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Y市求医路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力，而是找到努力的方向。如果能找到方向，再努力也不是太难。人生最痛苦的就是不知希望在何处，又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和痛苦的加剧。在日升日落中，看着白发丛生，感叹青春耗尽。
在Y市的高三、高四的两年，对我来说犹如噩梦。直到现在，我每年总会有两三次在清晨醒来时，对昨晚的梦唏嘘不已，仿佛回到了高三、高四那些年。人生最可怕的是：面对困境，无能为力。
2003年4月1日，哥哥张国荣跳楼自杀。此时的我，抑郁症已经比较严重了。失眠三个月，腹泻，更加严重的是，我走路再也感觉不到脚是踩在地板上了。
我感觉到身体是飘的，脚和地之间像隔了一层棉花，软乎乎的，体会不到一点地板的真实。看到周围的事物，我觉得颜色变灰了，本来绿油油的树叶成了灰绿灰绿的。每天中午睡不着，躺在床上，右边背部始终有一个气泡顶着，让我辗转反侧，煎熬难耐。
每天晚上的7：00到7：30，是一天中最难受的时间，犹如武侠小说里描写的走火入魔。身体里像有一个大大的吸管，把我的血液不断往下吸，整个人有一种强烈的下坠感。我的视力开始模糊，甚至连腰都直不起来，呼吸困难，并感到心脏很累。
我好想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但不行。因为这个时段是班主任例行训话的时间。在这半个小时内，所有的同学必须把手里的一切事情放下，坐得笔直的，认真地听训。坐直对于我来说，非常痛苦。背部有好大的一股气顶着，非常难受，我只有弯着身子才能好受一些。
我试着和父亲谈这件事。我除了现在走路像走在棉花上一样，记忆力也快没了。我的理智告诉我：我病了，并且还很重。
我不敢跟母亲说，因为说了也没有用，只会招来她的一顿臭骂。父亲叹了口气说：“那就去看看吧。”
于是，当天下午我们到了Y市最大的一个医院去挂了内科。从我踏出这一步开始，便是漫漫的求医路，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看不到希望，经常以病痛之身穿梭于各大医院。
内科挂号有两种，一是专家号，10元；一是普通号，5元。我一想，看个专家门诊吧，医术高一点，好得也快。
父亲带着我挂了一个专家号。进了内科诊室，一共三位医生。两位女医生，一个胖点，一个瘦点。最里面有一张单独的桌子，坐着一个老医生，前面一个牌子写着：专家。老专家把头深深地埋在桌子里，专注地看着报纸。
我拿着号，到专家面前：“医生，我看病。” 专家猛然一惊，抬起头，扶一扶老花镜：“什么病？”我说：“肚子胀，失眠，难受，走路发飘。” 专家问：“你要检查什么？”
我一下愣了：“要检查什么不是你医生拿主意吗？” 专家一惊，好像不太高兴地说：“你看呢？那就查一个直肠镜吧。开点药，晚上不用吃饭了。”我和父亲去药房划价，一共260元。
“这药怎么这么贵？”我对父亲说，“这个医生，我很不放心，好像什么都不懂。”于是我又重新去挂了个号，去找那个较瘦的女医生帮我看。接下来我和她打了半年的交道。
女医生问：“同学，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我说：“失眠，肚子总是胀气，脚像踩着棉花一样。”女医生问：“饭量怎么样呢？”我说：“不太好，不太喜欢吃东西。”女医生问：“腹泻吗？”我说：“经常有，现在很容易拉肚子，只要稍吃一点零食就拉。”女医生问：“你现在是读几年级？” 我说：“高三。”女医生笑着说：“那我先给你开点药，调理一下。还有你这个病跟精神因素有关，不要太紧张了。可能是你现在压力太大导致的，小伙子放轻松一点儿。”
女医生很好，60岁了，是被医院返聘回来的，很和气，开的药也不贵。我拿了药，之后回家了。药是吃了，却不怎么见效，感觉没什么效果。
还是失眠，还是胀气。
因为怕拉肚子，我一点零食也不敢吃了。
在四五月，初夏时分，天气渐渐热了，一股焦灼的热气烘烤着我，好累，好困。困也睡不着，累也睡不着。在半睡与半醒之间，我强迫自己去看书，做题。过去本是十分简单的题目，现在看完后，却半天也理不出头绪。大脑再也不灵光了，再也没有清晰的感觉了。
过了两周，要月考了。月考是什么概念，只要读过高三的人都知道。我从高三开始，每逢月考必失眠，腹泻。考试两天，四科下来，我精疲力竭，几乎瘫倒在地。
这一次我又去找了女医生，请她开一些安神的药。女医生说：“给你开一点安定吧。” 我马上摇头：“不要。”在此之前，我听过一些宣传，说吃安定会上瘾。
