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1月4日
（谈雨果和贝朗瑞的诗以及近代德国画家；复古与反古）
歌德很赞赏雨果的诗。他说：“雨果确实有才能，他受到了德国文学的影响。他的诗在少年时期不幸受到古典派学究气的毒害。不过现在他得到《地球》的支持，所以他在文坛上打了胜仗。我想拿他来比曼佐尼。他很能掌握客观事物，我看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拉马丁和德拉维尼这些先生们。如果对他进行正确的考查，我就看得很清楚，他和类似他的一些有才能的青年诗人都来源于夏多布里昂这位很重要的、兼有演说才能和诗才的诗人。要想看到雨果的写作风格，你最好读一读他写拿破仑的《两个岛》。”
歌德把这首诗放在我面前，然后走到火炉边，我就读起来。他说：“雨果没有顶好的形象吗？他对题材不是用很自由的精神来处理的吗？”然后又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你且只看这一段，多么妙！”他读了暴风雨中的电光从下面往上射到这位英雄身上那一段。“这段很美！因为形象很真实。在山峰上你经常可以看到山下风雨纵横，电光直朝山上射去。”
我就说：“我佩服法国人。他们的诗从来不离开现实世界这个牢固基础。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诗译成散文，把本质性的东西都保留住。”
歌德说：“那是因为法国诗人对事物有知识，而我们德国头脑简单的人们却以为在知识上下功夫就显不出他们的才能。其实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这样才会施展才能的力量。我们且不管这种人，我们没法帮助他们。真正有才能的人会摸索出自己的道路。许多青年诗人在干诗这个行业，却没有真正的才能。他们所证实的只是一种无能，受到德国文学高度繁荣的吸引才从事创作。”
歌德接着说，“法国人在诗的方面已由学究气转到较自由的作风了，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大革命之前，狄德罗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已在设法打破陈规了。大革命本身以及后来拿破仑时代对这种变革事业都是有利的。因为战争年代尽管不容许人发生真正的诗的兴趣，暂时对诗神不利，可是在这个时代有一大批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培育起来了，到了和平时期，这批人觉醒过来，就作为重要的有才能的人崭露头角了。”
我问歌德，古典派是否也反对过贝朗瑞这位卓越诗人。歌德说，“贝朗瑞所作的那种体裁的诗，本是人们所惯见的一种从前代流传下来的老体裁；不过他在很多方面都比前人写得自由，所以他受到学究派的攻击。”
话题转到绘画和崇古派的流毒。歌德说：“你在绘画方面本来不充内行，可是我要让你看一幅画。这幅画虽然出于现在还活着的一位最好的德国画家之手，你也会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些违反艺术基本规律的明显错误。你会看出细节都描绘得很细致，但是整体却不会使你满意，你会感到这幅画的意义不知究竟何在。这并不是因为画家没有足够的才能，而是因为应该指导才能的精神像其他顽固复古派的头脑一样被冲昏了，所以他忽视完美的画师而退回到不完美的前人，把他们奉为模范。
拉斐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是冲破一种受拘束的习套作风而回到自然和自由的。而现在画家们却不感谢他们，不利用他们所提供的便利，沿着顶好的道路前进，反而又回到拘束狭隘的老路。这太糟了，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头脑竟会冲昏到这种地步。他们既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从艺术本身获得支撑力，于是设法从宗教和党派方面去找这种支撑力。没有这两种东西，他们就软弱到简直连站都站不住了。”
歌德接着说，“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像拉斐尔那种人并不是从土里冒出来的，而是植根于古代艺术，吸取了其中的精华的。假如他们没有利用当时所提供的便利，我们对于他们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
