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双重生活:从乌鲁木齐到东莞的迁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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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有阳台的房间

1.东疆巴里坤草原的牧民既住毡房,又住土坯房。

2.俯瞰东莞樟木头镇的花园小区,即便是隆冬,依旧郁郁葱葱。

3.在岭南餐厅里看到株葡萄,和竹子长在一起。

路过海景房,车厢内说话的语气发生了改变:豪宅、楼王……这些词再一次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加大,变得陌生,让我不断怀疑,人何以要如此贬低、摧残自己?他们说,这个豪宅区因现代、简约、高雅,一开盘就夺人眼球,这里的业主拥有率最低的车是奔驰,大多为捷豹、路虎、宝马。

我并非不喜欢现代、简约、高雅的住宅,可如果这些词汇已被寓言化,听起来便有股怪味。那些瘦长的楼房斜斜地插在海滩上,耸着肩膀,裸露而出的阳台,能让主人享受到海风、白云、日出。那不是阳台,而是检阅台,是俯瞰众生的固体云团,冷漠地高悬于半空,对楼下所发生的一切都浑然不觉,就那么敞着,像演员,定格在某个瞬间,只等照相机的咔嚓声响起。

若要参观这样的海景房,要先交五万“诚意费”……梭罗将城里人的生活总结为“与人共用一堵墙”。他说,在印第安人的符号里,房屋象征着一天的进程,树皮上画下的或刻下的一排房屋,代表着他们安营的次数。在他们的观念里,居所是可以移动的,不必死板地像螺丝钉般拧在某处。

听说海村房价很低,我兴冲冲赶去。村子位于商业区旁,公交车一路堵塞。对这个老区来说,所剩的空间已经很少了:到处是摩天大厦,楼挨楼,而炎热的天气,似乎将所有的人都驱赶到了大街上。街道人满为患,车速明显低于别处,两旁是酒店、餐厅、银行……一条停泊车辆的黄线,将那个世界隔绝于公交车之外,出入那里的人,优雅、阔绰。一拐弯,熠熠生辉的玻璃大厦变成三四层灰楼,街道依旧拥堵,壅塞着便利店、小吃店、水果摊。

问保安后得知,对面一拐便是海村。热浪夹杂沙尘,滚动在街道上,窄巷变成更小的里弄,车辆少了,到处是匆忙的双腿,人流汹涌。

终于看到两个大字:海村。这是片灰暗楼宇,近百幢混凝土建筑体饱受风吹雨打,发霉、污黑,密麻麻交织成片,一副脏兮兮、病恹恹模样。和近旁玻璃大厦的光鲜相反,这里是个颓落之所,像巨大蜂巢,无论四五层,或七八层的楼,每一幢楼和另一幢,都一模一样。从火柴盒大小的窗户里,探出各类衣服,荡在半空。这片楼宇的问题根本不是混乱,相反,步入其间,发现它有其自身的道路、结构、顺序,而且在它的顶部,笼罩着一股无法遮掩的颓败之气,那是自建成后,因无力修缮,而透露出的衰亡之气。它像个巨兽,再也无力奔跑,被远远地抛弃在某处,于是,就在那里等待粉碎、毁灭、坍塌。

中介男是个矮小的人,身材介于矮子和侏儒之间,肤色黧黑,一双异常活泼的眼睛,目光里闪烁着亮晶晶的东西。他穿白衬衫黑西裤白皮鞋,看得出那鞋子已经很旧了。他梳着分头,态度严肃谦恭,不失尊严,坚决让我先填写一张表,写下电话号码,说要给上司交代,否则就不能带我去看房。

令我惊诧的是,他不仅说的是标准普通话,且声音洪亮悦耳,发音咬字那样完美,无论平仄,不管前鼻音后鼻音,鱼贯而出,点滴不漏,使得声音与身体形成强烈的不一致。当潮水般的打工者你死我活地竞争工作机会时,纯正普通话,令矮个男凸显出来。

我填了,但写错了号码中的一位数字(他们会疯狂地拨打电话,或将信息转卖给别的中介……),于是,他立刻敏捷地伸出手,拎起蜂窝状钥匙团,迈着妖怪般的小碎步,朝一栋灰楼走去。

