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在学者和商人之间游刃有余的同时，从2001年开始，渐渐地在国内声名鹊起，陈志武开始对中国的房地产、人民币升值、民间金融、城乡差距等几乎所有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陈志武用其广博的知识，引用各国历史数据进行综合比较，用严谨的理论体系进行深刻分析。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他的名字被中国的金融界和学术界广泛提及。
◎记者：有没有印象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称您为经济学家？
陈志武：这个真的想不起来，这个可能主要是在国内。因为在美国，没有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这样的一个差别，英文里面都叫Economist。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在读研究生之后，人家基本上也可以说我是一个economist（经济学家），或者说financial economist（金融经济学家）。
◎记者：有一个流传的版本，就是说在2001年7月份的时候，您是在飞机上看到一本杂志，所以才决定要回到中国来研究中国的模式，是这么回事吗？
陈志武：对。那个杂志让我看到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有很多的现象、有很多的数据对于作经济学的资本市场研究的人来说，应该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8年，在我看来，一直在经历着三个大的转型。第一个大的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个大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个大的转型是从一个封闭社会向一个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的历史上，不同的国家曾经经历过这三种转型中间的一种或者两种，但同时在这三个大的方面都正在发生转型的，这样的经历确实不是太多。所以我觉得过去二十几年方方面面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甚至包括中国政治和文化的那些变化，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都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实验室、一个数据库，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整个与人、社会和经济相关的一些学科，有一些根本性的认识，并丰富人类整个的知识库。
◎记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您的理论和认同了您的模式，大概是什么时间？
陈志武：这个可能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候，大概1995年到1999年之间，那个时候作了一些研究，并越来越多地在这样一些主流的、最好的学报上发表，这个时候，搞经济学，特别搞金融学方面的人，知道我的越来越多了，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等。
◎记者：然后在回国研究中国经济模式的时候，您也在不停地发表文章和评论。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陈志武：第一篇文章应该是2001年12月份在《新财富》上发表的。当时写的应该是关于一个证券侵权诉讼的案例。所以现在想起来，2001年12月份开始一直到2002年，写的多数中文文章在《新财富》、《财经》等上面刊登。现在可以说，像《新财富》和《财经》，他们所代表的水平，实际上比很多经济学的专业学报都要高得多，所以这就可以告诉你，专业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水平到底有多高，根据这个就可以作一个很简单的判断。
陈志武从纯学术研究的职业生涯转入对中国问题、法律问题的研究。在短短几年当中，陈志武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提出解决之道，成为华人经济学家当中一种独特的声音。2004年8月10日，国内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科龙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格林柯尔系的掌门人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由此引发持续至今的“郎顾之争”。而之后，陈志武发表了多篇文章回应郎咸平，针对“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发表了诸多看法。
◎记者：您在国内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跟国内经济学家们的交往密切吗？
陈志武：对，非常多。
◎记者：跟郎咸平先生关系怎么样？
陈志武：跟他现在没什么来往。
◎记者：为什么？以前有来往？
陈志武：以前有来往。因为两年前开始，关于“国退民进”等一些问题，对于他分析和研究的这些现象，我基本上非常地认同。就是说，这个现象在中国各行各业，任何一个领域，都是非常广泛地存在的。现在大家都说学术腐败、医疗腐败等，连这两个任何社会里面最不应该腐败、最应该清白的领域，都开始这么大规模腐败的话，不管是国退民进的过程，还是任何别的牵扯经济利益的过程，中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所以我跟郎咸平最大的差别在于，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认识上的根本分歧。
我会更多地觉得你去抓的这些人，当然其中很多人是应该要被问责、应该要被处罚、要被判刑的，但这些是问题的表面，并不是问题的根本。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最根本的还在于在制度架构上面作一些根本性的调整。换句话说，如果整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不透明的，也没有任何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其他的人民代表机构正规地推出相应的法律或者法规，然后通过媒体和这些权力机构直接作这些监督和问责的话，那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你要被提供了这么多空子而不钻，才不理性，是不是。
关于这场交锋，郎咸平认为国退民进有问题，因为出现了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对此，陈志武进行了系统的反驳：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到底有什么不同？国有持股是否是世界普遍现象？民企是否不如国企？对于这次争论中的关键问题，陈志武认为，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您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疏远一个人吗？
陈志武：观点的不同本身不会疏远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在湖南长大的中国人，我实际上不希望任何人利用这种情绪，一时的情绪，或者利用这样的一些机会，为了个人名声的上涨，而去没有原则地作一些煽情或者是这种操纵的运作。比如说他因为这个就觉得要重新把信心放在建设改善国有企业上面，而不是认识到国有企业中那些根本的问题。
◎记者：因为是根源问题。
陈志武：对。所以尤其对于他这样的，花了这么多年时间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学者来说，他不应该看不到那些权力和利益冲突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对可靠的独立的司法架构和独立的监管架构的话，那么最后是很难指望公司治理能够有任何意义的改善的。
◎记者：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客观，而且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感吗？
陈志武：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他当时做的这些事，过分地煽动民意来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我觉得对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记者：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对于肩负的这种社会责任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志武：应该体现在根据你自己最客观的判断，没有保留、没有受个人私利的影响，向大众、向社会表述出来。
◎记者：作为被评选出来的十大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您觉得作为华人经济学家来说，对于中国所肩负的这种责任又是什么？ 陈志武：对中国所肩负的责任，首先是要把一些以往误导性的基本观念和理念作一下梳理。换句话说，因为我们以前对关于金融、关于剥削、关于高利贷、关于市场交易到底是不是能够创造价值、关于商业交易、关于商人到底是不是除了赚钱还能给社会带来什么等，对这些基本的理念要作一个全方位的梳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会给中国社会今天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消除掉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为中国社会未来的持续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目前，陈志武先生把大部分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的问题上。“什么制度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陈志武研究、关注的问题，也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作为普通民众很容易就看到各位经济学家和学者们研究出来的结论、数据和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所作研究的这个结果对于整个社会进程的推动作用。可否请您讲一下这个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志武：我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关于高利贷的问题，这个在今天的误解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以往我们会说，高利贷是剥削，是一件坏事，那么既然如此，放高利贷的人肯定就是坏人，所以要被打倒，是不是？但是我作的一些研究和收集的数据，包括晚清的和民国时期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哪个省对放贷的人越敌意，越不友善，哪个省的借贷利率就越高。因为说到底，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他要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放出去给别人使用，他都会想一想，如果周围的人把不还债的人抬得很高，把去讨债的人打得很低，我为什么要把钱借给别人去花、给放贷出去？所以大家越是想要打击高利贷，打击放高利贷的人，整个社会里面愿意把钱贷出去的人就越少，资金的供给就越少。这样一来，使得剩下的、愿意放贷出去的资金，它所要求的利息就会越高。打击高利贷、打击放贷人的直接结果，不仅不会把利息给降下来，反而把高利贷变得更高。今天这个误导性的认识，实际上对于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根本性的障碍。
◎记者：做什么您都会去想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看来您是对新事物有非常强烈好奇心的一个人，今后会不会尝试除了学者、经济学家之外的其他角色呢？
陈志武：就目前我能想像的，不太会，因为我太喜欢做学问了。每天要是能够有一个新的认识，不管对于人、对于社会，也不管对于经济，还是对于历史，任何一天，如果能够在我自己的理解上有一个新的长进，我就觉得那一天是很幸福的。所以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连续很多天都没有什么新的认识，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觉得日子实在是太枯燥了。
◎记者：您对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陈志武：更多地了解历史、了解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家庭、文化、人们的偏好等，这是我对我自己最大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