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真是淳朴，换了那么多次钱，从来没遇到过假币。黑市那种地方，就算给你假币你也不知道。”我因为也有拿到“一本儿”印度钱心怀忐忑的经历，所以对此非常认同。回国不久，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秘书长萨奇布来北京，见面谈起这件事，他们的中国总代表田芙蓉告诉我，这是老话题了，其实是个误解。印度没有假币，是因为做假成本更高。根源还是印度没有制造业，搞个印刷机不容易。
李国卿
3月16日晚间出发，4月16日凌晨返回，本刊主笔曹可臻与我一起完成了为期整整一个月的印度采访。
“为什么要去印度？”
在行前、归来乃至驻留期间，这是我们被问及最多也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去印度，尤其是，作为一本商业杂志？
答案似乎并不难找。
如果让专门为中国人提供服务的孟买中国客栈老板李海彬来说，这半年一定是他们开业以来生意最红火的日子，到印度做生意的中国人一时络绎于途，几个合伙人几乎每天都要挤一个房间才能腾出更多的客房。在这里，我们见过来卖手机的、卖抗生素的、卖矿山设备的、卖化工产品的……就在离开孟买前往班加罗尔的前几分钟，我们还见到了卖航线的——国航的刘秀英大姐以前是这个客栈的常客，最近孟买到成都的新航线开通，她在这座城市就要建立自己的办事处了。推销基站天线出身的客栈李掌柜越来越觉得这是一桩前途远大的生意。在我们回国之前，他已经先行回到广东中山探望妻女，女儿今年九岁，如果全家决定今后到印度生活，现在已经到了为她设计在印度的教育规划的时候了。
总部设在加尔各答的中国一冶印度有限公司，总经理毛洪涛用“爆发期”来形容这半年中国企业赴印的热潮。究其原因，他觉得一是最近国内的市场形势不太好，二是印度的市场实在太大了。
第一条只能算是临时因素，印度市场却是一个长期机遇——自2000年以来，连年高速增长已经在印度培育出相当可观的市场与消费需求，甚至连一些跨国公司也在考虑将它们设在东南亚的区域总部迁往印度。看来只要有这第二个因素存在，“爆发”就还会持续下去。
回国后的几天，我一直在回味，现在每天发生在李掌柜中国客栈的商业故事应该不比佟掌柜同福客栈的武林外传有丝毫的逊色。但如果我们的读者是一位即将在那里登场的中国商人，他会期望从我们的杂志上先了解哪些“剧透”呢？
矛盾的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印度这位近邻依然是一个在心理和习俗上非常遥远的国家。到那里的中国人，即便商旅经年，也大多没有多少与印度社区的私人互动。我最初听到华为员工在印度连刷牙都长年坚持使用矿泉水时还感到十分惊奇，去过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绝不仅限于华为。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印民间交流一定会越来越开放和包容，但在目前来说，中国人之间的交流与分享显然是赴印创业者获取内心支持的最重要来源。毛洪涛说，即便还没有成立商会，在印度的中国公司也喜欢定期聚会交流。“他在前面摔过跟头，你跟在后面，受益匪浅。”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移民欧美的经验中经常会被用来互相提醒的中国人欺骗中国人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印度，中国人相见还是很亲切的。一是确实人少，二来环境实在陌生。
我们在印度拜访了三大IT巨头之一的Wipro，参观了它最富盛名的班加罗尔企业园区，也派记者在博鳌论坛与塔塔集团高层深度交流，对方欢迎我们随便参观它在印度的任何业务。但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与中国商人相关的话题上——没有别的，就是想通过记录他们在印度留下的开拓印记，为后面整装待发的人们提供某种熟悉感。
当然更重要的是提供信心。
印度伙伴眼中的中国商品，与中国商人直观的印度市场，这两种角度的辩证合参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最强势的领域受到的威胁和在似乎毫无机会的产业中的机会。
让我们举例说明：
身处自殖民时代起就是德里最高档俱乐部的Gymkhana，今年75岁的印度独立元勋之子Ajay对我说，你放眼望去，随便看，这个大厅里的空调、电扇、灯，全部是中国制造，虽然它们都被贴上了一个印度名字。德里的khurshid Market已有八九十年的历史，是印度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印度人一向也认为它是亚洲最大的——我们在这个市场里转了两个小时之后得出结论：这就是一个中国商品市场，并且此结论至少具有90%的准确性。
是不是感觉很好呢？
而印度朋友的看法却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商品越成功，中国商人就越失败。道理很简单：首先，质次价廉的小商品影响中国制造的整体声誉；其次，由于印度政府不对外国人开放零售业，这部分生意全都是印度人做起来的。国航印度经理赵全桢提供的数据是，每年印度人飞中国，六七十万；中国人飞印度，六七万——这些十倍于中国的印度人大多是去进货的——印度人因而控制了小商品领域的所有渠道与销售环节，中国商人以后再难进入。