一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我说：“先开点治拉肚子的药吧。”女医生给我开了一种叫思密达的药。女医生说：“这种拉肚子是神经性的，不要吃抗生素，会造成你的菌群紊乱。我给你开的这种药，不会进入血液，多吃一点也没什么问题。”从此以后，这种药便长伴着我，它一直是我腹泻时的首选药。
人要么醒着，要么睡着。但最可怕的就是醒着没精神，睡也睡不着。我整个人处于一种半睡半醒之中，无法集中精力。
为了提神，我开始喝浓茶，那种很浓很浓的茉莉花茶。每天上午放学前，我都会放上一大把茶叶在杯子里，泡上开水，放在课桌下。下午一到教室，便将泡好的浓茶一大口灌下，恶心，干呕，越发地难受。我已完全在命运面前缴械，只想成为一个安心地承受折磨的奴隶。
6.2 惊变——祸不单行
本想就这样撑着，撑到6月8日就解脱了。本以为这已经是最坏的时候了，还能更坏吗？
命运的残酷，就是在你已经痛得直不起腰时，再猛地来上一击，让你彻底失去反击的能力，只能像一条狗一样趴在地上，痛苦地亲吻命运的足跟。
2003年5月21日晚上，我和同学小李到食堂去吃了一次水煮肉片。回到教室，离上晚自习还有半个小时，我坐在位置上休息。突然，右边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让我几乎无法呼吸。我试着让自己镇定下来，喝了一口热水。没有用，疼痛在加剧，呼吸几乎不能再继续，我快要倒下了。我的生命就要终止。
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疼痛，一定是出了大问题。我马上呼唤同学小李，让他送我到学校医务室。医务室的医生还没有下班，他用听诊器听了我左右两侧的肺，发现右肺声音混乱，有明显的病变。我的视野里出现了黑圈，呼吸越来越困难。我让小李帮忙打电话通知了父母和班主任。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不能随便进出校门。
2003年夏天，那个“非典”横行的时期，每一天早上进校门，都要测体温，到处都是消毒液的味道。每个学生离校都要经过校长的批准。在这个特殊时刻，一个肺部出了毛病的学生，想出校门，更是要经过校长批准的。过了10分钟，班主任来了。我们在等着我父母和校长过来。
我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等了半个小时，仿佛已过千年。语言无法描述这种痛苦，你可以试试把头罩在一个塑料袋里10分钟的感觉。我说话已经很困难了，只能用手势表达。父母却迟迟不见人影。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
我挣扎着说：“老师，我坚持不下去了，快送我到医院去。”
第二人民医院离学校的后门大约有1000米的距离。小李扶着我从医务室往外走，每下一步阶梯，胸口都犹如针刺一样疼痛，我的眼前越来越黑。从医务室到学校后门，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我仿佛走了千里。走到校门口，校长正好来了，开了出门条。班主任吴老师和小李扶着我向前走。走到门口，我终于看到父亲和母亲。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从医院方向过来。原来他们直接跑到医院找人去了，找不到人后又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走路已经很困难了，几乎迈不开脚。父亲把我扶上自行车的后座，推着我走。我的意识渐渐模糊，耳边回荡着母亲的骂声：“我早就叫你不要洗澡，看嘛，你偏要洗，不听话，不听话！” 接着母亲又开始骂父亲：“我早就叫你不要给他吃李子，你非要给！”不管任何时候，哪怕我只有半条命了，母亲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骂人。
就算你要死，也要先让她骂爽了再说。我真得很生气，想跟母亲反驳几句，可是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几分钟后，我到了医院，做了一个B超。结果出来了：右胸气胸，90%压缩，必须马上动手术。如果再晚来一个小时，人就没了。
我被担架抬着进了手术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手术室。给我动手术的是一个年轻的医生。我躺在手术台上，听着医生和护士在收拾手术刀、止血钳等发出的声音，很是奇异，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界传出来的，似乎只存在于幻觉之中。