路边楼房不断重复自身,灰黑四方块,一簇一簇。路上走着穿汗衫的老年男子,拍打皮球的孩子,拎菜兜的妇女……看上去,这里的人们依旧生活在原来的秩序里,所有的事物都还那么固定化、神圣化,所有的人都安之若素;然而,当更高的楼房挺立在近旁时,这里的内部,已发生异变。

中介男边走边劝我,不要租房,要买房,说这里马上就要拆迁,补偿费会很可观。我停下脚步,盯视他:何时拆?他又变得支吾起来,含混地说:“周围都发展了,不可能只剩这么一块……”原来,拆迁是他个人的预测!我再次盯视他。他的脸色变得惶惑,鼻翅儿不住地扇动着,嘴里嘟哝着:肯定要拆……这幢六层楼的入口通道很窄小,简直可以阻挡住一辆汽车,进入后,大团浓烈的黑暗倾倒而下,将人罩住。建筑结构非常低,感觉肩膀上就扛着楼板。楼内是条大通道,两侧是门对门的单间,像某些大工厂的宿舍。摸索着上到三楼(楼梯上满是瓜子皮、糖果纸、黑泥、纸屑),在一间防盗门已坏的屋子前停住,中介男取出钥匙,捅了许久,像小偷作案,又用身子一挤,才将门撞开。

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我觉得眩晕、窒息,几乎要吐出来。扶住墙壁,凝神细看:其实,这只是一间房,中间靠墙是张双人床,对面柜子上有电视,大衣柜是原木色,一推,吱嘎响,小阳台旁毗邻着厨房和卫生间,面积袖珍,仅供一人缓慢转身,若转得快,鼻尖会碰到墙壁。屋里很憋闷,我站在阳台上大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返回,试着再次认真观察这间屋:卫生间有喷头,厨房里有垃圾桶,双人床旁有木凳……这个空间实在狭小,导致什么零碎东西,都被变形、放大、膨胀,浮凸到眼前。这房子三十平方米,卖三十五万,月租一千二百元。

另一间四十平方米的屋子,卖四十五万,月租一千五,其内部光线略明亮些,也是一间屋,被隔板分开,外部客厅,内部卧室,同样是双人床、柜子、电视;左侧厨房,右侧卫生间。这屋子的各处都要更宽松些,让人的压迫感要更少,但依旧令我皱眉:在这样的屋子里居住,人及其需求全都萎缩了,倒头就睡,就吃,就上厕所,唯一的娱乐,是看电视。

但中介男挥动他小矮人的手掌,打着魔术的手势,意味深长地说:“这种户型,出租最抢手。”他在“租”字上面加重了语气,那腔调似乎在说:“我知道你根本买不起房。”

哦,这个膨胀的城市需要帮手,需要劳力,那些来自乡下,来自更偏远省份的人,不嫌弃这些屋子狭小、低矮、幽暗,而更在意它毗邻商业区。

带电梯的房子六十四平方米,房价八十七万,不租。敲门后进入,房主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子,黑连衣裙,无妆黄脸,拖鞋。客厅的沙发上堆着杂物,圆桌上是货单、订书机、复写纸;小卧室的单人床摊着被褥,阳台仅半米,从铁栅栏里撑出去几件衣服,大卧室里用木板搭起一层层柜子,塞满花花绿绿的童鞋盒。大阳台被主人改成厨房,各种调料罐邻近窗户,油污深重。卫生间小得出奇,架在墙上的淋浴器,垂直挂在马桶上方。回到客厅,突然,楼下嘈杂声攀缘而上,像那些阳台是葡萄藤,直逼耳膜。这间屋子没有粉碎花、蕾丝边、卡通玩具做装饰,显然,从来没有打扫过,没有擦过。女主人将这屋子改造成办公室、仓库、展示厅,事实上,它更像一间牢房,没有任何特殊风格,各处都支离破碎。这屋子从温馨居所变成交易所,这女子,从珍珠变成猪猡。

返回时的沉默是尴尬的。钥匙串发出窸窣声,像一窝蛐蛐,绝望笼罩着这个口才绝佳的男人,他不再多说一句话,一个字,活泼的眼神趋向迷幻,小小的手掌不再挥舞。他没有完成任务。而这任务,和他的午餐紧密相联。一种既怜悯又悲哀的感觉,从我心中油然而生。似乎,我活生生,从他手里抢走了装满饭菜的盘子。

