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25年前，当我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我不曾想要完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是1902年，我正经历着一个骚乱不宁的时期。我离开了巴黎，来到了波恩，这儿是贝多芬的故乡。贝多芬是我自童年以来的伴侣，他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激励着我继续战斗。在这儿，我又重新找回了他的影子，我又听到了他的交响乐大演奏会。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我感受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并向他倾吐着我的衷曲。从他那里，我又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勇气，生命的意义，就像病人得到痊愈一样。于是，我又重新踏上了回巴黎的路。
后来，我就写了这本小册子——《贝多芬传》。它不是为了学术而写的，它只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在获得新生之后感谢救世主的一支歌。不曾想，这本小册子却很快地流传开来。那个时候，法国几百万的生灵，以及被压迫着的理想主义者，都在焦灼地等待着解放的讯号。这讯号，他们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这本小册子写的是贝多芬，可是它却保留着许许多多追求自由和抗争者的形象，他们早已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本小册子由一个无名的人写的，从一家无名的店铺里出来，几天之内在大众手里传播开去。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
我把这本书重新读了一遍，虽然有些缺憾，但也不想有所更改。感觉它应当保存原来的面貌，保存那些伟大的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辰①的时候，谨以此来纪念那些正直与真诚的大师们。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正文
贝多芬看起来比较矮小、圆实，生来就是一副运动员的骨骼。他的脸看上去宽宽的、总是带着土红色，额角隆起，头发异常的乌黑、浓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那双眼睛，他的眼中总是有一种奇异的威慑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都被震慑住，可是这双眼睛深陷下去，很小，只有当兴奋或愤怒的时候才张大起来，让人感受到眼睛背后的灵魂上的起伏；这双眼睛又是忧郁的，他总是用那忧郁的目光凝视着天空。贝多芬的鼻子又短又方，就像狮子的鼻子一样。贝多芬有着一张细腻的嘴巴，可是下嘴唇比上嘴唇向前突出。他的牙床非常的结实，好像可以轻易地咬开一个坚硬的核桃。他的整张脸有些古怪，但是，据他的朋友莫西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总是一副很可爱而且令人感到愉悦的神情。不过，他的笑却也是粗野的、难看的，并且总是稍纵即逝。”他是一个不习惯于欢笑的人。忧郁是他最通常的表情，那是一种无法治愈的内伤。在他临死之前，他总是喜欢坐在一家酒店的墙角里，独自一人抽着长烟斗，紧闭着双眼。他的脸色变化无常，时而平静；时而肌肉抖动，眼睛暴张，非常的可怕，就像莎士比亚剧中的李尔王。
他的全名叫鲁特维克·范·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蓬恩的一所破旧小屋的阁楼上。他出生于夫拉芒家族，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祖父叫鲁特维克，二十岁时来到了蓬恩，做了当地的乐长；他的父亲是一个男高音歌手，不聪明但喜欢酗酒；贝多芬的母亲是一个女佣、一个厨子的女儿，最初嫁给了一个男佣，丈夫死了之后才改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命运似乎是有意地捉弄他，贝多芬从一出生就开始了他与命运的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总是把他当作神童一样四处炫耀。四岁的时候，父亲就让他整天坐在扬琴②前，或者是把他和一把提琴一起关在一间屋子里。父亲总是用暴力迫使贝多芬学习。十一岁时，贝多芬加入了戏院的乐队。十三岁时，他当上了大风琴手。他总算不厌恶音乐，这是非常幸运的事了。l787年，贝多芬的母亲因为肺病而去世了，这对年轻的贝多芬是一个沉痛的打击。而且他一直以为自己也染上了与母亲同样的病，他时常感到痛苦，从这时起，一种对人生的莫名的忧郁开始折磨他的精神和肉体。十七岁的时候，贝多芬做了一家之主，负责对两个兄弟的教育，他甚至不得不羞愧地要求他的父亲退休，因为他的父亲因为酗酒而不能主持家事，人家甚至怕他父亲挥霍，连父亲的养老金都要他来领取。这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痕。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他找了一份家教，由此，他遇到了让他珍视一生的伯洛宁一家。
这个家族中有一个比贝多芬小两岁的可爱的女孩，叫爱来欧·特·伯洛宁，贝多芬负责教她音乐和诗歌。他俩成了最要好的童年伙伴。后来，爱来欧嫁给了魏盖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人生知己。直到最后，他们一直保持着最纯洁的友谊。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的悲惨，可是他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永远有着一种美丽而凄凉的回忆。后来他离开了蓬恩，来到了维也纳，他几乎一生都住在这里，可是，他却从没有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莱茵河仿佛一个人流淌的灵魂，给了他无穷的思想和力量，他亲切地称莱茵河为“父亲”。这儿是他漂泊心灵的栖息地，无数次地在梦中回到故乡——和风吹拂的草原，白雾笼罩的白杨，浓密的树林，还有村落、教堂、墓地，远远的山峰在蓝色的天空中勾画出冷峻的身影。贝多芬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说：“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总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很快就席卷了整个欧洲，同样大革命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当时，贝多芬刚进入蓬恩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接受了新思想。1792年11月，正当战事蔓延到蓬恩的时候，贝多芬离开了故乡，来到了音乐首都维也纳。在这期间，贝多芬一直受着爱国情绪的影响。1796年和1797年，贝多芬把弗雷特堡的战争诗谱成了两首音乐作品：《行军曲》和《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尽管，他在爱国情绪的影响下讴歌了大革命的敌人，可是，在事实上，贝多芬已经强烈地受到了大革命思想的影响。从1798年开始，虽然奥地利王国和法国的关系非常紧张，贝多芬仍然和许多法国人来往，甚至包括在大革命期间战功显赫的培拿陶德元帅。与这些人的交往，使得贝多芬越来越拥护共和，这种倾向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了更有力的发展。
