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有光风霁月般的胸怀，像春风吹拂，清爽舒适，像秋月光华，皎洁无瑕。与君子相处，人们也可以像君子般自然、坦荡，而无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你有不当之处，君子也不会挂怀；你向他示惠，他也不会接受；与君子相处容易，而讨好君子却很难。
而小人就恰好相反，他们没有君子那种坦荡的胸怀，睚眦必报、求全责备、见利忘义是他们的本性。
在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完全做到亲君子远小人，有时候与小人打交道也是难以避免的。真正的智者，不仅能够分辨出君子和小人，而且能够采取不同的相处方式对待他们。隋唐之际的徐文远就是一个例子。
徐文远是名门之后，他幼年跟随父亲到了长安，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十分困难，难以自给。他勤奋好学，通读经书，终有所成，后来官居隋朝的国子博士，越王杨侗还请他担任祭酒一职。
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了饥荒，徐文远只好外出打柴维持生计，凑巧碰上李密，于是被李密请进了自己的军队中。李密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请徐文远坐在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请求他为自己效力。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难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归顺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
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但却对王世充恭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徐文远回答说：“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像郦生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被他陷害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我针对不同的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徐文远之所以能在隋唐之际的乱世保全自己，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之法，懂得灵活处世。对待坦荡的君子，他无所保留，甚至有些倨傲；而对待气量狭小的小人，他就十分谨慎，如履薄冰。
君子坦荡荡，你可以拒绝他的要求，他不会挂怀。君子有缺点，你指出来，他感激不尽。与君子交朋友，可以袒露心扉，不用有戒心。对小人却万万不可，与之相处，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待小人要宽，防小人要严”，要礼而敬之，敬而远之。
有人以水比喻君子，以油比喻小人，说道：“水味淡，其性洁，其色素，可以洗涤衣物，沸后加油不会溅出，颇似君子有包容之度；而油则味浓，其性滑，其色重，可以污染衣物，沸后加水必四溅，又颇似小人无包容之心。”
生活中，人们难免与各种人打交道，君子易处，小人难待。目光如炬，识得出水油之别，方能事事无虞。
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口者，心之门户也。
——《鬼谷子》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嘴巴好比是心的大门，如果不能守口如瓶，必然会泄露心中的秘密；意志好比是心的腿脚，如果意志不坚定，就有可能走上邪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不愿人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人知不妙。
“口者，心之门户也。”“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言语谨慎对一个人立身处世具有深刻的意义，花开得太盛则败，不恰当的话说得太多则会招致祸患。守口如瓶，保持沉默，不妄言、不乱语，才能够取得别人的信任，与人和谐相处，才能远离祸患，顺利地走向成功。
提起“刘罗锅”——刘墉，人们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个聪明机智、正直勇敢、不失几分幽默的人物形象。他凭着自己的正直和聪明周旋于危机重重的封建官场，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但很少有人知道，刘墉也曾遭遇重大转折，受到乾隆皇帝的申斥，本该获授的大学士一职也旁落他人。究其原因，不过是刘墉守口不密，说话不周，酿成了祸患。
