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大概是极少数家喻户晓的文学著作，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列入“名著”，传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列为名著，在此之前600年间，一直冠以“奇书”，与之比肩者还有三国、西游和谤满天下的《金瓶梅》，后来红楼取代金瓶梅，才有今日四大名著。
中学时，没时间研读这些大部头的名著，也无此兴趣。大学时，有更多感兴趣的书，自然无暇顾及。工作后，有限的读书时间也是在Pad、Phone上消磨，水浒就在此列。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读书和人想获得什么有很大关系，先入为主，很难绕开。心浮气躁时，读书是为了安静；陷入困境时，读书是为了解脱；唯独缺少纯粹的读书，还原原著的本来面目。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读历史，是想借助读书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不管多么短视功利，哪怕仅为了三餐一宿，读书，总有其益处。
较于盛唐气势的诗歌，明清小说有如此之深厚的影响力，和市井书会有很大关系，明清小说，语言通俗流畅，白话文打破了权贵的知识垄断，从这层意义讲，明清白话俗文学的流行，要比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效果好，上不得台面的俗文学在底层火烧燎原，知识精英大概被动接纳了俗文学。
水浒成书600年间，影响多少豪杰，水浒言忠义，忠君还是名教那一套。义，倒有很多解读，舍生取义，孟子的教导；义薄云天，啸聚山林，又有另立中心的豪气；义，即道义，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莫过于坚守道义，总要面对永恒，形而上的价值就构成了其基本内容。梁山好汉挂出旗号，替天行道，也就是践行道义。这些都是知识精英的理解，泛化为白话，就成了江湖道义、酒肉朋友了，这或许就是宋江与李逵的区别。
水浒的突破意义：以暴易暴，对暴力的推崇
汉代以来，儒家伦理要求全体国民逆来顺受，对皇权绝对依赖、绝对顺从，国民性格被塑造为温顺软弱的模型，仅有的另类则被无情抹杀。中国的百姓易于治理，只要提供安定的环境，一般不用外在的枷锁就可以维持运转，原因在于内在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水浒崇尚以暴易暴的逻辑，更在于体制外力量的高度组织化，久之坐大，星火燎原，指日可待。水浒作为俗文学未被统治阶层作为禁书查禁，实在是民族大幸，八百里水泊梁山，竟孕育出巍巍井冈，1920年代，逆来顺受的国民，终于在夹缝中，拿起刀枪，啸聚山林。这其中就有少年******，毛尤嗜读水浒，在人生低谷，受排斥受打击时，读水浒，指点江山，意气风发时，读水浒，无立锥之地、四处逃命时，读水浒，扳回时局，进京建政时，读水浒，甚至在人生终点，严重的白内障使视力极度下降，仍坚持用放大镜读水浒，最后为他印刷了超大字号的水浒。水浒对毛影响何其深远。
再看20年后的邓小平，看其有无雄略，观其落魄时。邓失意时，连番保证永不翻案，才获得了发配江西的机会，他离京时携带了几箱书和简单行李，水浒也在其列，邓在劳动时还在思考问题，夜间还在阅读水浒，水浒博大莫过于坚韧厚重，使人敏行笃志。
水浒绝对堪称最大、最知名的反书。
水浒另一个独特贡献在于为草莽正名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王败寇的逻辑，根本没有草莽英雄的发言权，一旦失败，身死国灭，胜利者编写的历史上总能在恶毒攻击中找到其痕迹。1945年8月，毛率领****代表团抵达重庆，与蒋商讨战后和平，此行实际意义存疑，倒成毛个人魅力秀场。毛见亲友，挥毫泼墨，书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随后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登出，轰动一时，外界认为毛和****不过草莽耳，观其词作，命世之豪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