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海外利益如何诠释？
陈志武：2004年，中国的10名劳工在阿富汗被枪杀，7名中国工人在伊拉克被劫持，再加上其他国家发生的针对中国人或中国公司的暴力事件，这些事实提醒我们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而且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加深，这种事情只会增多。假设海尔在美国南卡罗莱那州的工厂突然被美国当地政府查封，中方管理人员遭到拘禁，那个时候中国怎么办呢？假如中石油在海外的石油公司突然被没收，——我们必须提前考虑、研究应对机制和对策，重新从建设性角度认识国际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作用。
目前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已有或将有投资，而且特别是中国的能源与资源企业的投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律环境较为落后的亚非拉国家，隐含的产权和贸易风险很高。再有，中资企业不仅在那些国家有投资，而且派遣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命财产又如何保证，这个日益重要的问题是原来任何时期的中国政府都没有遇到过的。今天的中国政府却要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对四大问题。首先，尽可能地维护并扩大海外投资利益，第二，保护中国在海外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第三，利用好现有国际贸易秩序来保证中国企业的资源供应，第四，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拓展。政府在思考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时，应该先明确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中国的海外利益包括四大方面，分别是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资源供应及海外市场拓展。
◎记者：具体而言，应该怎样去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陈志武：很幸运，中国正处于一个以法律规范为主线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像英国那样去拓展殖民地。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之一是培养更多的律师，不只是懂中国法律、在国内执业的律师，而且要有许多懂各个不同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律师。这是海外利益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当今国际秩序中在主流国家能产生效果的防线。
最基础性的海外利益保护架构自然是国际秩序本身。显然，中国正不断地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受益。但中国究竟为这种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贡献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并在充分利用的国际秩序是过去几百年里逐步建立起来的，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过联合国、世界银行与IMF的筹建，后来一段时期中国就游离于世界主流之外。在这段时期，中国不仅错过了发展的机遇，而且并没有按世界1／4人口对国际秩序的建立做出成比例的贡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许多方面讲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把中国从历来的不参与或被动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政策中扭转过来，变为主动参与世界主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到今天是中国为世界秩序的维护与改善作贡献的时候了。用实际行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发展也等于是在维护中国自己的海外利益。
◎记者：中国还可以凭借什么方式，才能更好的融入到当今的国际秩序中？
陈志武：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多的思考软实力的培育问题。这就包括文化价值观上的趋同，以及制度上的优势。重视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必须让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及地区的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这种接受和理解是建立在朋友式的了解的基础上的。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范例。假设我和你是很好的朋友，那必定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虽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你我看待问题的方式相近，对于世界的理解相似，两人非常谈的来，价值观及文化的取向趋同。好朋友之间如果发生问题、发生纠纷，比如你开车不小心把我的车撞坏了一点，肯定不用多费功夫就能处理，解决成本会很低。
如果我和你不是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意识形态价值观差距巨大，相互之间总是怀疑，那么，即使你只是碰我一下，我们很有可能会打起来，会滋生出很多不应该发生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可能运用软实力和世界进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趋同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更好的融入国际秩序，并受益于此。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石油与资源安全问题，其实最好、最安全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增加中国的软实力。我这里讲的文化价值观的趋同并不是说我们要太多地改变自己，而实际上，我们跟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之相同程度比我们感觉的要多得多。我在美国已生活了十多年，认识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深切地发现世界各个国家对于道德、对于友善、对于价值观等人性问题的理解是非常相同的，人们之间共性的成分很多，这也是中国和外国沟通的基础。政府可以做的包括适当调整在国外的公关方针，突出共同的价值。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更应该思考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贸易发展对于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这也应该是评判某种意识形态是否合适的标准。
◎记者：在这样的目的之下，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是否就显得更加重要？
陈志武：和平崛起这个理念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这是一种承诺，正因为任何国家都可作出各种承诺，最后世人信不信还得取决于该国的软实力以及此后的行动。中国必须更好地在软实力上下功夫，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承诺是可信赖的。为了让更多的国家相信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和相关国家有更进一步的认同和沟通，最大限度地增进双方的了解。
假如外国人判断中国是个另类国家，那么他们在使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会很有顾及，也不会被和平崛起这种承诺所打动。倘若外国人被中国的软实力所吸引，觉得中国也是跟他们类同的负责任的大国，那么他们购买中国商品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那样即使不提和平崛起，他们也不用担心中国的崛起。
认同感是消除误会的基础。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两个邻国中一个为了意识形态上的满足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做出非理智的事，而另一个则把精力放在国计民生、放在改进人民的生活上，那么后者当然会感到威胁。为了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军事所产生的怀疑，就应该更多的与他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沟通。
◎记者：倘若中国在推进海外利益的过程中确实和某些国家产生矛盾，双方如何在利益上进行平衡？具体而言，企业怎样做，政府该扮演什么角色，企业和政府怎样互动？
陈志武：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派遣律师来解决，至少要具有律师思维的官员。企业有企业的律师，政府也要有政府的律师。律师的职业原则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冲突。冲突双方都冷静地阐述各自的诉求，进而寻找利益的切合点。我们应该抛开旧的思维，不要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都是“你死我活”、都是本国与外国的斗争，否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于企业家而言，一旦在海外出现问题，应该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律师，中国企业家要懂得聘请和使用本地的律师。政府应该在大的外部环境方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保护框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外政府、公众、媒体、企业等不同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认同，另一方面运用外交方式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创造良好的经营空间，再有政府不要干涉企业在海外的事务。外交部也应在一些方面有所转变，原来的中国外交完全服务于意识形态，但现在的中国外交应该更多的服务于经济——外贸。外交部官员培训方面应该增加经贸知识以及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历史的训练，同时外交人员的配置也应该强化商务法律方面的人员。如果驻外使领馆中与经济贸易有关的人员不多，那么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拓展也不会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