一次乾隆谈到一位老臣去留的问题，说若老臣要求退休回籍，乾隆也不忍心不答应。刘墉便将这话泄露给了老臣，而老臣真的面圣请辞。乾隆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刘墉觊觎补授大学士的明证，是“谋官”的明证，因而训斥一通，将大学士一职改授他人。
武则天《臣轨·慎密》中有言：嘴巴好比一道关卡，舌头好比射箭的弩机。一句不妥当的话说出去，即使用四匹马拉一辆车那么快的速度也不可能追回来。嘴巴和舌头犹如一柄双刃剑，一句话说得不恰当，就会反过来伤害自己。因为话是自己说的，别人既然听到了，你又无法阻止别人去传播，由此所带来的影响你就根本没办法控制。
刘墉由于说话不慎，而将到手的大学士丢了，就是最好的明证。因言语不慎而丢官尚且可以补救，因此而遭杀身之祸就悔之莫及了。
清朝的载湉继位时年仅四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常单独召见廷臣，有事不与慈安太后商量，慈安太后颇为不平。
1881年初，慈禧忽然得了重病，征集中外名医治疗都没有效果。后来用产后疏导补养的药治疗，竟“奏效如神”。于是慈安太后知道慈禧失德不检，便以庆贺慈禧康复为名，在钟粹宫摆下酒席，和慈禧共饮。酒过三巡，慈安太后让左右的人下去后，就谈起咸丰晚年的事，说：“20多年来两宫相处还算好，有一件事早想和妹妹说了，请妹妹看一件东西。”慈安说着起身从一个匣子里拿出一卷黄绫纸来。原来是咸丰帝临终写给慈安太后的手谕，大意说若此后那拉氏不安分，可出示此诏命大臣把她除掉。慈禧听后脸色大变。
慈安太后完全出于好心告知慈禧此事，想借此遗诏规劝慈禧今后须处处检点。为了不使慈禧猜忌，慈安当场索回遗诏，用蜡烛烧了，说：“此纸已无用，焚之大佳。”慈禧表面感激涕零，暗中心怀鬼胎。不久，慈安太后患感冒，当晚就死了，事实上是被慈禧毒死的。
说话应当三缄其口，不可说的话一定要守口如瓶，即使是可以说的话也应该按需要的程度，能省则省。要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即便有些话并无恶意，也有可能会遭到别人的误解，何况是明显有针对性的弦外之音呢？慈安太后的祸患就是由她不察人心、守口不密所致。
人心复杂，难以捉摸，话说得得体，于人于己都有利；反之，口不择言，只会遭人记恨，给自己带来灾祸。很多不喜多言之人，他并不是内心糊涂，而是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
不要迷失在谄媚和诽谤的言语之中
天下无不好谀之人，故谄之术不穷；世间尽是善毁之辈，故谗之路难塞。
——《小窗幽记》
天下没有不喜欢听他人对自己阿谀奉承的人，所以世间就没有穷尽过谄媚之术；世界上多是善于诋毁别人的人，所以进谗言的道路就很难被堵塞。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要经常警示自己：不要迷失在谄媚和诽谤的言语之中。
对待诽谤之言，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坚信谗言毁人只是一时的，谣言终究是谣言，不久便会不攻自破。如果人们因此而大动肝火，反而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助长不轨之人的嚣张气焰。与其愤世嫉俗地诅咒黑暗，不如给自己的心灵点亮一支蜡烛。
唐代有一个检校刑部郎中，名叫程皓，为人谨慎，人情练达，从不谈人之短长。每当同辈之中有人非议别人，他都缄默不语。直到那人议论完后，他才慢慢地替被伤害的人辩解：“这都是众人妄传，其实不然。”甚至，还列举出这个人的某些长处。有时，他自己在大庭广众中被人辱骂，连在座的人都惊愕不已，程皓却不动声色，起身避开，说：“彼人醉耳，何可与言？”
程皓对待别人诽谤的态度不仅是大度的，更是智慧的。刚刚洗过澡的人会抖一抖他的衣服，刚刚洗过头的人会弹一弹他的帽子。谁都不愿意拿自己清洁的身体，去沾染别人的污点，这是人之常情。程皓为了他人的清白辩解，对待针对自己的诽谤却能够不动声色，淡然处之。这种襟怀既令人惊愕，也令人钦佩。
一般人对待针对自己的诽谤时，往往着急上火，而对待莫名的赞誉却往往欣然受之。但实际上，蜜语奉承比之直接中伤更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对待谗言要无所畏惧，对待蜜语要谨慎处之。
唐朝的杨再思是一个靠谄媚起家的小人，虽身居高位，但一举一动，人皆嗤笑，不与他共处。杨再思为人只知道巧言令色，阿谀奉承，一心揣摩皇上旨意。凡皇上不喜欢的人，他都想尽一切方法打击，欲除之而后快。凡是皇上所喜欢的，他就想尽方法极力赞誉。有人谴责他：“你身居高位，为何老是这样低三下四呢？”
杨再思说：“仕途艰难，耿直的往往没有好结果，不像我现在这样，怎么能保全自己并且历三朝而不倒呢？”
武则天晚年，张昌宗当过执掌司法的官署的审讯官，司刑少卿桓彦范秉公断狱，断然免除了他的职务。不久，张昌宗上武则天那儿告状，武则天想为他求情，问朝臣说：“昌宗对国家有功吗？”满朝文武都不说话，只有杨再思站出来迎合武则天说：“昌宗以往炼成神丹，皇上服了很有效，这就是他对国家的大功。”
武则天听后大喜，张昌宗就因为杨再思的这几句话得以官复原职，当时人们都称赞桓彦范的正直而嘲笑杨再思的谄媚，朝廷的官员从此更加看不起他了。
杨再思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结果遭到人们的嘲笑。蜜语如邪风，不仅于己无利，而且害人不浅。美言者往往都是善用机巧之人，他们巧舌如簧、口蜜腹剑，虽然令听者耳顺，却也能蛊惑人心，让原本神志清醒的人做出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