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信然。
王安石有首《登飞来峰》的诗：“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写得很有气概，表达了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高瞻远瞩、不畏困难、坚持进取的精神。
宋人郑清之也写过《咏六和塔》的诗：“经过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方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邱。”与王安石相反，他对登高望远感到危惧，生怕掉下来，不如息影家园，以求明哲保身。诗的调子低沉，立意也消极。
唐代虞世南官居高位，名噪一时，他的《咏蝉》诗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之句，虽是咏蝉，却正是他自己对声望的写照。但同是咏蝉，李商隐却唱出了“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这样幽怨的调子，借咏蝉以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流露了诗人漂泊不定、无人援引的悲哀。
初唐诗人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就更为凄苦了：“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写这首诗时是在狱中，他听到了狱外传来蝉鸣之声，引起了他的悲愤。他以玄鬓喻蝉，白头喻己，身系牢狱，忧心深重，能不白头？露重、风多，是写处境，是说在那黑暗重重、秋风多厉的环境之中，谁也听不到蝉的哀鸣，正如没有人相信诗人的崇高正直的人格与抱负一样，只能作寂寞的苦吟罢了。
立意不同，表现各异，即使同一题材，反映出来却也有不同的思想感情。为了能正确理解诗人的思想感情，就不能不联系到他的时代，他的地位，他的生活环境以至社会对诗人的影响。
试读李白写的《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诗：“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这诗写陪一位从宦的堂叔游览洞庭，饮酒高歌，大有以洞庭湖为酒库之慨，只恨洞庭湖中的君山有碍，因而设想把山铲掉，让洞庭湖的水变成平静地流，他则欣赏湖光秋色，不醉不休。
李白这诗设想奇特，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放浪形骸、与自然拥抱者的醉态狂姿，但也仅此而已，此外就找不到什么更深的意义了。
杜甫也写过要刬山的诗，我们看他写的《剑门》：“惟有天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恐此复偶然，临风独惆怅。”
杜甫这首诗，描写了四川剑门的险要，并进一步联想到妨碍国家统一的封建割据，群雄因有天险可凭而称王称霸。杜甫身经安史之乱，避难入川之时，也目睹藩镇势力对唐朝的统一形成分裂的威胁，因此借《剑门》的诗题，抒发了他的隐忧。他要责问上苍为什么造成如此险恶的山川，使军阀割据有利？他也幻想，把剑门一类天险铲平，以杜绝割据之争，使国家得到统一。就在杜甫写了《剑门》诗之后不久，四川的军阀如段子璋、徐知道、崔光远、杨子琳之辈就互相火拼，抗命朝廷，使得人民饱受战祸，四处流离。
李杜两诗都幻想铲平高山，而李白陶醉于个人“醉杀洞庭秋”的浪漫生活，杜甫则以国家人民的忧乐为念，言志就不大相同了。所以郭沫若为杜甫的成都草堂题写的对联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概括了杜甫其人其诗的特点。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提出通过对作品的分析从而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欣赏诗文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