这条路,他是熟悉的——他每天不知重复往返多少次。这个穷困潦倒、一事无成的矮个男人,从我到来的第一秒,就已预感到这个结局——故而,他要挽留下电话号码,以此证明他所做的一切,不是无用功。他见惯了那些来了就走,头都不回的人,于是,先发制人。

我们在中介公司门口道别后,我穿过窄小街道,朝公交车站走去。

阳光下,汽车尾气像一团燃烧的雾气。有孩子跑过,虽然衣服脏污,头发黏糊,但尖叫声却充满活力。拐弯处,闪光的摩天大厦已近在咫尺,我顿足,回头,身后的那片城中村,简直像个巨大的垃圾堆。它很快就要被拆迁?我几乎要相信这个判断。而那些出现在车站的人群,每一个,都格外干净,精神抖擞。也许他们,就蛰居在海村小屋,一旦离开那个窘迫之地,拐个弯,便陡然显得,和这个城市格外匹配……站台上,一男子穿浅蓝短袖衫,黑裤,黑皮鞋上落满灰尘,脚下是透明大袋,可见乳白色枕头,绿格被套,毛巾,旁边是深蓝手提袋,肩上斜挎电脑包。他不断抖动右腿,眉头紧锁,一脸阴郁;另一个女子,脚下是拉杆箱,肩头斜挎亮光黑皮包,怀抱淡黄狗熊——可她,显然,已超过二十岁!

我和他们站在了一起。无论我穿着怎样的衣衫,拎着怎样的包,都和他们一模一样。

我们共同构成这个城市的内里:漂泊、动荡、怪异、温馨。

我房子的前主人,若不是在中介公司看到,而是在街上,我会疑心她是翘课女生:直黑长发,无妆的脸,大而白(简直太白了,耳后的皮肤透明),湖蓝夹克晃动银链,瘦腿牛仔裤扎入深粉高帮运动鞋内,双肩包晃悠。她肯定不是富二代。公主的霸气是敞亮的,而她的眼神迅疾地从我头顶擦过后,摆明了一个讯息:除了买房,请别说多余的话,哪怕一丁点交流,都是负担。她自动维护着一种神秘。

从小镇到广州、香港只需一小时,到深圳才二十分钟,滞留于此的女人,像一场投石事件后的涟漪,一圈圈扩散,每个不难看的女人,都有复杂的前故事。

阳光从街面反射进小屋,她坐在玻璃圆桌旁的小椅上,半边身子陷入幽暗,侧脸和中介女聊天。看得出,她们很熟络。她说的是普通话,听起来,音与形完全切合,但我听得出,她并非完全掌控了普通话,词与词间,总有种微妙的生涩,即便她不断遮掩、矫正、修补,我依旧能捕捉到她的来路:她来自北方,来自乡村。

我恶作剧地朝她的胸滑眼一看:灰T恤下,弧线微弱、幼小,简直无力承担一只大手的掌控。

我说,能再便宜点吗?她拿出手机,背转身,头发淹没整个手掌,唤出英文名字:Andy,Andy……Andy……Andy,这名字像块带筋的骨头,咬在嘴里,怎么都不对劲。看不见的Andy发出魔法咒语,通过天线,遥控着她。

一切都变得古怪起来:女孩浑身上下的松垮散淡,突然被打翻,变得脊背僵硬,像演员摆脱了自身,而进入到另一个角色中。时间持续得很长,以致让我感觉,那Andy简直是在训斥她。

她终于回过头,脸像A4纸,无任何表情:可以再便宜两千。我得寸进尺:五千?

她摇头:不。我计较钱财的模样,在她看来,肯定俗透了。她的眼神突然从一贯的迷蒙,变得犀利起来,但那种锋芒,又总是回避着和我正面交锋。她的浑身上下都写着古怪、暧昧和纠结。她不再说话,沉默起来,不屑将讨价还价进行下去。她的沉默里还携带着歧视。这歧视并非仅仅来自富裕,还有年龄。

她才二十六七;知道我是文人,靠文章维生,没名气,从新疆来……这一切信息组合成团,让她投向我的目光,比刀刃还残酷。两千和五千,有那么大差别?!我浑身颤抖起来。此前,我已从中介获悉,其实,她不过是普工出身;其实,她根本不是这套房子的主人,也不是女主人;其实,她是在这三四年里,才把自己活得像个人。如果她穿着工装,端着盒饭,走在去工业园的路上,没人会注意她。

