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天平在不断向中国倾斜。现在中国正在强势崛起中，还没有真正强大。正因为中国没有真正强大，还无法完全和美国、特别是在军事上分庭抗礼。因为中国没有真正强大，所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一些同中国有边界领海争端的国家还指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这对他们的安全非常重要，它们的安全还要寄托于美国之下。也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中国周边一些小国，在中美之间搞一种叫“平衡”的游戏，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他们又依赖美国，特别是当中国和美国相比较而言中国现仍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或者是某些领导人有一种定势心态，就是站在强者一边，看不起弱者。然而，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这个世界通用的用实力来说话，将最终使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成为只是一个意淫，美国所有希冀围堵、遏制甚至扳倒中国的努力也将最终归于零。
本章我们从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和平崛起的影响和军事装备创新几个维度来论证“中国发展，永恒的硬道理”。
向中国倾斜的时间天枰
只要中国的发展继续保持强劲，其力量的增长就会转化为很多具体的手段，美国剑指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就不可能得逞。因此，说一千道一万，未来中美关系是否能理顺的节点在于中国发展。发展是永恒的硬道理，只有中国持续高速发展，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中美之间此消彼长的经济实力才会日益接近，中国才会在有朝一日超越美国，并在日后将美国远远抛离在后面。有了中国真正的崛起，一切将以实力说话，中国也将获得多重、多维甚至全方位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尊重。届时，中国经济实力具有绝对高高在上的优势，中国将引领包括军事在内的科技创新的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也将摆脱长时期以来受制于欧美高科技术禁运困局出现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创新发明。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的尾声对“中国世纪”的愿景式描述的那样，让我们在这里再赘述一次：
“2021—202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并将在2025年最终超过美国。这一时期，政府更注重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的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到中等国家水平，中国社会体制更加开放，渐进式民主改革稳步推进，中国对人类科技进步也越来越作出重大贡献，许多发明创造都在中国问世。中国人的优越意识逐渐提高，不再是西方的月亮比中国亮。美国也不再把中国当成世界威胁，并开始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伟大现实，虽然接受是无奈的。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增加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的领导。这也是两岸最终和解政治统一的最佳时机。美国退出亚洲部分势力范围，由中美共同维护亚洲稳定。
2024—203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81086美元，接近发达国家，中国迎来‘汉唐盛世’时代，国家实现统一。国语成为国际趋之若鹜的世界性语言，学习普通话在全球盛行。追逐‘中国托福’和‘中国绿卡’成为和当代追逐美国绿卡一样的大热门。中国大学和研究单位也不断吸引着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就像当今美国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一样。西方人突然发现，到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这类繁荣且发达的特大城市落户是一件手续繁复而困难的事。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创造、国民发明之地。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常态，第一个中国人登上火星……许多在今天不敢想象的事在那个时期都将由中国发动！”
总之，在未来20年内外，正像美国在20世纪初兴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一样，中国正在或将要经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这一进程将影响到中国乃至世界的方方面面。中国将成为世界一个全新型态的政治与经济实体，在政治领域及市场上将变得非常具有竞争力，善于创新及能够承受动荡，将成为世界上唯一和美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第一大国际经济体。当然崛起的不止是中国，届时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也将在其列。”
中国发展的敌人是自身
然而，未来中国发展最终取决于继续改革开放，不改革的中国发展是没有出路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模式，其实质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式，包含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或支点的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以及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以审慎态度观察“中国模式”，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复高储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到了今天，这种曾经驱动中国发展的独特模式已经在很大程度成为了一种障碍。
1．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的比例从7％猛增至14％左右。“中国制造”之所以在全球迅速攻城略地，基本上靠的是低成本竞争力。低成本竞争本身未必是坏事，不过考虑到制造的低成本不像丰田汽车来自管理效率，而是建立在被扭曲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生产要素价格之上，情况就不容乐观。简言之，中国GDP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员工权益（尤其是农民工）、污染环境和透支未来资源等方式实现。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防护，很多农民工患上尘肺病等职业病。自然资源不仅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但由于子孙后代在当下并没有投票权，无法阻止资源被过度开采，留给他们只有废弃的矿山、污染的环境。《暸望周刊》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估计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是“跨期效应”，即经济收益在当期，污染成本爆发在远期，目前只是暂时生活在生活条件改善的幻境中，一旦污染造成的后果集中爆发，公众对经济增长的认同感将消失。
