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种种话语表达的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想，中国式的理想主义遇到了有着巨大鸿沟的美国式的现实主义。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修昔底德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了这一命题。简单地说，故事是这样的：到公元后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即在现实中，两个大国的战略判断与感情好恶的致命结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导致健康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甚至更糟。”
“修昔底德陷阱”演绎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不难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
到了当下，“重返亚太”表明了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质。尽管美国人说，其“重返亚太”的目标是为了维护亚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围堵中国，而只是要威慑中国，防止中国破坏亚洲的现存秩序，但实际上很清楚，美国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活跃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中国日益强大，“尽管美国人永远不会承认这点”。他继续指出，“北京的崛起，已达到令美国不得不将该问题摆在长期战略优先方向首要位置的程度”。
美国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的军事化：他们预计到2015年，中国军费预算较2011年将翻一番，并将超过亚太其他所有国家国防开支的总和。令美国不安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不同型号导弹数量的增多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等争议岛屿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很难说，美国在亚太实行的政策不是针对中国。他们尽一切可能维持亚太地区力量均衡，以排除北京成为地区领导者的可能性”，特列宁说。
显然，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亚太地区，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美国把英国赶出美洲那样把美国赶出亚洲，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版的“门罗条约”。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战略姿态也导致了一些亚州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了误判。它们为了克服自身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选择了站在美国这一边。另一些国家则在旁边继续观望以便在关键的时刻作出是选边站队还是其他。这些国家以为美国政府的亚太基准战略的根本目的是要大幅提高在亚洲的投入，通过加强对这些国家尤其是其盟国的安全保障来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共同制衡中国。这种情形和修昔底德当年所观察到的希腊其他国家的行为何其相似乃尔：“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希腊世界中其余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
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双方都想通过对方的支持来强化自己：美国希望获得亚洲各国的支持增强自身在亚太的力量来平衡中国力量；而亚洲一些国家则希望通过美国的安全保护来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由此导致的战略认知误差，使得某些亚洲国家认为可以借美国“重返亚太”之机提升自己在和中国交往的地位和实力，在领土争议中增加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的误判，是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在内的一些国家在与中国领土争端中采取强硬措施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中国认为，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不相信中国本身的崛起会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中美关系的变化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现实：第一，中国是亚洲国家，只要中国在发展，其影响力必然要增加。不管美国或者一些亚洲国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们必须调整政策来适应这个新环境。第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然会继续，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少。美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衰落会慢一些。第三，中国无意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提高，但并没有能力独家来履行国际甚至是区域责任。美国的存在合乎中国的利益，因此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第四，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作“敌人”，这个“敌人”过于庞大，必然消耗其大部分资源与精力。必然导致美国所构建起来的支撑起世界霸权的大厦的解体。今天的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自一战之后尤其是二战以来精心构建起来的。“重回亚洲”必然要求美国减少其在其他地方（包括欧洲、非洲、中东等地）的存在，其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也必然衰退。事实是，美国在其他地区的霸权地位，动摇速度之快超出了世人的预料。即使在亚洲，如今的美国也大不如前。美国说得多，做得少。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要求亚洲有关国家承担更多责任，这和美国在二战后通过的“马歇尔计划”和营建“北约”的战略，营造一个欧洲秩序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重返亚太”实质上是美国的一个收缩战略，它将自身的尖端武器卖给它在亚洲的盟国，并在亚洲掀起军备竞赛，自己却因为害怕解放军弹道导弹战争开打摧毁它的前沿军事基地，已从原来的“第一岛链”退守到“第二岛链”的关岛本土。至此，美国回到了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撑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从修昔底德的这一观察我们可以判定，如果美国要单纯从战略上围堵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其很难有可持续性，更不要说成功。
