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选择“重返亚太”战略一方面是为了阻止中国主导未来的亚洲政治、经济秩序；另一方面是为了确立美国在亚洲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把中国纳入这一秩序之内加以约束。这是霸主对潜在挑战者所做出的自然反应。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太平洋世纪”的诠释所强调的：美国必须开创一种有章可依的秩序——一种开放、自由、透明而公平的秩序；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充当这样一种秩序的开创者和维护者。无论是美国组建TPP，参加东亚峰会，强化与亚太盟国的关系，还是间接干预南中国海、钓鱼岛等争端，都反映了美国的这一核心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力图寻找与中国周边国家之间的利益交集，以削弱中国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周边国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但中国的对外不干涉政策使其无法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美国“重返亚太”填补了亚洲安全保障提供者的缺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周边小国的担忧心态加剧，美国的回归为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推行骑墙战略创造了条件。针对周边大国争夺亚洲区域秩序主导权的欲望，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迎合了东南亚这类小国家的诉求。此外，美国还在强化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如在澳大利亚部署军队；进而同与美国拥有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之间还演绎出新型的三角关系，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边安全对话，美国、日本、印度三国安全机制等。
总之，从美国“重返亚太”新战略背后，我们已经窥测到美国的亚洲战略指向，它预示了中国周边环境的日益复杂化趋势和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全新挑战。
“重返亚太”战略导致各国误判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及亚太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在美国看来是逐步侵蚀了其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的经济基础。中国不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是几乎所有亚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更重要的是，整个亚太地区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主轴，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不是任何政治或安全联盟所导致的，而是市场经济的力量推动所致。当今世界的经济中心，已经无可争辩地转移到了亚太地区，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政治、安全和外交中心向亚太转移的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中国的迅速崛起起到了主导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亚太战略平衡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十年以前，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安全，以及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各国都唯美国马首是瞻，以美国的战略选择为界定自己的根本利益的标杆，并以此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和对外政策。然而，随着中国逐渐成为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心，亚太各国在对外政策上也做出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安全问题上依然以美国及其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为标杆，而另一方面则以中国以及中国经济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政策标杆。政策制定中的双轨导向——政治安全以美国为中心，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必然结果，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亚太各国普遍采纳“两面下注”的政策，防范最坏结果，争取最佳利益。
然而，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的战略姿态却导致了一些亚州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了误判，这些国家以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基准战略的根本目的是要大幅提高在亚洲的投入，通过加强对这些国家尤其是其盟国的安全保障来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共同制衡中国。显然，双方都想通过对方的支持来强化自己——美国希望获得亚洲各国的支持来增强自己在亚太的力量；而亚洲一些国家则希望通过美国的安全保护来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由此导致的战略认知误差，使得某些亚洲国家认为可以借重美国“重返亚洲”之机，提升自己在和中国交往中尤其是在领土争议中的地位和实力。这样的误判，是包括日本、菲律宾在内的一些国家在与中国领土争端中采取强硬措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亚太地区战略平衡的转移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和势力都改变不了的现实，而亚太地区战略平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美两国，尽管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有着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同时两国关系因战略互信的缺失和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不可逆转的互相依赖使他们不得不“同舟共济”；作为全球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利益攸关”者，两国在亚太以至全世界遵循的其实是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方面充分利用其他国家与对方的矛盾在中美双边关系中争取主动，另一方面又绝不会为他人的利益来左右两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大棋局”。正因如此，中国在南海、钓鱼岛等领土争议中即便是面对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盟友日本也表现得异常强硬，毕竟，美国不会替任何国家为同中国的领土争议买单，在亚太战略平衡发生根本转变的格局下尤其如此。
亚太战略平衡的转变进一步暴露了亚太安全体系中的结构性痼疾。这次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之争中的尴尬角色，便是明证。尽管美国政府反复强调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先后派出国务卿希拉里和防长帕内特前来斡旋，但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现实存在，美国的卷入反而使形势更加复杂。一方面日本竭力借助日美安保条约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和平斡旋疑虑重重。其结果，本来应该为区域安全起到积极作用的美日安保条约，面对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的争端时，却给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制造了障碍，甚至是助长了战争的危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排他性——美日安保条约为日本的安全利益提供了保障，却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
