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的众生相与地域文化的穿越
丁燕的这部《双重生活》，当属长篇系列散文，也可称为非虚构文本。以东莞樟木头镇为原点，将视域向四周扩散，不仅讲述了自己的定居经历，还包括目光所及的他人命运。她不仅撷取事象表面，更力图穿透现象，进行精神的、形而上的、地域文化的穿越，将中国经济转型、社会矛盾、政治实态、风俗习惯、情感结构，皆描摹得玲珑剔透。从某种角度来看，作者完成的是一个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然而，因其诗人底色，其文字锐利、深邃、充满张力，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这次定居史，也是一次脱胎换骨史、自我扬弃史，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作者的生活方式，还改变了精神生活方式。
这部作品绝不是所谓“零度叙述”，相反，作者的主体相当活跃——从西北至东南，对其个人而言，不啻为天翻地覆之变局，作者不是来旅游，而是要扎根，变成新居民。这种“住下来，慢慢观察”的状态，令她目击到大量电视画面里从未有过的场景，最终，促成了这一重构。这部作品凝结了作者的血泪真情，广纳了社会底层的最新信息，寄托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提供出一份栩栩如生的南方日常生活的精神档案，是一部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民情备忘录，不仅展现了作者独特的观察与体验、感悟与深思，还具有较高的文化含量。
“从西北到东南，在别人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环境里，我看到了陌生与惊诧。而陌生化，不一定就是新奇，总令人愉悦，有时，它甚至是危险的。常常，我会感觉自己冒犯了某种界限，而这种跨界的行为，又逼迫着我，放弃以往靠幻想的写作，而更喜欢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这种做法，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挑战：如从现实的秃鹫嘴里，抢夺回滴血的鲜肉。”（《南方写作之梦》）对作者丁燕来说，慨叹的基础是坚实的物象，而这物象，又因和自身命运息息相关，有着连骨带肉的痛。正是这种切肤感，构成了她文章的思想脊骨和诗性源泉。在我看来，没有感同身受，绝不会写出好文章。我至今仍服膺鲁迅先生的那句话：“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贾府上的焦大，也是不爱林妹妹的。”
站在湍急的人流中心，四周为浩荡街景，人们在买菜、争吵、坐车、拉客户、闲聊、打麻将、训斥孩子、做饭……烟火腾腾的俗世图景，令丁燕的身心全方位展开，所目击之怪现象，宛若漂流难民遭逢孤岛般震撼。作者曾谙熟游牧和农耕文化（那些经验构成了她精神的铁资本），突然置身于城乡交汇处，为“茅草与酒店共存”之现象所惊诧，于是，她写下了她所感受的一切。在银行，因身份证上的特别文字，而引来女职员的尖叫（《追梦到岭南》）；为办理居住证，不得不去卫生所做妇检……最初的岭南生活，令丁燕感觉自己像个白痴。在这个新到达的城市，她是最没有竞争力的那类人——没有户籍、不懂方言、没有亲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逐渐意识到，作为软弱的丁燕，对那个隐藏的作家丁燕来说，是有好处的。
被冷落，被疏离，被放逐……反而，保证了作者以更放松的心态去观察，这使得这部作品交织着小说的跌宕、纪实的精准、诗歌的抒情，而她对日常街景、普通市民的细致观察、个性描述，正是这部作品的魅力之源。因为种种细节，若非亲历，完全无法虚构。若仅仅沉湎于报纸、电视、网络所提供的信息，那就只能活在“二手生活”中，绝对无法目击到生活中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杂然纷呈局面。当丁燕以敏锐之眼，将岭南市象刻录下来时，不仅呈现出它的外部机制，还有其互相吻合和交错的内在肌理。那些边走边吃盒饭的女工、遛狗的老妇、长腿的女郎、电子厂的清洁工、职场白领……她们并非清晰的“高、大、全”人物，而总处于非清晰，但又冲突频仍的情形中。当丁燕将她们的犹疑、恍惚、挣扎、拒绝和反抗描绘下来时，不仅对迁徙状态中人的弱点和失败进行了探索，同时，还抓住了人性中的那束光。