2．政府严密管控市场经济及强势维稳埋下隐患。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的增长模式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与强势政府是分不开。从中央到地方，“保增长”被视为主要的政绩指标，结果出现“政经一体化”的体制架构，政府以“经济建设”而非“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这种体制的关键在于：第一，政府控制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央企（大多处于垄断地位）、地方国有企业、高额税收等，尤其是近年来突出的土地出让金；第二，政府的开支几乎不受制约。在财政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财政民主流于空谈。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将资源投入到快速创造GDP的领域和各种形象工程（如机场、地铁、运动会）。投资2000亿元的三峡工程经过“人大”表决，而每年投资近万亿的高铁居然没有经过人大表决程序；第三，政府拥有强大间接获得资源的能力，例如银行负利率、IPO审批制、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及在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优势。2010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的利润就超过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政府控制资源的超级能力虽然使得庞大的经济建设机器能够开足马力，但也埋下隐患：
（1）政府掌握经济资源，投资缺乏制约。“政经一体化”模式下，政府拥有雄厚经济资源，而投资又缺乏制约，加上国企的体制缺陷，使得投资冲动难以遏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刺激下出现投资失控，2009年、2010年新增银行贷款18万亿元，过度膨胀导致铁道部和地方融资平台陷入债务困境，中央政策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紧缩导致债务危机爆发，继续贷款可能导致银行风险失控。中国经济出现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2）环境污染造成群体抗争。“政经一体化”模式更大的问题是破坏法治。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法治，但在当下，由于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要职能，政府球员又兼裁判，司法独立难以维系。为GDP政绩，地方政府通常对污染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充当保护伞。在众多的环境污染、征地、拆迁事件中，由于地方政府是纠纷的当事方，公众不信任司法判决，或诉诸群体性事件，或进京上访。可说是，不改变现行的“政经一体化体制”，食品安全、环境等污染危机和群体性事件将愈演愈烈。
如果充分考虑高昂的环境污染成本，中国的GDP实际上陷入了“零和游戏”状态：少数人主要通过损害多数人利益而致富，其方式包括：用负利率掠夺存款人（即通货膨胀税），用污染环境掠夺公众，用IPO掠夺股民，用房地产掠夺“房奴”，用央企垄断掠夺民营企业和民众，用高税收掠夺纳税人，用资源过度开发掠夺子孙。
（3）城乡差距扩大造成贫富两极。“中国模式”在创造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背后，剥夺乃至掠夺相对弱势群体与相对弱势地区，造成“国富民穷”“国富民退”，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过去几十年，中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居民收入相对增长却较为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到2010年的43.42％，25年下降近13个百分点。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该国可能发生动乱；而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全国41.4％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从1997—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企业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10年的3.33。
更糟的是，权力和资本在通过掠夺环境攫取财富后，有更多的资源可享受优质生活（包括移民），需要承担这种环境代价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由此带来的群体抗争已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稳定之源。面对社会种种乱象，政府多年来一直实行维稳政策，其实质是在压制矛盾，其结果在累积和激化更大的社会矛盾。
（4）社会腐败、道德危机。当前在中国的腐败已成为弥漫性、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该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也出现了腐败。而现存的法律及政治机制也无法有效遏制。此外，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在实际上的合法，它助长了日益严重的社会腐败。特权引致的腐败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剧。现在严重的社会分工不是市场的竞争造成而是权力严重受到侵蚀使然，以致使基本人权得不到保证而引起社会不公。从此角度分析，中国政治体制非改不可。
道德危机是另一严重社会症候。但它是标不是本，它的本在于中国当前的这种发展模式。此一模式往往忽略、轻视甚至伤害底层弱势群体，不注意保护个人的价值、尊严。在中国，人并不是天生比别的民族麻木、冷漠，更何况中国又是一个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国家。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没有制度安全感时，勉强其做一个道德者太难。在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政府却清廉；而在中国，权力与利益交换现象非常普遍。虽然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腐败有现代化润滑剂”一说，然而在中国政府内部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始终得不到有效遏制，政府的合法性也将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步侵蚀，直到出现政权合法性危机，或者说“周期律危机”。
未来，中国发展取决于换届新领导层对过往发展的“中国模式”的清醒认知。诚然，强势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市场经济是前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特征，也被认为是“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核心要素。但是，昨天的成功要素已成为今天的问题，“大政府”导致“国富民穷”“国富民退”的经济失衡，使得经济缺乏法制保障，进而导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腐败与不公等问题日趋恶化。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达沃斯天津论坛演讲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中国要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政治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主线，都表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言，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对中国而言，履行承诺、落实政策才是改革的关键。笔者想在本章所立意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供政府参考：
1．加快政府的体制改革，尽快从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向市场主导经济模式转变。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政府应从直接干预经济向更多提供公共服务和为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制保障转型。在经济活动中，强调企业和市场的主导作用和地位。政府以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最终目标，同时发挥市场的资源最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功效，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