话题转到前代德国诗，我提到弗勒明。歌德说，“弗勒明是一个颇有优秀才能的人，有一点散文气和市民气，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他接着说，“说来有点奇怪，尽管我写了那么多的诗，却没有一首可以摆在路德派的‘颂圣诗’里。”我笑了，承认他说得对，同时心里在想，这句妙语的含义比乍看起来所能见到的要深刻得多。
1827年1月15日
（宫廷应酬和诗创作的矛盾）
……
我把话题转到《浮士德》第二部，特别是《古典的巫婆集会之夜》那一幕。这一幕才打了一个草稿。歌德过去告诉我说他有意就
拿草稿付印，我曾不揣冒昧，劝阻了他，因为我恐怕一旦付印，这一幕就会永远以未定稿的形式保存下去。歌德一定已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今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他已决定不拿草稿付印了。我说，“这使我很高兴，因为现在还可以希望您把它写完。”歌德说，“写完要三个月，哪里找得到一段安静的时间呢！白天要求我做的杂事太多，很难让我把自己和外界隔开，来过孤寂的生活。今早大公爵的大公子呆在我这里，大公爵夫人又约好明天正午来看我。我得珍视这种访问，把它看作一种大恩惠，它点缀了我的生活，但是也要干扰我的诗兴，我必须揣摩着经常拿点什么新东西来摆在这些高贵人物面前，怎样款待他们才和身份相称。”
我说，“不过去年冬天你还是把《海伦后》一幕写完了，当时外界对你的干扰并不比现在少。”
歌德回答说：“现在也还能写下去，而且必须写下去，不过有些困难。”
我说：“幸好您已有了一个很详细的纲要。”
歌德说：“纲要固然是现成的，只是最难的事还没有做，在完成写作的过程中，一切都还要碰运气。《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必须押韵，可是全幕都还须带有古希腊诗的性格。要找出适合这种诗的一种韵律实在不容易；而且还有对话！”我就问：“这不是草稿里都已有的东西吗？”
歌德说：“已有的只是什么（das Was），而不是如何（das Wie）。请你只试想一下，在那样怪诞的一夜里所发生的一切应如何用语言表达出来！例如浮士德央求阴间皇后把海伦交给他，该说什么样的话，才能使阴间皇后自己也感动得流泪！这一切是不容易做到的，多半要碰运气，几乎要全靠下笔时一瞬间的心情和精力。”
1827年1月18日
（仔细观察自然是艺术的基础；席勒的弱点：自由理想害了他）
……
我们谈起《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里的一些零篇故事和短篇小说，提到它们每篇不同，各有特殊的性格和语调。
歌德说：“我想向你说明一下理由。我写那些作品时是和画家一样进行工作的。画家画某些对象时常把某种颜色冲淡，画另一些对象时常把某种颜色加浓。例如画早晨的风景，他就在调色板上多放一些绿色颜料，少放一些黄色颜料；画晚景，他就多用黄色，几乎不用绿色。我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文学创作，让每篇各有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感动人。”
我心里想，这确是非常明智的箴言，歌德把它说出了，我很高兴。特别联系到过去所说的那篇短篇小说，我惊赞他描绘自然风景时所用的细节。
歌德说：“我观察自然，从来不想到要用它来做诗。但是由于我早年练习过风景素描，后来又进行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我逐渐学会熟悉自然，就连一些最微小的细节也熟记在心里。所以等到我作为诗人要运用自然景物时，它们就随召随到，我不易犯违反事实真相的错误。席勒就没有这种观察自然的本领。他在《威廉·退尔》那部剧本里所用的瑞士地方色彩都是我告诉他的。但是席勒的智力是惊人的，听到我的描述之后，马上就用上了，还显得很真实。”
接着我们就完全谈席勒，歌德说了下面的话：“席勒特有的创作才能是在理想方面，可以说，在德国或外国文学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具有拜伦的一切优点，不过拜伦认识世界要比席勒胜一筹。我倒想看见席勒在世时读到拜伦的作品，想知道席勒对于拜伦这样一个在精神上和他自己一致的人会怎样评论。席勒在世时拜伦是否已有作品出版了？”
我犹豫起来，不敢作出确有把握的回答。歌德就取出词典来查阅有关拜伦的一条，边读边插进一些简短的评论，终于发现拜伦在1807年以前没有出版什么作品，所以席勒没有来得及读到拜伦的作品。