这部作品的结构是大圆环套小圆环：文章开篇，从北至南；结尾，从南向北，形成闭合循环；而每一个篇章，都讲述了一个独立的故事——每当“我”或“她”，在遭遇挫折、打击、意外、惊恐，乃至被剥夺了外在尊严后，总能奇迹般获得重新站起的力量。多个小环裹在最大的环中，如大树的不同枝桠，紧紧围绕根系。
“迁徙”一词，是本书的文眼。正因为“迁徙”，才引出之后的系列变动：住进出租屋，四处找房，和女房主交易，不堪忍受的邻居，换房至最终定居。由此，作者感慨：“在异地定居，并非只是住进一间房屋那么简单。”（《隐形芳邻》）这个连锁反应，渗透着现代人生存之艰难。不断被敲打的邻居的房门，成为作者的噩梦。未曾谋面的“刘小姐”，作者对她一无所知，也无法打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信息。在各种揣测、追问和质疑中，一种迥异于乡村生活的经验得以呈现：城市人的疏离、人际关系的异化。
及至搬家，更充满悬念，起伏跌宕（《半山定居记》）：虚拟的大车，似乎是“为防止将树枝挂断”而停在看不见的地方；“开门，还是不开？”这是个堪比哈姆雷特的问题。三个口音不同、形态各异的陌生男人，将带来怎样的不测？最终来的搬家的人，却根本不会搬家；修理工出现了，他是陌生人，却和孩子一起去找水龙头的总闸。在大人们互相警觉，揣测对方是否小偷或强盗时，孩子却如阳光，是无蔽的、灿烂的。最终，一根管子被当成礼物送给孩子时，引得一阵雀跃，成为此文中最柔软、最温暖的一笔。
住的问题解决了，竹笋怎么吃？什么是水蟑螂？怎样和邻居交流？如何在被细化的车站，进行“六选一”？当黑夜乘车去某地，一路经过三十多个站，所睹街景皆为第一次时，如何做到不惊慌？如何面对不断涌来的各色人等？在我看来，丁燕的写作像手拿放大镜，以一种超乎寻常的耐心进行观察；同时，还给予被观察者浓烈的关切。作者发现，“东莞一带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工厂云集，但旧的审美方式，生活理念，禁忌习俗，并未因土地变成厂房，连根拔起，某些执拗的部分，如红头绳，以一种化石般的坚韧，遗留下来。”（《莞女红绳》）而在我看来，呈现这些小镇街景和小镇人物，将别具深意：当下中国，大城市已格外森严，而乡村又太过封闭，正是这种城乡交汇处的小镇，才是了解中国改革进程的绝佳标本。在那些被遮蔽的小人物身上，也许，更能体现当代中国之巨变。
春节返疆，从东莞出发回到哈密时，作者发现父母新迁的小区也名为“东莞小区”。从“此东莞”到“彼东莞”，五千公里挪移，好像从起点又回到了终点，这是怎样的隐喻！一路上，从飞机到火车，从中产阶级的争执，到虚伪爱国者的漫谈，至普通人的谦逊与良善，一幅当代中国各阶层的写意图，活生生呈现出来（《五千公里回家路》）。
读《漂流在街道》，光有欣赏美文的优雅是不够的，还得准备一副坚强的神经，不然会大受刺激。文章从一只老鼠在南方街道上被碾死的极度形容开始，至最后，一个神经错乱者开宝马车制造了血肉横飞的大案终结，始终不离“街道”。时而新疆，时而南方小镇，闪回交错。作者抓住“街道”这个人们熟视无睹的意象不放，视之为日常生活的载体，人性变幻的场域，生活与情感方式展露的平台，最公共但也最个人的生存之象征——你固然无法推开人家的窗户去窥秘，却可以在逛街的瞬间，获取足够的能量和信息。风俗史和风俗画并不总在婚丧嫁娶时表现，川流不息的街道隐藏的文化密码，足够品味。作者的捕获能力无疑是极为惊人的，现场感和毫发毕现的无尽形容，处处在延伸感觉，膨胀想象，使一条路活了起来。贯穿全篇的残酷物语，血腥叙述，没有精细的观察是无法保证的。街道上并不都是莺歌燕舞，还有血、欲望、死亡和混乱，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在资本的累积中，街道深处有新与旧交战的惨景，只有正视它并且发现它，才能真正体悟中国之巨变。
《双重生活》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提供了一个此前从未被重视的观察视角：主妇视角。作者不是从大处和高处来发出宏观论调，而是深刻地把握了“主妇”这个特定身份中的特定感觉，通过自身经历，作为沟通南北的桥梁。本书非常个性化，但是却没有一点说教色彩，所呈现的是细节精准，思考尖锐，饱含丰富的人类经验成分。主妇要管理衣食住行，样样操心，事事盘算，这些经验不是都发生在心灵上，还要发生在身体上，发生在作者和世界的物质关系上。通过这个独特视角，读者所看到的，是日常的、平实的、细部的岭南。