挽救了她的,是她的那种白……在南方众多黧黑的面容里,那种白,有着别样的诱人之光。除了白,她的眉毛很淡,眼梢上挑,嘴唇厚实,根本算不得标致,因匮乏文化修养,她还显得笨拙,无灵光。然而,白……当她亮出了那张底牌后,飞升而出,变成凤凰。僵局令我分外别扭,想夺路而逃,豪气地丢下句:不买了!但我喜欢那房子。装修是半年前搞好的:棕黑木门,细纱蚊帐,厨房柜门果绿,沙发靠垫上紫花纷飞,背景墙橘黄。这个按少女情态布置的屋子,一切都是九成新。最重要的是,客厅之外,有个大阳台。阳光直接照射在瓷砖上,反射出银光,让那里像块硕大的美玉。阳台外,是荔枝树和大王椰、簕杜鹃和紫玉兰。我猜想这屋子能治愈我的失眠症,而我已持续一年多,无法安然入眠。我的焦虑让内脏的某些器官隐隐作痛。

我无法继续与那张白脸抗衡,最终妥协:我要了。于是,中介女带着我和她,一起去房子查水电,结算物业费。一路上,女房主和中介女相谈甚欢,她说自己刚来小镇时好傻,看到第一套房,就买下来,以为要住一辈子,倾力打扫,买花养鱼,没想到,几个月就搬走了。她为何搬家,此后,又住过几套房,最终变成现在这样,我不得而知,现在,她们的话题转移到香港,新款LV包、安全母子奶、防潮肉松、双层巴士……聊得热烈时,她的舌尖弹跳出一个字:中。

从“LV”转换到北方乡村的“中”,这之间,似乎只花了一秒钟。她那年轻的身体仍旧保持着一团稚气,和她幼小的乳,灵敏的臀,混在一起;但同时,她的身体里又散发着一种怪诞的粗俗,她的花蕊里有腐烂之气。

结算费用时,煤气几乎没用,水电费少得可怜,显然,屋子装修好后,基本没人住。她卖它的理由是:打理起来太麻烦。她走后,中介女告诉我,她住在小镇最贵的小区,一套两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中,光装修,就花了五十万。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个房产交易中心。她的世故令我瞠目:在最后一刻,她不愿接受转账,要求付现金。我是外地卡,要第二天才能到账。但是,不,她精明到苛刻,她不能等,哪怕一夜都不行!

她不相信允诺,她的要求是:现在、立刻、马上……付现金!当她在表达此意时,那个说“中”的稚气女孩不见了,在她那貌似少女的体态内,闪烁出一个充满戒备、防御和决绝的女人。她空有少女的壳,而其内里的鲜明艳丽,早已干涸,她不仅是个熟女,还是个冷女。

僵持中,中介女提出,由中介提现金付给她,而我转账到中介。于是,她点点头。她那黑直长发,紧绷、狭小而隆起的臀部,几乎不存在的乳,女学生式的脸……在我看来,都像隔夜菜,样子完好,却已变味。我看不透她:这个住二百多平方米房间的女孩……她早已不是女孩!她比我更紧张、焦虑、没有安全感;甚至,比我更老。她的衰老根植于她的体内,像根钢弦,使她在某些关键时刻,豁然释放出狰狞。当她不顾一切,绝望,乃至诅咒般地说出——现在——时,其实,已说出了她的人生哲学。

三个月后,我从中介女处得知,她已和Andy分手。她用六十万的分手费,买下两套装修高档的两居室,每月可收租金三千元。

她会有男朋友吗?我好奇。中介女大笑:穷小子多得很。

去香港旅游,除了带回两袋巧克力,还有一个词:阳台。在那个东方明珠,导游每到一处就说:那是某某人的豪宅。判断房屋是否是豪宅,有个简单标准:是否有阳台。每当她慨叹“只有非富即贵的人,才能住上有阳台的房间”时,我就将手指在裤兜里并拢成枪,暗自举起,喉咙里发出无声的一声:砰。

