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似乎又回到了19世纪鸦片战争前，西方列强都垂涎于中国产品，但是中国却似乎对列强们的产品不怎么感兴趣。中国企业在制造业方面已经是全球成本的领先者，国外竞争者必须达到中国企业设定的定价基准才能生存。这不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如果你从事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国企业的竞争将迫使你破产；如果你从事的是高端产品生产，你别以为中国企业不会与你竞争；如果你从事耐用消费品生产，你可能已经处于中国企业的包围中了，或许把品牌贴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身上才是个办法；如果你还没有与中国有商业联系，那你就应该尽早考虑和中国建立起这种联系了。
是什么使中国建立了这种优势？评价就不能仅仅从资源规模、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上看，因为从人口上讲，印度也有10多亿人呀！从经济总量上讲，日本只是到近年才将“世界第二”让位给中国。在发展速度方面，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都曾经历过与中国一样较长的高速增长期。评价中国崛起首先要看到中国的独特性在于有传奇历史、独特的制度、伟大的雄心、特殊的资源、强有力的谈判地位，以及身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殊机遇期。当这些各自独立的要素被糅合产生合力时，不仅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以后也不会重演。这种机会造就了中国今天的伟大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将是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特质表现在：
1．中国几乎永不枯竭的人力资源储备。这种劳动力储备不仅是低廉的，而且包含了大量工程师、科学家和熟练技师。这种储备使中国在产业升级进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时仍能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那种优势。由于劳动报酬提高带来的产业转移，不是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国，而是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中部再到西部，这无论在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亚洲五小虎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从未有过的，从而在中国出现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不断梯度传递过程。
2．良好的基础设施，开放的政策吸引。相对于日本和韩国，中国对外资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态度特别开放，这些跨国公司的进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第一，将近一半的中国出口是由这些外资公司创造的。第二，这些外资公司在中国本土的生产产生了极大的技术溢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第三，跨国公司加强了中国的谈判地位。
3．受益于中华经济圈的协同效应。全球华人在过去30多年间为中国共同创造出了一个产出协同效应的华人经济圈。在这个经济圈里，储备了无与伦比的人力资源，不仅是体力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包含了大量科学家、工程师、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和商业精英，其中不乏世界级的优秀高级人才。同时这个经济圈里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作为巨大资本的后盾。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则源源不断地给中国提供了国际化的商业头脑。
4．来自各阶层的创业热情。海外华人的商业成功为中国人创造了先例，每个阶层的中国人都有着极高的创业热情。这是中国和日本之间一个很大的异同。
5．技术创新、模仿和盗版。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不仅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也有能力生产航天器和移动电话。中国政府一直是企业获得技术支持的强大后盾。中国也一直在改善教育、扩大出国留学规模和国外留学生的招收，并以政策倾斜鼓励留学生回国发展。中国政府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市场规模迫使跨国公司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比如，中国新近推出的电子芯片无线安全技术标准，实质就是迫使外国公司公开其信息技术所有权。在大规模采购中，经常迫使外国公司转让关键技术。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成长惊人，比如在交换机方面，1987年以前几乎100%的交换机都是由国外厂商生产的，1992年这个比例是9%，到2000年这个比例为57%，其中纯粹进口的比例从1987年的89%到1992年的54%到2000年的0。
为了保证中国获得足够技术，中国政府鼓励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通过这些中心转移技术。政府还鼓励中国公司走出去，在外国设立研发中心。目前这类研究中心大约有220家，仅在美国注册的中国分支机构的研究经费支出从1987年的700万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5亿美元，到2010年的45亿美元。虽然这些研究中心一般仅限于本地化研究工作，但这种情况不会持久，迟早他们会走上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道路。
6．中国强有力的谈判地位。中国的开放政策也使中国占了大便宜。中国对美出口很大一个比例是通过向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帝国采购实现的。有人估计，仅2011年，沃尔玛就购买了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而中国人同样通过德资企业麦德龙、法资企业家乐福以及另一个美资航母企业山姆公司来完成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倾销。曾经打赢过对长虹官司的美国五河电子的总裁说：“在听证会上看到美国零售商令我非常惊讶，他们好像认为我们在起诉他们。”
在讨论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时，不能不谈到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胡鞍钢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概括为五大规模效应，即巨大的人口规模效应，更大劳动力参与就业规模效应，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效应，开放市场和贸易规模效应，最大资源消耗规模效应。在上述五大规模效应中，前四项更多的是正外部性，最后一项是负外部性。总体上看，从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角度看，其正外部性大大高于负外部性。如果中国能够选择绿色发展战略，走绿色崛起之路，则最后一项负外部性将大为降低，还有可能产生正外部性。以下我们分析胡鞍钢的主要观点：
1．巨大的人口规模效应。从美国、日本和中国经济起飞时期的人口规模比较看，它们的差异甚大。如果将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包括在内，这是世界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崛起，远比美国和日本崛起壮观得多、宏大得多，它将深刻地影响21世纪。
1870年美国开始经济起飞时总人口为4024万，到1913年总人口为9761万；1950年日本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时总人口为8381万，是美国1870年总人口的两倍，1973年日本总人口达到10871万人。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起飞时总人口为96259万人，相当于1870年美国总人口的24倍，相当于日本1950年总人口的11.5倍，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至少将达到14亿，相当于美国1913年总人口的14倍，相当于日本1973年总人口的13倍。1990年印度开始经济起飞时总人口为83900万人，相当于1870年美国总人口的20.8倍，相当于日本1950年总人口的10.0倍。