作者貌似在讲述一个主妇的迁徙生活，实际上，是在讲述这个时代的寓言。出租屋中的尴尬，公交车内的困惑，身处边缘的绝望……每个身处大迁徙状态中的中国人，都曾经历，但在丁燕这里，却遭到了最仔细的拷问。“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会像东莞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误解。这是一种残酷的共生关系：陌生人携带来鲜活，同时，携带来偏见。当陌生人钟情于这个城市的迥异之处，通过逸闻趣事来对它进行典型化时，居住其间的普通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欣喜与忧伤，皆被忽略不计。”（《莞女红绳》）在丁燕看来，世界上的大事，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还包括吃饭、穿衣、坐车、闲谈、逛街……忽视了这些，就是忽视了生活的复杂性，生活丰满的质地。当长期被忽视的日常生活，像俘虏般被释放出来后，世界陡然变了模样：熟悉的变得陌生，无趣的变得有趣。
文学性的丰沛，是此书的另一大特点。阅读此书，读者会感到进入到一个语言的狂欢化场域，处处是酣畅淋漓的夸饰与形容。作者擅长精妙的细节刻画，善于贴着人物写，无论形容或描绘，都有滋有味。有时，一个细节要写到上千字，真是到了穷形尽相之极致。作者对文体驾轻就熟，将才智与激情巧妙黏合，最终达到浑圆。书中每一篇文章，虽字数皆过万，但因其鲜活事例，具有张力的情感，开阔的知识幅度，读起来，能一气呵成。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与作者是位诗人有关，还与她审慎的写作姿态有关。面对毛茸茸的生活切片，丁燕似乎比一般人更有长足耐心，进行深度透视。在我看来，这种状态非常难得。当今中国，无论南北，每个人都似乎处于极度繁忙中，都顶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根本没时间坐下来，将所经历之事，一件件厘清。
丁燕的写作是谨慎的，思考是深邃的，她似乎想要留给读者一种记录，然而，又是暴风雨式的记录；她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场景和故事，并呈现出包含其中的内心危机、沉淀、转变、精神的再生、获得救赎后的欣慰……这些经验，绝非公共，而是她的独有发现。每当她沉迷于南方的当下，都会引起对北方的思索，这种联想，绝不是简单地对比现代与落后，更多时候，恰恰相反：都市遍地粗暴，而蛮荒之地却处处闪现文明。在丁燕看来，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互补，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交流是为了互相了解，求同存异，并非倾轧与取代。作者写到沙漠之夜停车，等待救援，听到异族女子呼喊“胡大爷”时的震惊——“我知道，她是在召唤她信仰的真主。我的心突然被揪了起来，感觉一股热流涌过。”（《最暗的夜，最亮的光》）只这么一句节制的抒情，便将人和人之间虽语言不通但暖意犹存的真相，深刻地呈现出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之巨变，就是中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不仅在政治、经济，也在文化上获得了覆盖性的宰制地位；然而，城市生活却让国人疲惫和焦虑，渴望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某种缓解和共鸣，并从中认识自我和世界。甚为遗憾的是，很多作家对描述当代生活都感到发怵，感觉无力把握当下的繁杂与混乱，而《双重生活》却是份意外的答卷。作者丁燕在南北对照中撑开空间，让不同质的文化共居一体，引发深思，既有生存的勇气，又有灵魂的悸动，还有为捍卫尊严和价值的抗争，绝非一般纪实散文可比。可以说，这本书所挟带的信息之丰富，压倒任何通讯文字，所携带的中国经验之杂多，是平庸的小说家所无法企及的。这本书是当下中国最具现实感和生活密度、情感浓度的散文，也是一份现实中国的人心、人情、生态、环境、物流、气候的最佳报告。
我还要感慨的是，近年来非虚构文本的兴旺局面，大大出乎意料。在读了《巨流河》、《中国在梁庄》、《寻路中国》等佳作后，这部《双重生活》也毫不逊色。我们只能说，一个非虚构创作的高潮来到了。相比之下，长篇小说的现实感和时代色彩要弱很多。我相信，只有表现了一个时代人们最关心的精神问题，直指人心，不但写出事件的过程，还写出人的命运感的作品，才是真正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