我并非讨厌那具喋喋不休的躯体,而是讨厌那种赤裸裸、毫无羞臊感的世俗哲学。

我终于住进这间有阳台的房子。拉开玻璃门,倚栏远眺,看到位清洁工,伞状雨帽,灰色雨披,中裤,拖鞋,持长柄大扫帚,哗啦啦扫落叶。我想起乌鲁木齐: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大雪正降落在那个中亚的中心。那个孤独、硕大、总被闲置的地带,曾是我的家。突然间,那个清洁工在我的脑海里发生了置换,我看见手拿铁锹,穿着过膝羽绒服,嘴喷白哈气的自己,在乌鲁木齐南方,正在扫雪。那是一九九三年的冬日。

有朋友建议,我应该在阳台上摆个铁艺圆桌、两把靠背椅;我应该在客厅里铺上地毯,挂上油画或国画;我应将咖啡或普洱,倒进边缘镶银,鼓凸部饰有玫瑰花的白瓷杯;我应该……而我却什么都不愿做。我宁愿阳台空空荡荡,墙壁空空荡荡,地板空空荡荡。

一切都显得空空荡荡……在乌鲁木齐,我占用过太多资源,现在,那些曾属于我的圆桌、地毯、油画、白瓷杯……皆堆砌在箱子里,一摞摞,放进储藏室。当它们不再被主人使用时,它们便死了,尸横黑屋。多久?还需要多久?我才能回到家,重新翻腾出那些杯子、地毯、油画?我是在离开乌鲁木齐后,才发现,一个人随着离开故乡而失去的,要比那片有限的土地多得多。

这间岭南小屋,面积是我从前屋子的三分之一,所幸,它有个赤裸的阳台,能看到屋外的树木,层层叠叠,风景画般。在南方,我痴迷地看着各种各样的阳台:栏杆涂着蜡白色、铁青色、淡黄色、亮黄色、赭石色或浅桃红色,装饰着屋宇。人们走出走进,说话声毫无障碍地传到街边。而在北方,阳台是封闭的,人们安装上双层玻璃,用双面胶贴住缝隙,从十月开始下第一场大雪起,到第二年五月,阳台都紧紧关闭,玻璃上凝着冰霜。直到六月,主妇才会将阳台上的玻璃窗打开,迎着暖风,擦净玻璃。

南方阳光不似北方那般干练果断,总含有太多水分,一件衣物吊挂在阳台,居然一天都干不了。而在我的家乡,号称“日光城”的哈密,湿衣服晒在外面,一两个小时即可干透。在南方,人们洗衣服要抬头看天气。称职的主妇,在晴天的大早,便会将被单、床单、窗帘等大件洗好,拧干,放在盆子中,抱到小区的体育器械旁,将单杠、双杠都变成晾衣架;甚至树杈上,也挂上小孩的衣裤。

各种地方都被用来晒衣服:大铁门上、摩托车后座上、两幢楼房窗户间的铁丝上、工厂宿舍敞开的长方形阳台上;各种衣服都被晾晒出来:衬衫、T恤、牛仔裤、长筒袜、短裤、胸罩、手套、袜子、连衣裙……当它们被吊挂在半空时,摇摇晃晃,飘飘荡荡,像主人某部分活着的生命特质,还留存在里面。

在北方,人们很少当街悬挂衣物;尤其在北方乡间,女主人绝不会把内衣裤赤裸裸吊挂出来(那将是对邻居的最大羞辱,甚而可以引发械斗)。而在南方,我目光所及的,那些正在晾晒的衣物,实在太多,简直,比街上的行人还要多。

如此之多的人,如此随随便便!最初,我的眼神像被强光照射,异常难受;半年后,我逐渐原谅了这样的举动:他们也想将衣服搭在阳台上……然而,他们没有带阳台的房间。

故而,某些在农业时代积攒下的禁忌,到了工业时代,土崩瓦解。

住进这间有阳台的小屋后,我写下我所看到的南方,南方阳台,南方那些常在晾晒的衣衫。离开故乡,我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者,没有任何生活资料,只能靠写作维生。我每天都坚持写作,从不怠惰。每当灵光闪现,我即刻将它记录下来。我写下我所看到的,体验到的,不是要将个人琐事自恋式展览,而是觉得,只有将自己的个人体验,连血带骨地掏挖出来,才能和整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叠合。

我是个多余的人吗?从乌鲁木齐离开,再回到那里几乎是不堪设想的;而我在这里,将居住到何时?也就是说,我的未来,永远是大海中漂泊的那艘孤舟,完全听凭上天的召唤。与其说漂泊者是我的生存状态,不如说,它就是我的人生态度。

思考——写作!写作——思考!这几乎是我到达岭南的全部生活!

