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要开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就坐车去枢密院。在枢密院大厦雄伟的大门口，已停了好几辆马车。他看见法纳林律师也乘车赶来。他们沿着富丽堂皇的楼梯登上二楼。律师熟悉这里的一切通路，往左一拐，就走进一扇上面刻着诉讼条例制定年份的木门。他在第一个长方形房间里脱去大衣，露出燕尾服、白胸衬和白领带，从门房那里打听到枢密官都已到齐，就煞有介事地走进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右边放着一个大橱，旁边有一张桌子，左边是一道旋梯。这时候，一个身穿文官制服、风度翩翩的官员，腋下夹着皮包，从楼梯下来。房间里有一个留着银白长发的小老头，穿着短上衣和灰长裤，样子像个家长。他的旁边毕恭毕敬地站着两个跟班。
这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钻进充作更衣室的大橱，关上橱门。这时候，法纳林看见一个同行，跟他一样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律师，马上兴致勃勃地同他攀谈起来。聂赫留朵夫乘机打量一下房间里的人。大约有15个人来旁听，其中两个是女的：一个年轻的戴一副夹鼻眼镜，另一个头发花白。今天要审理一个报纸诽谤案，因此旁听的人比较多，主要是新闻界人士。
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穿着漂亮的制服的民事执行吏，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哪一个案子要办。听说是办玛丝洛娃案，就在纸上记下来，走开了。大橱的门这时候开了，家长模样的小老头从里面出来，已经换上一身镶满丝绦的官服，胸前挂满闪闪发亮的勋章和奖牌。他的模样活像一只大鸟。
这身可笑的服装显然使小老头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他慌忙匆匆走到入口处对面的一扇门里。
“这位就是德高望重的贝。”法纳林对聂赫留朵夫说，又介绍同行与他认识，然后讲起当前即将审理的是他认为很有趣的案子。
不多一会儿，这个案子开审了。聂赫留朵夫同旁听群众一起往左走进法庭。他们，包括法纳林在内，走到栅栏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那个彼得堡律师来到栅栏前面的斜面写字台旁。
枢密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要小一点，布置也简单些，唯一的区别是枢密官面前桌上铺的不是绿呢，而是镶有金边的深红色丝绒。不过，凡是行使审判职能机关的标志：守法镜、圣像、皇帝御像等，这里一一齐备。民事执行吏也那样庄严地宣布：“开庭了。”所有的人都那样站起来，身穿制服的枢密官也那样纷纷走进法庭，也那样在高背扶手椅上坐下，也那样用臂肘支在桌上，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枢密官总共四名。首席枢密官尼基丁脸型狭长，不留胡子，生有一双银灰色眼睛。沃尔夫煞有介事地撅起嘴唇，用他那双白净的小手翻阅着案卷。接着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体格魁梧，麻脸，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第四个是贝，就是那个样子像家长的小老头，他走在最后。跟枢密官一起进来的还有书记长和副检察官。副检察官是个中等身材体形干瘦，脸色很黑，胡子刮得精光，生有一双忧郁的黑眼睛的年轻人。尽管他穿着一身古怪的制服，聂赫留朵夫还立刻认出他是大学时代的要好朋友。双方已有6年未见面。
“副检察官是谢列宁吧？”聂赫留朵夫问律师。
“是的，怎么样？”
“我跟他很熟，人品极好……”
“也是个很好的副检察官，很能干。对了，您本应该托托他。”法纳林说。
“他不论办什么事总是凭良心的。”聂赫留朵夫说，想起他同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和友谊，想起谢列宁的种种优秀品质，例如纯洁、诚恳和正派。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法纳林聚精会神倾听着案情报告，低声说。
原来高等法院的裁定并没有改变地方法院的判决，现在开庭就是审理对高等法院裁定的上诉。
聂赫留朵夫留神倾听着，竭力想弄明白目前开审的案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也像在地方法庭上一样，使他理解不了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所讲的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些枝节琐事。这个案子涉及报上一篇揭发某股份公司董事长舞弊的文章。问题的关键在于股份公司董事长有没有真的侵占股东利益，他的侵占行为怎样才能制止。可是这一点根本没有谈到。他们谈论的只是按照法律，报纸发行人有没有在报上刊登小品文的权利而已。发表了小品文，又是犯了什么罪，是诽谤还是诬蔑，是诽谤中含有诬蔑，还是诬蔑中含有诽谤。此外还涉及某个总署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和决议，这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
聂赫留朵夫只理解了一点，那就是报告案情的沃尔夫虽然昨天对他声色俱厉地说，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此刻在报告时却显然有意偏袒被告，以利于撤销高等法院的裁定。谢列宁呢，一反向来的稳重作风，用意料不到的激烈言词发表了相反意见。一向老成持重的谢列宁如此愤激，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吃惊，其中却是有原因的。原来谢列宁无意中得知这个董事长在金钱方面手脚不干净，沃尔夫几乎就在临开庭之前参加了这个商人的豪华宴会。此刻沃尔夫在报告案情，虽然措辞十分慎重，但分明是在偏袒这个商人。谢列宁听了火冒三丈，就用异常愤激的口气痛加驳斥。他的话显然触犯了沃尔夫：他面红耳赤，身子哆嗦，惊讶的神气默默地装出来，带着威风凛凛而又深受冒犯的样子跟其他几个枢密官一起向议事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