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转变。改变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为强调综合平衡的外贸模式，逐步放弃依靠低工资的劳动力优势的做法，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对外贸易为发展道路。工业发展应走靠高新技术、劳动者技能水平提高和产品质量改善，将更多的生产资源，投向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最终实现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
3．“中国模式”应更加注重制度创新和体制建设，避免掉入“后发劣势”的陷阱。只有以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为着力点，开启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模式”才能找到新的发展推进剂，具备跳出“后发劣势陷阱”的信心和能力。这样，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才有可靠的动力源，中国真正赶超美国才有可能。而只有中国真正发展了，才有真正突破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重围的底气；否则，谈什么都是一句空话。
经济实力比刀剑更强
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回答是经济。未来，中国在构建亚洲国际战略环境时要将经济这一优势最大化，用好用足。中国有着庞大的巿场，通过贸易，创造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局面。但中国要对与自己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统计分类，凡是触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国家，中国要将经贸与外交结合起来，对其进行限制甚至制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要避免出现某些国家在经济上从中国得好处，在外交和主权上损害中国利益的现象出现。另外，中国每年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多，金额大，建议中国政府针对这一块制定相应规则，对外援助是有条件的，受援项目要与中国国家利益挂钩，受援国要听中国的话，其行为要维护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否则，中国要暂停或取消对外经济援助。中国特别要清晰无误地告诉那些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绑美国战车来反对中国的国家或地区，它们那种一边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红利”，一边又借力美国反对中国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
在国际上至少已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国际上的奇异现象，其中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Raby）可算是一个。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澳大利亚政府不应盲目追随美国（澳大利亚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盟国，2012年允许美国在其达尔文军港进驻特种兵。——作者按），因为这种做法会损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他在演讲中表示，鉴于中澳经济之间的互补性，澳大利亚未来只会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在这一点上没有其他国家能替代中国。
就像芮捷锐警告澳大利亚政府不应盲目追随美国一样，中国需要直言不讳地告诫甚至警告所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和中国打交道的国家或地区，如果他们一边与中国保持着至关重要的经贸关系，一边又在做着有损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勾当，是一种不被容忍的行为，最终损害的将是相互之间业已根深蒂固的共同经济利益，而遭受损失最大的可能是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小国家。目前看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过不去的三个国家，第一个是菲律宾，第二个是越南，第三个是新加坡。
长期以来，新加坡可以说一直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从60年代李光耀就跟中国开始了贸易合作，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年中国给新加坡带来了太多经济利益。在这点上，新加坡应该心知肚明。然而，新加坡在国际战略上却绑在欧美战车上。早在2001年3月23日，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率领众多主力战舰驶入新加坡的樟宜军港，这是自1992年美海军撤出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以来，第一艘美军航母驻泊东南亚国家的海军基地。樟宜海军基地的第二期工程于2003年竣工，根据新美签订的协议，竣工后的樟宜海军基地，其外港可容纳美军航母等大型船只靠泊，并为美军第7舰队及其他过往船只提供后勤补给和维修服务。在樟宜建立基地，大大拓展了美海军第7舰队的控制范围。从这里出发，美海军舰队可以在24小时内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阿拉伯海到达海湾地区；向东则可以直接进入南中国海海域。此外，美军还以樟宜基地向周边东南亚国家辐射，通过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获得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和港口停泊军舰、起降飞机的权利。一个以樟宜为中心的新的美军基地群正在东南亚形成，这无疑将对东南亚的战略形势带来深远的影响。显然，新加坡在安全战略方面和中国结合起来的经济利益严重不相吻合，应当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承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自我克制，不单方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自《宣言》签署以来，南中国海周边地区安全角势总体趋于缓和，但是南沙地区军事对峙态势却从来没有改变，其中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针对南沙的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
强化岛礁军事设施。2003年以来，越军重点加强了对南子岛、敦谦沙洲、鸿庥岛、染青沙洲和南威岛等核心岛礁的建设，并对南沙西南部部分高脚屋进行了翻修，目前正进行南威岛机场扩建和渔业后勤保障中心建设。菲军对中业岛机场进行了整修，安装和维修了部分岛礁的通信设施，并在主要岛礁修建永久性设施。马来西亚海军对弹丸礁机场跑道进行了翻修，新建停机坪和栈桥式小型码头，并对部分岛礁的雷达、通信设施进行了维修。
加大海域管控力度。自《宣言》签署以来，越、菲、马继续频繁出动舰机赴南沙活动，加紧进行海区测量，并重点监视无人礁滩，以防止别方占据。2005年越南派出多艘测量船对30多个岛礁进行了海区测量，菲方的两艘测量船也赴巴拉望以西海域实施了水文和海洋勘测。此外，菲军继续派舰机前往黄岩岛侦察巡逻，并图谋占领该岛。2002年，菲在该岛秘密修建了7个“主权”标志物。近年来，菲海军每年都组织菲军事学院的学员乘舰艇赴南沙海区训练，熟悉海区环境，此举目的昭然若揭。