在这里,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同学,没有社交,没有同情,没有嫉妒,只需在凌晨时分,将自己启动,燃烧起来,便可。我坐在书桌前写作,全然不顾这是唐吉诃德式的挑战。我写,发疯似的写,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停下来。

“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

我停止敲打键盘,被这清脆的歌声所惊骇。

——歌声从邻居家敞开的阳台,毫无阻挡地,来到我的赤裸阳台,再粘附到耳膜上,每一个音符,都那么清晰、准确、有力。

我的邻居,一个香港老人,精瘦身材,雪白头发,金丝边眼镜,裤缝笔直,浑身干净异常,总是蹑手蹑脚来,蹑手蹑脚走,窗帘永远关闭,自行车永远挂着锁链;可是,他居然克制不住某种古怪嗜好,这一天,拧大音响,播放出《我们新疆好地方》。在岭南四面果绿的空间,这些陡然出现的“戈壁……沙漠……积雪……”,饱含着偏执和孤傲,甚而,有种不合时宜的美。之后,他输送给我的,是《送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甚至,还有《二○○二年的第一场雪》!

他曾是支边青年?他曾有过一个新疆女友?他知道他的现任邻居从新疆来?或者,很简单,他只是喜欢新疆歌曲中那种简单的欢快?然而,当这些欢快的音符回荡在我耳畔时,我却感觉它们像是在呜咽和哭泣。不……我并不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听到这些歌,这歌声让我沉重而难受。我心绪慌乱,从电脑前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哦,一个人想凭借汽车、火车和飞机,在短时间内迁徙别处,借此忘记过去的想法,多么幼稚!我依旧生活在过去的习惯、过去的思维、过去的场景中;我依旧,佩戴着“新疆徽章”。

恍惚中,我看到自己在乌鲁木齐冬日,在阳台上跑步。窗户开了条缝,吹进冷冽的空气,像刀刃,搅拌着胸腹里的肠胃。我在挥臂抬腿时思考:是继续滞留,还是离开?

某个时刻,眼泪止不住流下面颊;但也有不同的时刻——不是悲愤,也不是绝望——而是勇敢的时刻,我感到身上重新焕发出一种力量:我将对任何人都不再存有希望,也不再对周围环境寄予厚望,我将变得不需要依靠外物,自己去寻找活路。如果……如果黑暗通过所有感官所加于心灵的,是伤害,那我将义无反顾地选择漂泊。

新生以独特方式开始:命运将我推至岭南。在当代中国,没有比珠三角,更开阔、更自由之地了。所有的植物:无论芭蕉、荔枝、芒果,都因猛暴抽长而遮天蔽日;所有的声响:无论鸟鸣、蛙叫、蝉声,都因生命力旺盛而肆无忌惮;所有的城市,无论街道、楼房、人群,都因欣欣向荣而更适合个人奋斗。

骑着自行车,在东莞小镇四处转悠时,看到那些阳台外挂着浓重雨痕的矮楼时,景色突然变得疏远起来,我想起乌鲁木齐,那些挂着冰柱的灰色楼宇。啊,乌鲁木齐,冬日的夜晚,万人空巷,白雪覆盖;而东莞小镇,宵夜才刚开始,虾粥才端来。啊,一个城市已经睡去,另一个城市才开始亢奋。

从乌鲁木齐出发,来到东莞;从一个写作场,来到另一个。西北是我的根部,是传统的那部分;而岭南,是我的枝丫,是敞开的那部分。

我终于找到了有阳台的房间。在这个屋子里的我,像被重新制造出的另一个自己;从此,我便像钉子一样,牢牢楔入南方的墙板。我不愿丧失信心,怀着逆风而行的奢望,为自己寻找着更理想的生存场。我在这间屋子的内部获得了安全感,又通过阳台,获得了蓝天、白云和青山的垂青。哦,我在人间的居所如此奢侈,正是这种奢侈,让我感到头颅的高贵。

不仅要活,还要活得更庄严、更顽强、更自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