除美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发达国家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占全世界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从1960年的20.70%下降到2002年的14.7%，大大低于中国人口比重，也低于印度人口比重。
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了对2020年的预测报告，题为《绘制全球未来》。在这张全球未来图景上，中国和印度被标明为“可能的新全球玩家”，它们将改变21世纪前期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中印两国相继崛起，就意味着两倍于发达国家人口的两大经济体迅速起飞，加速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这无疑空前地扩大了世界就业人口规模，迅速地提高了世界劳动生产率，增加使用各类新技术，特别是IT技术的人口规模，大幅度地减少绝对贫困人口，也会进一步提高全球的经济增长潜力、贸易增长潜力、技术进步潜力。
2．更大劳动力参与就业规模效应。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5年7月30日《中国如何操纵世界经济》引述了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该周刊提醒全世界注意，中国的劳动力大军进入全球经济如何会发生50年、甚或100年时间最为深刻的变化。中国有效地使全球劳动力翻了一番，大大提高了世界的潜在产出，因而未来前景更加光明。其原因在于：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大军；拥有异常开放的经济。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而且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也广泛得多。
中印两国不仅人口基数大，而且总人口就业参与率高（特别是中国）。发达国家不仅总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在下降，而且总劳动力占世界总量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60年的20%下降至2002年的15%。尽管中国人口总量占世界为20.66%，但是劳动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为25.40%，比发达国家劳动力占世界总量比重高出10个百分点。
中国劳动力不仅数量大，而且在大规模的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在向非农业劳动生产部门转移。1978年中国的非农业劳动力11834万人，到2002年达到36870万人，中国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全世界比重在过去20年间翻了一倍，从6.5%上升到12.2%。尽管目前中国非农业劳动力数还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数45512万人，我们估计到2020年中国总就业人口在8.2亿人左右，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到65%，也就是5.33亿人，那时中国的非农业劳动力比发达国家的总劳动力还多1亿人。
根据Maddison计算，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西欧国家GDP增长率明显下降，由1950-1973年期间的4.8%降为1973-1998年期间的2.1%。他认为这种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可以分解为三个因素：（1）出生率出现了明显和普遍的下降，致使人口增长速度从每年0.7%下降到0.3%；（2）失业人数大幅度地上升，同时还有其他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的因素；（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出现了下降，年均增长率由黄金时期的4.8%降到了2.3%。
中国与此相反，劳动年龄人口从1982年的61.5%上升到2003年的70.4%，总人口就业参与率从1978年的41.7%上升到2003年的57.6%。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长，1978-2003年期间平均增长率高达6.9%，是西欧国家的3倍。西欧的三大趋势会持续下去，而中国还会上升，形象地讲就是“西方的太阳徐徐下降，东方的太阳徐徐上升”。
3．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效应。从世界现代历史看，中国这一时期相当于美国经济崛起期（1870-1913年）的情形。首先，美国是南北内战结束后开始进入经济起飞，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2%；而中国是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进入经济起飞，中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率为9.4%，大大高于美国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其次，美国花了43年时间（指1870-1913年），中国可能花42年时间（指1978-2020年）。再次，1870年美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为8.8%，到1913年时这一比重提高至18.9%；1978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为4.9%，到2020年提高至18~20%。最后，美国经济高增长带动了世界经济增长，美国对这一时期世界新增GDP的贡献率在1/4（25.9%），而英国的贡献率仅为7.7%。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对世界大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作了排序，在80年代美国贡献率最大，它占世界新增GDP的21%，中国第二位占12%，第三位是日本，德国第四。1990~2002年，第一位是中国，贡献率高达27.1%，美国变化不大，是21%，日本从原来的10%降到2%，它几乎是零增长，中国的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之多。根据英国《经济学家》（2005年7月30日）估计，从2000年以来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相当于印度、巴西、俄罗斯三大新兴经济体总和的两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这些新兴经济体。
根据Maddison（2003）计算，从1975年以来，西欧29个国家GDP（指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是持续下降的，由1975年的25%下降至2001年的20%，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中国和印度GDP占世界总量比重是持续上升的，中国由1975年的4.8%上升至2001年的12.3%，印度由1975年的3.3%上升至2001年的5.4%，中印合计比重由1975年的8%上升至2001年的18%，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估计到2005年中印两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就会接近西欧29国的比重，然后很快超过西欧比重。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西欧和日本占世界GDP比重是呈下降趋势，中国和印度呈上升趋势，美国比重可能先是不变后是开始下降。到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印度经济规模会超过日本，到那时，世界经济将形成五大经济体，按经济规模的排序是：中国、美国、西欧、印度和日本。它们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在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