歌德接着说：“贯穿席勒全部作品的是自由这个理想。随着席勒在文化教养上向前迈进，这个理想的面貌也改变了。在他的少年时期，影响他自己的形成而且流露在他作品里的是身体的自由；到了晚年，这就变成理想的自由了。
自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只要他知足。多余的自由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会用它？试看这间书房以及通过敞开的门可以看见的隔壁那间卧房，都不很大，还摆着各种家具、书籍、手稿和艺术品，就显得更窄，但是对我却够用了，整个冬天我都住在里面，前厢那些房间，我几乎从来不进去。我这座大房子和我从这间房到其他许多房间的自由对我算得什么，如果我并不需要利用它们？
一个人如果只要有足够的自由来过健康的生活，进行他本行的工作，这就够了。这是每个人都容易办得到的。我们大家都只能在某种条件下享受自由，这种条件是应该履行的。
市民和贵族都一样自由，只要他遵守上帝给他的出身地位所规定的那个界限。贵族也和国王一样自由，他在宫廷上只要遵守某些礼仪，就可以自觉是国王的同僚。自由不在于不承认任何比我们地位高的人物，而在于尊敬本来比我们高的人物。因为尊敬他，我们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认他，我们就表明自己心胸中有高贵品质，配得上和高贵人物平等。
我在旅游中往往碰到德国北方的商人，他们自认为和我平等，就在餐桌上很鲁莽地挨着我身边坐下来。这种粗鲁方式就说明他们不是和我平等的。但是如果他们懂得怎样尊敬我，怎样对待我，那么，他们就变成和我平等了。
身体的自由对少年时代的席勒起了那么大的影响，这固然有一部分由于他的精神性格，大部分却由于他在军事学校所受到的拘束。等到后来他有了足够的身体自由，他就转向理想的自由。我几乎可以说，这种理想断送了他的生命，因为理想迫使他对自己提出超过体力所能及的要求。
自从席勒到魏玛来安家，大公爵就规定每年给他一千元的年金，并且约定万一他因病不能工作，还可以加倍颁发。席勒拒绝接受加倍的条款，没有使用过加倍的那部分年金。他说，‘我有才能，可以靠自己过活。’到了晚年，他的家累更重，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每年写出两部剧本。要完成这项工作，他往往在身体不好时也被迫一周接着一周、一天接着一天地写下去。他的才能每个小时都须听他指使。席勒本来不大喝酒，是个很有节制的人；但是在身体虚弱的时刻，也不得不借喝酒来提精神。这就损害了他的健康，对他的作品也有害。
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在席勒作品中所挑出的毛病，我认为都来源于此。凡是他们认为不妥的段落，我可以称之为病态的段落，因为席勒在写出那些段落时适逢体力不济，没有能找到恰当的动力。尽管我很尊敬绝对命令，知道它可以产生很多的好处，可是也不能走向极端，否则理想自由这种概念一定不能产生什么好处。”
……
1827年1月29日
（谈贝朗瑞的诗）
今晚7点钟我带着短篇小说手稿和一部贝朗瑞的诗集去见歌德。我看见他正在和梭瑞先生谈论法国文学。…
…梭瑞是在日内瓦出生的，不会说流利的德语，歌德的法语还说得不坏，所以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只有在我插话时才说德语。我从口袋里掏出贝朗瑞诗集递给歌德，他本想重温一下其中一些卓越的歌。梭瑞认为卷首的作者肖像不太像本人。歌德却很高兴地把这个漂亮的版本接到手里。他说，“这些歌都很完美，在这种体裁中算得上第一流的，特别是每章中的叠句用得好。对于歌这种体裁来说，如果没有叠句，就不免太严肃、太精巧、太简练了。贝朗瑞经常使我想到贺拉斯和哈菲兹，这两人也是超然站在各自时代之上，用讽刺相游戏的态度揭露风俗的腐朽。贝朗瑞对他的环境也抱着同样的态度。但是因为他属于下层阶级，对淫荡和庸俗不但不那么痛恨，而且还带着一些偏向。”
……
1827年1月31日
（中国传奇和贝朗瑞的诗对比；“世界文学”；曼佐尼过分强调史实）
在歌德家吃晚饭。歌德说：“在没有见到你的这几天里，我读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一部中国传奇，现在还在读它。我觉得它很值得注意。”
我说：“中国传奇？那一定显得很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