如何在不危及亚太和平和安全的前提下，将中国等新兴国家纳入亚太安全体系，使其在维护区域和平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尽到应尽的责任，是从根本上保障亚太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课题。显然，只有通过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亚太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而亚太地区战略平衡难以逆转的转变，正在为这样的努力奠定基础。
雄狮遭遇群狼的撕咬
到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出现了明显的恶化迹象，中国与其周边国家政治互信减弱、朝韩关系紧张、海上争端加剧，中国已不可能像本世纪首十年那样具有稳步拓展的机遇期。我们预判，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在中国周边的环境将进入一个震荡期。美国“重返亚太”，利用中国周边长期存在的各种争端以及突发性安全事件，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双边、多边军事合作，频繁展开各种海上军演，从而加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离心力，使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变得常态化。
在南中国海局势上，美国到底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回答是，美国绝对是个挑起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它把南中国海水搅浑后，又从局势中跳将出来，像个偏心的“裁判”似的假装对这表示“关注”、对那表示“关切”，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不选边站队，也没有领土野心，希望该地区国家如何如何……美国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貌似公正劝架，其实是不断向岛屿被别人抢去了的中国伤口撒盐。
自从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峰会上第一次喊出“南中国海存在美国国家利益”之后，窃取中国南中国海29个岛屿的越南和窃取南沙最大岛屿中业岛的菲律宾便开始像搬到了天兵天将似的与美国勾结在了一起，他们企图将当事国之间谈判解决的领土争端和划界问题多边化、复杂化、国际化，以求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永远无法得到公正解决，以便长期牵涉中国经济发展的精力；而美、越、菲从中浑水摸鱼，实现他们各自的战略目的和经济利益。这期间，美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不断举行军事演习，对其增加军事援助和军事装备，为其撑腰打气，将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一浪推高一浪。他们沆瀣一气、互为利用，菲律宾以直接将美军请进本土驻军的方式重新体味被殖民时期的温情，越南则以金兰湾军港作为诱惑勾引美国大兵重修南越时期的旧好。菲律宾胆敢与中国在黄岩岛对峙，越南胆敢将中国西沙、南沙领土划归己有展开苏-27战机低空巡逻，均无外乎仰仗着美国在背后的打气撑腰。而这边厢，美国则看准了南中国海有人为它火中取栗的火候，于2012年香格里拉防长对话会上宣布，美国海军60%的军力将在调整到亚太地区。菲律宾等国为此而欢呼雀跃，又是购军舰又是购战机，趁机武装自己，与美国一唱一合。菲律宾和越南恨不能将美军60%的军力搬迁到本国国土上来，苏比克、金兰湾等基地似乎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少女手捧着鲜花，穿着节日盛装，准备迎接美国大兵的莅临。甚至在美国的壮胆下，菲越都有了与中国决一死战的斗志。美国就是这样一边鼓动菲越与中国纠纷不断，一边推进和实现它不可告人的重大阴谋。美国貌似公允，实则包藏祸心。表面说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不选边站队、也没有领土野心，美国此时此刻将南中国海紧张局势责任“特别”推给中国的做法，不是选边站队又是什么？不是暗中为菲越助威又是什么？
美国拿南中国海问题联合中国周边小国向中国发难，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经济与军事意义。在美国经济持续下滑的现状下，维持围堵和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的军事所需大量美元早已是美国力不从心的事，美国需要有更多亚洲国家来替它分担。于是，美国险恶地利用“中国威胁论”和南中国海问题来离间中国与周边这些国家的关系：首先，它可以将大量军火卖给这些国家，使亚洲进入军备竞赛怪圈，美国则从中获利，拉动美国国内的军火经济。其次，在军事方面，也可以做到不断强化与其亚洲的军事同盟关系，培养对抗中国的军事力量。后者这样做的好处是，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和对抗上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不断加固和延长“第一岛链”的军事力量，封锁中国走向世界的海上通道。
总之，美国借南中国海问题正在做着一举几得的事情。至此，“第一岛链”封堵中国的力量由它的亚洲盟国来完成，美国只需像总司令一样到处指挥，就能让中国感到处处心烦意乱，整日忧心忡忡。现在中国的困局就好像一头雄狮遇到了群狼，中菲南中国海纷争刚刚处于平稳，越南又跳将出来与中国剑拨弩张；南中国海争执刚刚有些平息，日本策动的钓鱼岛“国有化”又在发酵。近年来南中国海、东海纷争就像走马灯似的周而复始的挑逗，严重分散了中国发展的集中力，使中国在与美国谈判桌上筹码变少。显然，美国好像抓住了中国人的要害。我们有理由相信，因美国因素导致的南中国海问题升级，中菲越的争议和较量还只是一个开端，类似这种争议在未来还会有增无减。诡计狡诈的美国不会直接与中国对抗，但它会是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中国和菲、越一旦在南中国海和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美国必然会在背后提供大量情报信息、技术和军火支持，这让中国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重要关头不得不顾忌怯步。战争开打，西方国家也会随从美国在政治上一边倒的倒向美国的亚洲盟国，借助各种舆论谴责中国、污蔑中国。
“修昔底德陷阱”难题
美国实施“重回亚洲”战略以来，亚太局势的变化之急剧是中国始料未及的。一直以来，中国都相信其能够和平崛起，相信既然自身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莫大好处，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就会接受中国。然而，今天的局面和中国的预期显然相去甚远。因为始料未及，中国似乎出现了力有不逮，频于应付的局面。尽管外交系统还是一如既往，但其他包括军方在内的很多部门和社会却躁动不安，在民间，“中国应该对美国说‘不’”的民族主义声音不绝如缕。
中国改革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一直是以美国为轴心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外交必然围绕着其他大国，大国外交成为中国历年来的的重中之重。这一外交政策早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当时中国和美国结成“联盟”应付前苏联的扩张主义就是一个例证。毛泽东之后，这种政策更趋明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等政策话语其实就是说给美国听的。邓小平之后，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更是不断发展出“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等政策话语，近年来还专门就中美关系提出了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美政策意向。但遗憾的是，美国及西方并不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