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世界经济，使得全球经济的劳动力或就业人数空前增加，就业参与率明显提高，从劳动力供给要素投入和劳动力转移两个角度看，不仅提高了中印两国潜在产出增长率，而且还提高了全球潜在产出增长率。
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一起飞期或崛起期的中点。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战略机遇期。只要中国能够保持过去30多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中国就会取得以往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历史记录。
4．开放市场和贸易规模效应。1950~1973年期间，中国贸易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弹性只有0.54，属于封闭型或非开放经济类型，尽管这一时期全球的贸易增长高于经济增长。1970年中国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0.7%；1978年中国的贸易总额在世界上居第32位，几乎是一个贸易小国。70年代末，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12%，是世界上这一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被世界银行视为长期极端闭关自守类型。
过去20多年中国迅速经历了从一个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过程，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全球经济并日益影响全球经济与贸易。中国在多方面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第一，1992年中国的加权关税税率为41%，到2001年降至12%，加入WTO后2005年降至9.8%，2006年之后进一步下降至6.8%；第二、1996年中国非关税贸易壁垒占各类贸易的2/3，2000年降至1/3，加入WTO后中国将取消绝大部分贸易关税壁垒，根据WTO规则，国际贸易仅控制不到10%；第三、1994年中国废除双轨制汇率制度，实行单一汇率制度。
1978年时中国贸易依存度（进出口额占GDP比重）不足10%，到2004年已达到70%，大大高于其他大国的贸易依存度，如俄罗斯为55%，巴西为30%，印度为27%，欧盟15国为26%，日本为25%，美国为24%（WTO，2005）。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加入WTO后将使全球福利每年增加740亿美元，其中中国获福利400亿美元。这是中国崛起对全球的正外部性。
中国出口商品额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的贸易总额到1995年已经上升为世界第10位；到2004年中国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6.5%，上升为世界第3位，排在德国（为[A16]10.0%）和美国（9.0%）之后。
中国在成为世界主要出口大国的过程中，也成为世界主要进口市场。1980年时中国进口商品占世界总量比重只有1.0%；在加入WTO之前的2000年中国进口商品占世界总量比重上升为3.4%；在加入WTO之后的2004年中国这一比重上升为5.9%，上升为世界第3位，排在美国（为16.1%）和德国（7.6%）之后。这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及其各国提供的主要的正外部性和外溢性，而且越来越大。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不包括香港和澳门），但是中国的贸易增长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世界贸易增长大大超过世界GDP增长。根据麦迪森（2005）估计，1820~2001年期间，世界贸易年增长率为3.93%，同期世界GDP增长率为2.22，贸易对GDP增长弹性高达1.8。其中1820~1870年贸易增长弹性最高，为4.5；1950~1973年为1.6，1973~2001年为1.7。中国自1978年以后，贸易增长也大大超过GDP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9~2004年期间，中国进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4%，贸易增长弹性为1.8，与全球的贸易增长弹性是一致的。这不仅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也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
2010年，中国贸易总额将达到2.4~2.5万亿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8~9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世界贸易总量。
5．最大资源消耗规模效应。虽然中国是世界资源大国，各类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特别是耕地、水资源、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有色金属资源十分紧张。随着中国人口增长、经济高增长导致人均资源需求量和资源需求总量迅速扩大。从中国主要指标占世界总量比重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国，世界第一大钢铁消费国和煤炭消费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是世界主要资源消耗“超级大国”。从中国主要指标占世界新增加量比重看，中国能源消费、煤炭消费、石油消费和钢消费是世界第一。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是世界新增加资源消耗“超级大国”。
胡鞍钢的结论是：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她的崛起形成五大规模效应。前四种效应对世界具有更多的正外部性，后一种效应对世界具有更多的负外部性。中国崛起更类似于1870~1913年美国崛起和1950~1973年日本崛起，所不同的是，它是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上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最大的崛起，也是世界上经济、贸易和市场发展速度最快的崛起，还是世界上资源消耗总量最大的崛起，这是前所未有的崛起，这一崛起刚刚开始20多年，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明显显示，并在21世纪前20年进一步加速崛起。它既可以为世界和各国产生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可以为世界和各国形成诸多的发展挑战。中国的崛起比起美国崛起和日本崛起对人类的发展更具正外部性和外溢性，也更具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从而进一步减少对世界和各国的负外部性。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对中国而言，她正处在战略机遇期，即迅速崛起期；对世界而言，她创造和展示一个新的巨大的发展机遇，而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总之，中国的崛起，不仅正在深刻改造中国，而且还将重新塑造整个世界。
西方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
在过去二百多年时间里，人们一直生活在西方制造的世界中，生活在一个西方概念等同于现代概念的时代里。普世价值成为一个带有西方价值观霸权的代名词，正如“文明”概念一样——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崛起将改变由西方制造走向更多的由中国制造的格局。不仅于此，更大更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崛起将标志西方国家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同时也表明一个运用多种不同方式塑造的新型世界的兴起。
首先，中国崛起发生在西方世界体系处于新一轮的反思大背景下。冷战之后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国际关系乐观主义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以美国主流的国际关系战略学在“9.11”之后变得更加复杂，实力政治、文明冲突以及大国政治的角逐重新成为国际战略的主色调。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崛起对于西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崛起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主宰全球的格局？西方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并试图延续其世界影响力？这些问题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际战略决策者和研究者心目中的重大问题，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美冲突论”也随之甚嚣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