此时的贝多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志向所在，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身上蕴藏着一种无穷的力量。可是，也就是在贝多芬开始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时候，命运的魔爪已慢慢地伸向他。1796年至1800年，他的耳朵日夜地鸣响，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内，他一直瞒着家人，对最好的朋友也不说；他避免与人交谈，使得他的残废不被别人发现；他独自承受着这个秘密，心理上的痛楚越来越让他难以忍受。到了1801年，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两个朋友：魏盖勒医生和阿芒达牧师。
在给魏盖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一直受着耳朵的折磨，我要尽量避免一切社会交往活动，因为，我不能够跟人家说：“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的是别的职业的话，如果我没有在音乐界工作的话，我也许可以这样说。但不幸的是，我恰恰就在这个行当里生活。如果让人们知道了我是一个聋子的话，他们还会再相信我的音乐才能吗？他们还会再去听我的音乐作品吗？我的敌人们又会如何想呢？我真是不敢想象这些可怕的后果！
在戏院里，我得坐在离乐队最近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说的什么。如果我稍微距离远一些，我就会听不见乐器演奏和歌唱的高音。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还勉强能听到一些，但是，我只能听到一些声音，却听不到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如果人家高声叫喊，我简直是痛不欲生。我经常诅咒造物主为什么这么惩罚我，为什么要我承受这样的灾难。普洛塔克要我学会忍耐，可是，我却要向我的命运挑战。我想到乡下住上六个月。这也许会对我有些好处。您瞧，面对病魔，我竟然逃到乡下去了，多么可怜啊！可是，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贝多芬当时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人在孤独和伤心的时候，总是喜欢回忆起以前生命中的快乐时光。当“现在”太痛苦时，就生活在“过去”中。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受折磨的时候，贝多芬便隐匿到对故乡的思念中，那个时候创作的《七重奏》和《第一交响乐》便流露出对莱茵河畔的思念。
在这些痛苦之外，还有着另一种痛苦——来自爱情的痛苦。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的气息，对于爱情，他总是怀有一种神圣而又纯洁的观念。这样的一个人注定会成为爱情的牺牲品。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于人，如痴如醉地为之倾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可是幻想总是不停地破灭，随后就是痛苦的煎熬。贝多芬的创作灵感也许可以从这种时而热爱、时而反抗的感情轮回中去找寻。
1801年，他与一位名叫朱丽法塔·贵恰尔第的姑娘恋爱了。这给他那封闭而痛苦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他和别人的交往也多起来了。贝多芬深爱着这位姑娘，可是这段爱情却让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格外在意自己的残废，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
其次，朱丽法塔风骚而又自私，这使得贝多芬非常地苦恼。1803年11月，朱丽法塔嫁给了加仑堡伯爵。随后，她还利用与贝多芬从前的情爱，要求他来帮助她的丈夫。贝多芬立刻答应了。他在1821年和兴德勒会面时的谈话手记中写道：她到维也纳来找我，一边哭着，但是我瞧不起她。这样的爱情对善良的心灵是一种摧残。
而像贝多芬那样，在心灵已被疾病折磨得千疮百孔的时候，爱情的狂乱又把它带到了毁灭的悬崖边。他处于绝望的苦闷之中，甚至把给兄弟的信写成了遗嘱，上面写着：“等我死了以后再拆开。”他似乎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可是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死的道路，这全靠他那坚强的道德情操的支持。在给兄弟的遗嘱中，他写道：用最美好的道德情操教育你们的孩子，永远要记住这一点：使人得到幸福的是美德而不是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没有自杀的，除了艺术之外也是道德。
在1810年5月给魏盖勒的信中，贝多芬又写道：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完成善的行为之前就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如果我能够痊愈的话，我愿意拥抱整个世界！我感觉我的青春不过才刚刚开始而已。近来，我的精神好多了，我感觉我已经看到我人生的目标，我每一天都在向它靠近。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那是多么美丽！
贝多芬坚毅的天性使他在命运的磨难面前没有屈服。他又重新站了起来，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沮丧时而自信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1802年的作品中。贝多芬渴望幸福、渴望爱情，他不相信自己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贝多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拿破仑也正在继续着他征服欧洲的进程。大革命也已经临近维也纳。贝多芬一直被它煽动着，为它而激动着，他很高兴地与亲友谈论着政局，对于局势的发展作出犀利的判断。贝多芬把他所有的同情都给了革命党人。在他生命的晚年，最熟知他的兴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拿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贝多芬在这段时间创作的音乐作品中有着许多强烈的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1804年，贝多芬创作了《英雄交响乐》。这是以波拿巴为题材并专门为献给他而写的，在最初的手稿上还写着“波拿巴”这个题目。但是，在这期间，贝多芬获悉了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之后，他大发雷霆，嚷道：“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愤慨之下，他撕去了题献的词句，换上了一个含有报复意味而又非常耐人寻味的题目：“英雄交响乐——纪念一个伟人的遗迹”。1809年，拿破仑的军队已经驻扎到了逊波罗，并在这里与奥地利王国签订了维也纳条约。贝多芬的寓所离维也纳的城堡很近，拿破仑攻克维也纳的时候曾经炸毁城墙。贝多芬看到的是一种残垣断壁的悲惨景象，他开始痛恨拿破仑军队的野蛮，开始厌恶这些所谓的法国征服者。
1806年5月，贝多芬和德兰斯·特·伯伦斯维克订了婚。这位姑娘很早就爱上贝多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