Ajay的建议是，中印贸易处于转型期，转型的主要诉求是升级。说得具体点，现在是时候把中国的工业制造引入印度了。有一个情况可能国内的人不太了解：印度是没有制造业的，或者顶多算是制造业刚刚起步，比如纺织业。以它刚刚发射的“烈火-5”洲际导弹为代表，国产化程度极低，几乎所有环节都依赖进口。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插述一则趣事。在孟买的时候，因为一时找不到货币兑换点，我就向早几天到那里的联邦制药的小伙子打听。他建议我到黑市换，汇率比银行划算。然后就对我感慨：“印度人真是淳朴，换了那么多次钱，从来没遇到过假币。黑市那种地方，就算给你假币你也不知道。”我因为也有拿到“一本儿”印度钱心怀忐忑的经历，所以对此非常认同。回国不久，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秘书长萨奇布来北京，见面谈起这件事，他们的中国总代表田芙蓉告诉我，这是老话题了，其实是个误解。印度没有假币，是因为做假成本更高。根源还是印度没有制造业，搞个印刷机不容易。
以前印度主要从欧美进口工业设备，后来发现好多也是贴牌，买来买去都是买中国的，还不如直接从中国买。在古尔冈，一家据说位列印度百强的企业老板竟然和我们说，你能不能拉个单子，至少列出三五十家中国最好的设备供应商的联系方法？
了解完中国的优势，我们再来看看印度的优势领域。印度一向以“世界办公室”自居，想来在IT领域中国应该没有太多机会，而这种主要得自宣传渠道的印象其实也经不住推敲。正是在IT领域，在国内似乎并不显著的UCweb今年就要做到印度手机浏览器市场的老大。两年前被ABB派往印度担任VP（副总裁）和CIO（首席信息官）的李清源给我们分析，印度三大IT巨头的业务都属于“企业IT”，而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则是以“Customer IT”为主导。印度市场这两年在低价策略的推动下，3G网络的普及情况远胜于中国，互联网的变革，包括“云技术”的发展应用，迟早会对传统的“企业IT”模式造成冲击。在这一点上，巨头们的反应显然不是最灵敏的，这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新晋机会。
这可以算是我们一个月访问印度的最宝贵经验：在这里，任何事情都不能仅凭第一印象做表面的理解，真实情况往往与它表现出的样子截然相反。
这种建立在熟悉感之上的信心，最终是为了支持可以让人直面风险的判断。印度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文化、特殊的体制、特殊的两国关系都会对商业活动产生影响。TCL是最早一批进入印度的中国企业，由于没有找对合作伙伴，铩羽而归；海航曾经开通国内到加尔各答的航线，由于不熟悉印度的官僚体系，一共飞了4班就负气而回。但就在我们进行采访的这一个月，从驻印度的中国商人口中，我们听说了TCL准备重回印度的消息，而海航也在重启谈判。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正如前面讲过的——“印度市场实在太大了”，大到让中国商人无法放弃。
即便对印度人来说，诸多表面理解也绝非靠谱。印度的“无厘头”报纸天天渲染敌对情绪，连在中国公司工作的印度员工看过后都会问她的老板：“是不是要打仗了？”她老板对我讲：“这都过去三四年了，还没打呢。”
中国商人身在客途，很容易受印度人情绪化的影响，但也往往因而忽略了他们的务实作风——“生意就是生意。”有经验的中国商人会告诉你，虽然印度人普遍也都有某种民族主义及各种衍生情绪，但在商业利益面前，他们都能很容易地做出选择。前一段时间在义乌发生的债务纠纷，被印度媒体炒成了罗生门，印度驻华使馆甚至建议印度人不要去义乌“那个危险的地方”。结果没有印度人听他们使馆的——不去那儿去哪儿呢？生意在那里。连炮火连天的伊拉克都有人抢着去，去义乌顶多中个暑，算什么危险？
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过一本文化人类学著作《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有一章叫“中国与印度”，回顾了这两个国家悠久的历史交往。从历史上看，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佛教的输出，而中国对印度提供的则是数学、天文等等。
在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体系中，经常用于表达欢乐和谐场面的一个词叫做“龙象腾骧”，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讲的“龙象共舞”的古雅版本。商业虽然是个通俗的东西，但由它所带动的“共舞”，其内容却比古代更为丰富，终场的欢乐也未必输于古人。
佛教认为，印度菩提伽耶的金刚座是世界的中心，但在《白老虎》作者阿拉文德·阿迪加眼中，那里如今却属于黑暗印度，书中主人公就出生在离金刚座几公里远的地方——世界多个国家在金刚座附近建有寺庙，如同派驻的使节。其中代表中国的是“中华大觉寺”。我经过时被它正门两侧的楹联所吸引：“中华发展遍天下，大觉慈容满虚空。”上联赞当代中国，下联夸古代印度。匾额上的题署说明这副对联是由一位法号本焕的和尚在103岁时所撰。就在那几天，本焕法师于深圳辞世，终年106岁。算起来这门坊应该是三年前整修的，所以措辞也颇具时代气息。
在“中华发展遍天下”一侧不远，我们走进一个小店为手机充值，店内也有手机出售。我们一眼就看到了在这“世界中心”或“黑暗之地”的货架上摆着的几款联想LePhone手机。
“多少钱？”
“1800卢比。”（合人民币200多一点）
“旁边那款Samsung呢？”
“4000.”
“它们好像差不多？”
“嗯。”
“哪个卖得好？”
“都很好！”
真是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