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列宁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个优秀学生，忠实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非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却读得很好，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除了进政府机关工作，没有其他途径，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工作作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能实现他有益于人们的愿望，也不觉得这样做就尽了本分。由于他同浅薄庸俗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
他时刻感到，一切都和他的期望截然相反，一切都和应有的情况截然相反。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替他谋得宫中侍从的职位。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车一家家登门道谢，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听差。他左思右想，也不能解释这种差事的意义。他觉得这种差事比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对头”，然而，一方面他又不能拒绝这项委任，否则就会惹怒那些热心帮他忙的人；另一方面，这项委任又迎合他的劣根性。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金绦制服，人家见到他肃然起敬，又感到沾沾自喜。
他在婚姻问题上也遇到同样情况。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他结婚的原因，主要因为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他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它成功的新娘和撮合的亲戚，同时也因为同这个年轻貌美、门第显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这门亲事很快就被证实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以后，就不愿再生孩子，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参加。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但对他是忠实的。她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丈夫的生活，自己除了浪费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也可以说一无所获。虽然如此，她还是竭力维持这种生活。他千方百计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但她在亲友支持下认为非这样生活不可，结果他的愿望就像撞在石墙上一样粉碎了。
他们有个女孩，生着长长的金黄鬈发，露着两条白腿。但做父亲的并不喜欢她，主要因为她不是按照他的愿望培养的。夫妇之间经常发生隔阂，甚至双方都不愿意互相了解，因此一场不动声色瞒过外人耳目又碍于礼节而保持一定分寸的明争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痛苦。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就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像所有同时代和同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枷锁，并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脱。他是一个严肃而正直的人，在大学念书。并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青年时代，就公然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官位的步步高升，特别是当时社会上保守的反动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同他的活动发生冲突。且不说家里的情况，尤其是他父亲死后为他做安魂礼拜，母亲要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对他施加的压力。就是在机关里任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对这种礼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办不到的)；要么认为这些宗教仪式虚伪，竭力避免参加。但为了处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可以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利益。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就像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只好自己欺骗一下自己。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就得进行研究。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但它却把他引向大的虚伪，他至今还不能摆脱。
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全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对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在心中他早已有了答案。同时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和维奈·霍米雅科夫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论著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精神上的宽慰和对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宗教教义的熏陶，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它们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一切烦恼就会都消失了。此外，他也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无法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启示，只有教会才能保存神的启示，等等。自从那时起，他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守斋，对着圣像画十字，继续在机关任职，并不感到在自欺欺人。而在机关任职就使他觉得对人有益，并给他缺乏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他自认为信仰东正教，但另一方面，整个身心又空前强烈地感到，这种信仰完全“不对头”。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认识聂赫留朵夫时还没有沾染这种虚伪的习气，他是个怎样的人。尤其是在他迫不及待地向聂赫留朵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以后，他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不对头”，心里十分悲哀。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在一阵高兴以后，也有同样的感觉。
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表示再要见面，却没有找机会会晤，结果在聂赫留朵夫逗留彼得堡期间，就没有再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