强化军事控制力量。周边国家为加大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控制能力，积极通过采购和自制等手段，更新武器装备。2003年以来，越南与俄罗斯签署了引进“闪电”级导弹艇和新型“猎豹”级护卫舰的协议。马来西亚接收了两艘德制近岸巡逻舰，并计划自行建造4艘同型舰艇，此外，还从俄罗斯引进了18架苏-30MKM战斗机。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先后从国外采购和引进先进装备，到位后将大幅度提高周边国家军队的制空制海能力。
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越来越把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宽宏视为软弱，断章取义理解“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积极推行海洋经济战略，疯狂掠夺南中国海资源。越南、菲利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凭借临近南沙海域的地理优势，同西方国家合作，加强南沙海域的油气勘探、开采，现有油气井500余口，其中100多口在我南中国海断续线内，越南、菲利宾、马来西亚、文莱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已从南中国海油气开发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石油出口已经成为越南的强国支柱。菲律宾已经从贫油国一跃成为石油出口国。周边国家每年从南中国海开采石油多达5000余万吨。相当于大庆油田的年产量。目前，南沙海域被周边国家各自划分了彼此重叠的招标矿区，不断扩大勘探范围，且大部分区域在我传统疆界线之内，在南中国海拥有石油承租权并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的国际石油公司有约200多家。
在南中国海的诸多挑战中，马尼拉的狂妄自大处在最冒尖儿的位置。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加紧了挑战中国的步伐。在2011年和2012年之交，它又是拉美国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又是绑架东盟峰会，试图与中国打群架；又是企图主办南中国海争端国峰会，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更有甚者，它将南中国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在本属中国的岛礁上修工事、建机场，而且恶人先告状，把中国告到了联合国。而2012年4月开始的中国海监渔政船与菲律宾舰船在南中国海黄岩岛海域的对峙，更将南中国海冲突推向了全球瞩目的新高潮。
为此，中国必须改变以往战术，在经济和政治上运用强有力的“胡萝卜加大棒”手段来迫使上述这些国家的政策转向有利于中国并增加中国影响力的方向发展。中国要对菲律宾首先开刀。自菲律宾2012年4月挑起黄岩岛争端以来，中菲经贸关系降温，菲多个行业受到影响，其中，菲律宾的香蕉出口和旅游业更是“严重受伤”。《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10月23日报道称，菲律宾对华香蕉出口2012年或将比上年下降40%。菲律宾PBGEA执行理事安提格（StephenAntig）在给中驻菲大使的信中指出，菲律宾过去平均每年向中国出口7000万箱的香蕉，而2012年由于来自中国方面更加严格的检查流程，出口数量下降了40%，保守估计，这将会给菲造成7200万美元的损失。
在经济上惩罚日本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2012年以来，日本也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向中国发难，在钓鱼岛问题上闹剧不断，先后采取“命名”“登岛”“视察”“慰灵”等一系列密集动作，并在9月宣布完成所谓对钓鱼岛的“国有化”进程。在此背景下，中国应果断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维护和伸张中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回击日方的挑衅行为。
中日钓鱼岛争端已让日本政治陷入混乱，更冲击日本本已脆弱的经济形势。日本财务省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日本正面临财政悬崖。9月日本对华出口额锐减14.1%，贸易逆差达3295亿日元，创30年新高。日产尼桑、丰田、本田、铃木、马自达的汽车销量降幅分别高达35.3%、48.9%、40.5%、44.5%和35%，三菱降幅更是超过60%。有专家分析，如果钓鱼岛争端持续，第四季度，中国赴日游客下降70%，日本旅游收入将减少670亿日元，2012年全年日本对华出口将减少1万亿日元，日本GDP面临损失8200亿日元。
“贸易逆差超过3.2万亿日元，创197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财务省10月22日公布的这份2012年上半财年（4月至9月）贸易成绩单如同一粒泻药，让这个以“贸易立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外界眼中蔫了许多。虽然因素众多，但舆论无一例外地将中日钓鱼岛争端视为日本出口下滑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中国是否会采取更经济制裁措施取决于日本能否做出正确选择，使中日关系朝着正常方向发展。从经济制裁的角度，中国完全具备这样的实力和优势对其进行反制。经济实力对比会发现，由于日本对中国市场依赖性更强，如果发起经济制裁的话，日本的损失将更大。中日两国是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双方经贸往来频繁，经济依存度不言而喻。经贸对峙对双方都有杀伤力，但中国承受能力远高于日本，日本经济软肋明显。
在选择对外经济制裁时，可以从货物贸易进口、货物贸易出口、服务贸易进口、服务贸易出口、外资市场准入、对外融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等多个方面选择。根据中日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在选择对日经济制裁的领域时，我们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货物贸易进口。进口能力就是权力。一般情况下，一国作为最终消费者进口的数量越大，该国由此掌握的对出口国的潜在影响力也就越大，因为出口国企业和政府为了保住这个重要市场，往往会不得不接受进口国的游戏规则，有时甚至会不得不接受与本国法律相抵触的进口国司法制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两年美国市场上的“丰田质量风波”中已经见识得非常充分。中国已是世界第二进口大国，近10年来进口年均增幅高达全球进口年均增幅的两倍多，持续的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储备又赋予中国可持续的巨大进口能力，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寄希望于对华出口，中国通过进口渠道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正在日益增强。鉴于中国是日本名列前茅的大出口市场，2011年中国自日本进口高达1946亿美元，即使按日方统计数据，当年对华出口也已占其出口总额的19.7%，因此，抵制日货进口、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能够对日本造成较大杀伤力。但这种抵制主要应当集中于日本消费品，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其控股股东、高管反华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不宜盲目抵制日本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除非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合适的替代货源，以免误伤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