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底就正式开始审理太平洋战争的开战原委了。12月31日的庭审，检察官在台上煞有其事地愤怒指控内大臣木户幸一对天皇封锁消息，辩护律师转过来要求东条英机作证。
东条已经记住了自己“曾经蒙蔽过陛下”，但不知道“大家都在蒙蔽陛下”的说法，这当然也是傻蛋检察官季南的疏忽，只见东条英机挺身而起，凛然正气地昂首驳斥：“没有这种事，起码作为总理大臣和陆军大臣的东条不知道这种事。这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缺乏基本常识的胡言，要知道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就不可能有人去企图欺骗陛下，更不要说是身居内大臣职位的高官了，所以这是绝不可能的。”
完了，首席检察官季南一声悲鸣，而一直憋着心眼要把天皇送上审判台的首席大法官韦伯则满眼绿油油光芒四射。
季南顾不上法庭惯例，作为总检察官唐突地打断了东条的证言：“东条被告，因为日本陆军现已不存在了，所以再也没有必要称呼你为东条大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到底是在宣称你无罪还是想继续在这个法庭上进行军国主义的宣传？”
这已经不像检察官所为了，法庭纪律和检察官有什么关系？人家韦伯大法官怎么不来阻止东条啊？所以季南的发言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辩护律师的抗议，被驳回了。
有句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是说一个人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脑袋就会想什么事。
现在的韦伯就是这样，不管他多想把天皇拉来审判，但他现在坐在“首席大法官”这张金交椅上，还是大帅爷给他坐的，他就只能想着维护大帅爷，只见他槌子一敲：“休庭。”
因为这次的娄子捅大了，在场那么多记者，东条的这句话早就传到了全世界，塔斯社在发这条消息的时候还加上了这么一句：“可以认为是发现了能够对日本天皇进行公诉的有力证据。”
第二天是元旦休息，第三天就应该开庭了，但因为3日和4日分别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法庭就装作偷懒不开庭给原告被告时间以合伙和稀泥。
这个和稀泥的内幕其实现在还不为人知，只知道参加和稀泥的可能有木户幸一的儿子木户孝彦，还有那个怪人田中隆吉。有关这个被《东京审判》那部电影描述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田中隆吉少将的故事大家可以找一下笔者的博客，这里就割爱了。
反正到了1月5日再次开庭时，东条的证词就变成了这样：“上次我说的只是我的国民感情，并不直接牵涉到具体的责任问题，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无关。”
检方：“但是实际上你不是向美、英和荷兰开战了吗？”
东条：“是我的内阁。”
检方：“那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难道不是裕仁天皇的意思吗？”
东条：“是我和统帅部其他领导者的不断建议，事实上陛下一直到最后还是非常勉强的。陛下非常爱好和平，一直到最后还坚持要在敕诏里写上‘不得已而开战’的字样，而内阁草拟的敕诏中并没有这些字样，这就说明陛下是极其爱好和平的。”
满分的回答，毫无纰漏，于是拉链就拉起来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就这样在大帅爷的主导下不了了之。虽然在后来韦伯大法官还提出了诸如“除你之外，还有谁向天皇提过开战的建议”之类的阴险问题，但已经警钟长鸣了的东条英机再也不上当了，而韦伯也无法认真追问，再者他也不是检察官，反正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这就是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别把它看得有多么神圣庄严，实际上那只是大帅爷主持的美国法庭而已。当然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确实帮中国人出了点气。但要是像电影《东京审判》那样说的云山雾罩就只能说是无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审判了一些战犯，但是没有受到审判的战犯更多，除了天皇以及其他皇族之外，连策划九一八事变、挑起战争第一人的石原莞尔自愿报名当战犯也无人受理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但是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由于种种因素而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法庭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也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可能在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是胜利者的报复，而对于报复的根据则不太重视。就是说胜利者在报复的时候，并不太去考虑这种报复行为的正当性，以及在历史上反映的问题，只考虑“坏人就该受到惩罚”，而不太考虑对“为什么这是坏人”的详尽解释。比如说在“南京大屠杀”一案上国民政府的表现就是这样。
日本一直有一股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这件事的根子还是在当年国民政府没有认真想把这个案子做铁。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经常有翻案举动，但是对从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开始一直到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那段历史却没有人问津。这是因为苏联人当时在这个法庭上对有关事件审理得非常认真，展示了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让包括伪满皇帝溥仪在内的大量证人出庭作证，石原莞尔当时患膀胱癌无法到庭，法庭甚至就近到酒田市让石原莞尔作证，就是这样的细致工作，使得现在日本人想翻也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