的歌剧》（1928）借用英国18世纪作家约翰·盖依的乞丐歌剧的形式把强盗、乞丐头子、警察头目写成是三位一体，指出社会是制造罪恶的渊薮。此外他还写了《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27）、《屠宰场的圣约翰娜》（1931）等作品。这时期布莱希特经常和当时的戏剧革新派合作，把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如灯光、字幕、照片等应用到戏剧里，同时又采用了古老戏剧中的序幕、合唱、尾声等多种手段，以丰富舞台的表现力。
1933年以后，是布莱希特创作的第三阶段。德国法西斯上台，布莱希特开始流亡生活。这是他一生中最不安定的时期，生活颠沛流离，经济拮据，在美国还遭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审讯；但这也是他接触广泛、丰富经验、思想活跃并日趋成熟的阶段，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他的叙事剧理论过去只在实践中零星地贯彻，现在开始在理论上进行全面的总结，趋于完善。
在此时期，他写了许多历史剧、寓意剧和大量的戏剧论文。布莱希特认为用历史题材阐明当代的社会问题可以引起一种距离感，产生陌生化效果，更能使观众冷静地思考。而寓意剧可以施展充分自由的想象，不受真实环境及人物的束缚，可使抽象思想具体化，寓意往往能抓住本质，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哲理，使平凡的事件变得不平凡，引起观众的强烈兴趣。
布莱希特的重要历史剧有《伽利略传》（1938），内容涉及科学家与政治的关系，也刻画了伽利略身上的灵与肉的冲突。剧中的伽利略具有多层次的复杂性格，该剧被誉为20世纪的“哈姆雷特式”的剧作。另一重要历史剧是1939年完成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剧本的背景是德国17世纪的30年宗教战争。主人公是一个外号“大胆妈妈”的随军女商贩。她和两个儿子、一个哑巴女儿拉着一辆满载货物的篷车随部队到处奔波，做小买卖糊口。她是战争的信徒。因为在这宗教混乱的年代里，战争本身就是生活。她认为有战争就有买卖，战争是她的生活来源，她不得不“大胆”地在炮火的旋涡里奔波冒险。但就是在战争中，她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大儿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轻信招募员的甜言蜜语，离开母亲当了兵。他为让士兵吃肉而抢劫农民的牲口，以此受到将军的夸奖，但在和平期间却因同样的“英雄行为”而失去了生命。二儿子老实呆板，他为军营保管钱箱，战争局势改变后，他仍不肯交出它，一味愚忠，为此他被枪决。哑巴女心地善良，连小动物都不忍伤害，但为拯救新教城里的孩子避免受到皇家军队的夜间偷袭，她爬上屋顶猛力击鼓以引起城里注意，结果被射杀。随着她的最后一声鼓响，城里的炮声结束了，她用生命终于成功地传递了消息。但至此大胆妈妈依然不醒悟，她急急忙忙又追随军队做买卖了。布莱希特企图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告诫人们：战争是宗大买卖，它不是小人物所能从事的。作者的反战立场鲜明，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对战争的本质剖析得清晰而深刻。这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大战是个及时的警报。而台上大胆妈妈虽不觉醒，却反而会使观众更好地思考，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
这时期重要的寓言剧有《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1940）。主人公潘蒂拉是个地主，凶狠而不讲理，他一旦酒醉便变得温柔而多情。这双重人格不断在他身上交替出现。布莱希特从人及阶级代表的不同角度探索了人性。《四川好人》（1942）一剧更涉及人性善恶的问题。妓女沈黛是神仙下凡找到的唯一好人，但在现实社会里，她必须以又善又恶的面貌出现才能保持自己，作者在这里把人的善恶与社会制度联系一起。《高加索灰阑记》（1945）写真假两个母亲抢夺一个孩子，最后由民间的法官把孩子判给了假母亲，因她救了孩子，养育了他，而真母亲只为继承财产才要他。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切属于善待它的人”的原则，以无私的母爱代替了血缘关系。
布莱希特也写过一些当代戏剧，如《卡拉尔大娘的枪》（1937）、《第三帝国的恐惧和贫困》（1938）等，都以反法西斯为主题。
布莱希特一边实践一边有系统地总结他的戏剧理论，如《娱乐剧还是教育剧》（1936）、《戏剧小工具篇》（1948）和《舞台上的辩证法》（1951）等论著，分别探讨了科学与艺术、生活与戏剧、教育与娱乐、理智与情感等各种关系。其中，突出强调的是演员、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辩证关系。
布莱希特也是一位诗人。其诗作风格简洁、诙谐、幽默，富有哲理。他的重要诗集有《家族格言》（1927）、《歌曲、诗篇、合唱曲》（1934）、《诗一百首》（1951）等。此外他还写过一些小说。
布莱希特20世纪5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先后上演过他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高加索灰阑记》、《四川好人》等剧作。布莱希特对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很有兴趣。他看过梅兰芳的演出，大为震惊，认为他在东方传统艺术中看到了自己所追求的艺术目标，为此他写了有关中国戏曲的陌生化效果及第四道墙等问题的文章。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与苏联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艺术”全然不同，因而他的主张被称为“表现艺术”。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三大戏剧观”的说法，即除了上述的两种戏剧外，再加上中国京剧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戏剧观。它们之间的区别用著名导演黄佐临的话说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布莱希特则要推翻这堵墙，而对于梅兰芳，这堵墙根本就不存在，用不着推翻。他们三人都是当代杰出的戏剧大师，正如布莱希特所言，通往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他认为评说文学形式好坏时，不应去问美学，也不应问现实主义，而必须去问现实生活。既然人们能采用多种形式掩盖真理，那么同样也能采用多种形式说出真理。
“本章思考题”
1.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革命给欧美文学带来了什么新变化？
2.约翰·克利斯朵夫如何反映了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求索？
3.从《魔山》看托马斯·曼的现实主义创作对现代主义方法的吸取。
4.为什么说《美国的悲剧》的成功是因为它是一部真正的“美国的悲剧”？
5.简述高尔基在俄苏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6.《母亲》给文学史带来了什么新意？
7.如何理解格利高里在“红”与“白”之间的反复动摇？
8.简述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论的要义。
静静的顿河
十二月里的一个星期日，在老教堂对面的广场上，由各市镇来的、约有五百来个青年哥萨克，黑压压聚成一群。教堂里的祷告快做完了，正在敲唱“赞美诗”的锺。中士——一个英勇的老哥萨克，戴着超兵役期的袖章——下命令“站队”。喧闹的人群分开了，排成了两条长而不整齐的行列。几个下士顺着队伍跑去，把波浪一样弯弯曲曲的行列排排整齐。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和珂尔叔诺夫·米琪喀站在一排，小声地说话：
“靴子夹脚，简直受不了啦，”米琪喀说道。
“忍着点，你就能做大官。”
葛利高里站着，没有仔细听神甫所念的誓词。他打量着米琪喀的脸，米琪喀痛得直皱眉头，跺着两只被靴子箍紧的脚。葛利高里的一只向上的手酸痛起来了，脑子里的杂乱的思想乱七八糟地翻腾着。他走到十字架跟前，一面亲着被许多嘴的唾沫沾湿的银片，一面想着阿克西妮亚，想着妻子。一段简短的回忆像闪电一样曲曲折折地穿过了杂乱的思想：树林子，褐色的树枝子，好像戴了一头白色的豪华的首饰，蒙着一条漂亮的银色面纱；阿克西妮亚的黑眼睛在毛织的头巾下面闪着潮湿的热情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