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历来主张“修身以寡欲为要”。
朱子有所谓“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的说法。孔子则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重理想轻物欲的价值观，对毛泽东的人生修养影响甚深。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乐利追求，圣贤喜欢精神之乐利，精神之乐利又分自得其乐和利于他人。毛泽东更为欣赏的是有利于他人，有功于社会的乐。他说：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乃至爱国、爱世界、爱主义，都是利人之精神。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具有“骛高远而卑流俗”的气概，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的大事。
有一次他与张昆弟畅谈人生，不觉感慨道：“西人物质文明极甚，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
衣食住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但人生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三点，而应有更高的追求。所以毛泽东主张：“吾辈必想一最容易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追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很懂得这种“天将与之，必先苦之”的古训。
他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许多这样的警句，如“淫为万恶之首”，“懒惰为万罪之渊薮”，“惟安贫方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认为，吃苦耐劳乃成就大业的先决条件，过分地追求感官享受，必然冲淡革命理想，丧失革命气节，因此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举大义、成大业的有志之人，就必须安贫乐道，以苦为乐，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吃苦精神。
在组织新民学会时，毛泽东特意把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戒条写入会章。
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他议定的五条入党条件，其中有三条与勤苦有关，即“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在毛泽东看来，穷苦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好就好在它可以激发人的斗志，砥砺人的品行。他甚赞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幸福观：“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阻碍则无幸福”，认为这是“至真之说，至彻之言”。他也特别欣赏司马迁的那段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在毛泽东看来，逆境磨难，正是成才建业的先决条件。
《淮南子》上有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宁静毛泽东做不到，淡泊却是他极力奉行，毕生不改的。
毛泽东一生简朴过人。正如前述，毛泽东脚上穿的皮鞋比普通工作人员的皮鞋还旧，他的饮食最高奢望不过是吃上一碗红烧肉。毛泽东的人生格言和实践，可以概括成八个大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
这一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更为明显。仅在穿上就略见一斑。
毛泽东时刻不忘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原则。从1953年到1962年，毛泽东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工作人员看到他的衣服破了，劝他换件新的，他说：“我们国家穷，发的布票少，你不也穿着补丁衣服吗？我为什么就不能穿？因为我是主席？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嘛！”
1942年调到延安给毛泽东当警卫员兼马夫的辛克回忆：“我给主席洗衣服，出于好奇心，一边洗一边一块一块地数着衣服上的补丁，大大小小足有16块。尽管我小心翼翼地擦搓，一不注意，还是又给搓出了一个洞，衣服干后，我再给补上了第17块补丁。”
毛泽东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没法补了，旧衣就变成补丁布。在陕北杨家沟时，卫士拿着一件补丁叠补丁的衣服给毛泽东看：“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裂成布片呢。”
毛泽东接过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说：“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
还有一次，一位卫士看到毛泽东的一件衬衣因穿的时间太长，已薄如蝉翼了，加之他洗时不小心把背部撕了个大口子。正好有位同志的爱人生了小孩，这位卫士把这件衣服给了小孩作尿布。谁知，主席竟还一再追问衬衣的下落，卫士情急之中，撒谎说给小孩改衣服穿了，毛泽东听到没有随便扔掉，而是派上了其他用场才作罢。
斯诺在《今日红色中国》中写道：“我认为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是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生活方式时用的‘铺张浪费’一词的。他的‘享受’大致等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所享受到的东西。”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如前所述，从一件73个补丁的睡衣，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伟人毛泽东，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者的生活作风和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