护士拿了一把剪刀，把我身上的衣服剪掉。医生先在我的胸口上注射了一支麻醉剂，然后拿起一把手术刀。手术刀寒光闪烁，让我很害怕。医生看出了我的恐惧，对我说道：“把头转过去，不许看。”
整个手术，我都努力把头转向一边，不敢看一眼。只感觉医生一刀一刀地割着什么，有时太痛了，我会轻轻地哼一声。医生听到会加一点麻药。直到听到一声：“噗！”一股气流冲出的声音，我的痛苦一下解除了，立刻可以呼吸了。
医生又把一根塑料管子插进我的胸部。管子一直往里插，抵得我好痛。“好了，做完了。” 医生说。我问：“完了？你们怎么不把这根管子取掉啊？”“取掉？那我们不白辛苦了吗？”医生、护士都笑了。“什么时候能取掉啊？”我着急地问。“等你的肺泡长好了，就给你取了。”医生说。
护工抬起我的脚和肩，慢慢地把我移到担架上，移动的那一瞬间，一阵撕心裂肺的痛传来。出了手术室，我看到父母在外面等着。父亲问：“儿子，你怎么样了？”母亲过来拉我的手。
病房是三人间，我在最靠里的那张床上。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住院。护士忙着给我扎针输液。我慢慢地打量四围，旁边床位上躺着一个年轻小伙，他的父母很朴实，农村人的打扮。
他父亲长得很像陈道明，有一种沉静的冷酷。在休息的时候，他父亲的手指总是合在一起，而不蜷缩，说起话来一字一顿，语速缓慢，颇有巨星风采。
护士忙完就离开了。我看见从我胸口牵出来一根橡胶管，橡胶管的另一端插在一个玻璃缸里，缸里装着透明的液体。
医生说：“每隔一小时，你就要使劲咳，防止肺泡粘连在一起。来，现在就咳一次。”
我听从医生的指示，使劲一咳。疼痛钻心！插在胸口的那根管子仿佛和肺撞击着，震动着刚刚缝好的伤口。剧痛使我全身流汗。
“坚持，至少要咳10下。”医生严厉地说。我用手使劲掐着自己，拼命咳着。我坚持咳了10次，痛得满头大汗。
母亲牵着我的手，哭着说：“儿子，好了没有？”“好了，妈妈，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虚弱地说道。
夜渐渐地深了，快10点了。“妈妈，你回去吧。今天晚上有爸陪我就行了。”“不回去，我要在这里陪着你。”母亲坚持道。我吸了一口气：“你回去吧，你晚上回去睡觉，白天来换爸就行了。”母亲说：“不要，妈妈想陪你。”
我不想说话了，把眼睛闭上。再劝母亲回家肯定是没有用了。病房的灯光柔和地照着我。数着一点一点滴下的药滴，我渐渐地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父亲把我推醒，说两个小时了，要咳了。我又努力咳了一阵，汗水、泪水一起出来了。在咳的时候，橡胶管的那一头泛起一阵又一阵的气泡。我感到这些气泡就像我破碎的人生，在一阵闪现后，飘然逝去。
一阵醒，一阵睡，一阵痛，一阵喘着，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妈，你回去吧。爸，你也回去吧。”母亲先回家了，父亲继续留在医院陪我。
要是母亲昨晚回去，现在父亲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我心疼地看着父亲熬夜后疲惫的样子。
想想自己17天后就要高考了，我不禁问自己，哪一天才能好起来啊？能不能好起来啊？
5月20日，离高考还有17天，决定我以后人生命运的最后时间，我却躺在病床上，起身都不行，连上厕所也只能在床边解决。
我的主治医生姓陈。陈医生早上过来查房时，嘱咐道：“一定要坚持咳，防止肺泡粘连。”我急切地问：“医生，多久能好啊？什么时候能把我的这根管子取了啊？”
“等你咳到不出气泡的时候，就可以取管子了。一般这种情况一周左右就好了。别怕，在你旁边的病房，还有一个比你更严重的。他也是你们学校的，是双侧血气胸，住院都快一个月了。相比之下你轻多了。”陈医生一边检查一边说。
左手上扎着输液的针，胸口插着管子，定时忍受咳的剧痛，一会儿想着什么时候能好，一会儿又想着高考怎么办，这些都让我心烦意乱。
我有时又期望不要好。气胸这个病终究是能好起来的，可是，抑郁症能好吗？如果治疗抑郁症能像做一个手术那样简单，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住了几天院后，我和病房里另外两个病友也渐渐地熟悉了。中间床位住的是一个16岁的小伙子，做机械加工时受的伤。在靠门的那一个床位，是一个30多岁的三轮车夫，被一个小混混在背上扎了一刀。我在没事时，喜欢盯着16岁小伙子的父亲看。他真的很像陈道明，尤其是那副忧郁的眼神。他说话的语速非常慢，身上一直穿着有些脏的黑色西服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