很清楚，中国如何应对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中国如果也陷入这个陷阱，战争不可避免，剩下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以来中国非常克制，它在针对与美国关系上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应被看成是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的一种积极表现。但这仍然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减少美国人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长此以往，中美两国或者中国和追随美国的一些亚洲国家，必然在亚太地区迎面相撞，激烈的竞争将导致冲突。这和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无关，也和一个国家的“邪恶用心”无关，而和“修昔底德陷阱”有关。近年来亚洲局势的剧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也像美国恐惧中国崛起会影响到它在亚太的利益一样，猜忌美国“重返亚太”的用意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中国必然落入了与美国互为敌人的陷阱，最终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陷入旷日持久的征战中，中美也就没有赢家可言了。
但问题是，中国一厢情愿地不想落入美国和一些追随美国的亚洲国家的“修昔底德陷阱”行吗？中国不想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意味着美国更穷凶极恶的步步紧逼？意味着日本再次走向和中国相抗衡的军国主义道路？也意味着菲律宾、越南等一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有主权之争的国家趁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狐假虎威，对中国施行“狼群战术”的撕咬，从而让中国从此不得安生？……
消逝的国际战略机遇期？
早于2002年中共“十六大”时，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曾满怀信心地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时的一个重要基本分析是，未来20年在国际事务上不会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巨大趋势，或者至少不会产生局部战争。不会产生不利于中国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美国因素”。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做出这样的重要判断是有依据的。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成功走出1989年的“六四”风波带来的阴影，国际地位也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而增强。尤其是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实力迅速壮大，就是在其后短短10年里，中国经济总量相继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才跻身世界第二位的。这一崛起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结构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打破了旧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平衡。与美欧相继陷入金融与债务危机相比，这种崛起显得尤为耀眼。
然而，就在人们沿着线性思维推想中国仍然会以过往的速率崛起，并在经济总量上甚至超过美国，与美国平起平坐之时，我们骤然看到，中国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出现了疲态，各种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外交上的挑战不期而至，似乎已往那种顺风顺水的日子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快速崛起背后其实蕴藏着许多偶发的国际、国内因素，不了解这些偶然因素及其时限就不能理解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困难及其深层次成因。例如，1997-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国内金融的有力举措，在亚洲被广泛赞誉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至此，中国逐渐从1989年“六四”风史的阴影里走出来，一度紧张的中国和西方关系也开始趋向稳定且良性发展。又例如，2002年，中国高层判断“国际战略机遇期”时，中国高层看到的是北约东扩和俄罗斯跟美国的角力成为后冷战开始头十年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就在中共提出未来20年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前一年，美国突发了震惊全世界的“9·11”事件，美国在本土上遭到两百年历史上第二次袭击，第一次袭击是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即遭遇日本战机轰炸的著名的“珍珠港事件“。”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了长达10年之久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从此美国陷入了反恐泥淖难以自拔。在这期间，美国的挑战不光是这两场战争，还有更多地区性挑战，包括朝鲜核问题、伊核问题，利比亚、叙利亚以及层出不穷的中东问题。然而，美国反了10年恐怖主义，结果是越反越“恐”。美国正是十个手指头按十五个跳蚤，心力交瘁，无暇旁顾。“9·11”事件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美国显然减轻了对东亚的注意力，也减轻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而就在这一时期，正是被中国官方、民间舆论一致看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类似“9·11”这一重大事件，中国的国际战略机遇期可能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终结。
在国内，新老世纪交替，以市场化改革开放路线以及领导人权力交接模式得以顺利稳定延续，避免了中国国内政治和政策动荡与折腾，一个有高度“共识阶段”国内政治状态为这种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生态的支持。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人口红利”则在一个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以大量廉价劳动力和高储蓄率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客观支持条件。
就在“9·11”发生的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入世的10年，非但没有像国内外一致认定的将在经济上产生逆转，入世反而使中国出人意料地变得更加强大。高科技和全球化推动的全球产业链重新整合，驱动了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发展，使得中国得以在入世后利用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制造业规模效应，以“世界工厂”为全球提供各种廉价制成品。“中国制造”就是在这以后在全球大行其道。显然，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得益于20世纪50-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时导致的生育高峰构成了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使得中国在过去20年时间内出现了世界罕见的充足年轻劳动力供应，再加上较低未成年人口抚养比率迭加的现象。这大大地刺激了社会的财富积累和投资活动的增加。
无论是“9·11”事件后美国“反恐”以及与之相关的两场战争的10年，还是中国加入世贸后的10年，等美国于2011年决定要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撤军，他们惊回首看到中国因为崛起已经做大，美国再也无法坐视。这就是2012年美国“重返亚太”的历史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