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否定“文革”——在清华大学全校教职工党员整党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这次整党要完成四项任务：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党委认为完成四项任务，统一思想是基础。统一思想要以彻底否定“文革”作为整党学习开始的主要内容。
根据我对党委决定的理解，今天讲四个问题，错漏的地方请党委有关负责同志纠正补充。
一、为什么要把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整党学习开始阶段的主要内容
这是根据：（1）1983年10月11日中央的整党决定。（2）1984年6月30日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9号文件。（3）北京市委6月有关整党的文件和8月1日市委召开有关整党会议的精神。（4）学校党委在1984年6月2日通过的“关于整党工作部署”的文件和附件“整党学习阶段的安排意见”。
这些文件材料我都不念了，不解释了，同志们已经看过或马上可以看到。当然，最重要的不只是根据那些文件和决定，根本问题是实际情况，文件和决定要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写成文件，作出决定，贯彻实施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下面我就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和大家共同讨论。
第一，从思想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理论和实践，是克服思想不纯的首要内容。我们党内，从全党到我们清华大学党内还存在着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问题，“严重”二字，不只是适用于校外，而且同样适用于我们清华大学党内。这个问题在4、5、6月几次常委会、常委扩大会经过认真讨论，确认适用于我们学校的党组织，清华不是例外。
思想、作风、组织不纯，主要来源在哪里，党委经过讨论认为：（1）主要来自“文革”；（2）“文革”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延续和发展，甚至被推向极端；（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和经济搞活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错误思潮的侵蚀。我们党在紧张地进行一系列工作的进程中，或来不及，或当时没有足够的条件对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问题进行整顿。
理论是错了，不是局部错了，而是根本错了，要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地说出个一二三来，从7月上半月101个党员干部集中学习的情况看来，包括我们常委在内都不能说在学习前都搞清楚了。不搞清这个问题就不能彻底否定“文革”。这本身就是思想不纯的一种表现，在四五月报纸上提出彻底否定“文革”时，有的同志思想上不是也有些跟不上吗？他们担心彻底否定“文革”是否定“文革”中参加过造反的同志，或在“文革”中上学、入党的同志，当然彻底否定“文革”的含义绝不是简单地否定这部分或那部分人，这也是一种误解和思想混乱。也有的同志说“要彻底否定‘文革’，总不能把南京长江大桥炸了”，说这种话的同志并非就是不好的同志，但确实反映了思想上的混乱，这种混乱也就是思想上的不纯。许多同志没有弄清楚“彻底否定‘文革’”的含义，主要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彻底否定指导整个“文革”运动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不是否定在“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在以“文革”为标志的历史阶段，青年也要恋爱、结婚、生孩子，人老了要死，不是去否定这些事，当然不是这些事和“文革”都毫无关系，比如谁和谁恋爱、结婚、老死得快一点慢一点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不过一般不属于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范围。当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直接由于“文革”导致非正常死亡或致残的事，这就属于彻底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我们学校“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共48人，其中军工宣队进校以后22人，死了的人不能复活，但这里有深刻的教训，要认真总结，有些情况还不能说完全弄清楚了。至于说到南京长江大桥之类的问题，和“文革”的关系倒是该想一想，论一论。同志们冷静地想一想，如果没有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错误的理论，因而也没有“文革”这样的十年的内乱和灾难，像南京长江大桥那样的建设我们会不会搞得更多一点，更快一点，更好一点。同志们看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六年来国内建设发展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不正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文革”破坏和耽误了社会主义建设吗？当然“文革”中建成了长江大桥等等也从另一方说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和潜能，在那样的内乱中我们还干了一些事。但正确的大事不能坚持的干、系统的干、理直气壮的干，谁要干就打倒谁。1973年第四季度我们学校不是搞了个“三个月运动”吗，后来全国不是大张旗鼓“批邓”吗？为了澄清思想混乱，我还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学术造诣颇深的党员教授，“文革”一开始就被批斗打倒，军工宣队进校后就被送往江西鲤鱼洲劳改农场劳改，农场撤销后回校，直到对他没有什么好批斗了，在“文革”中，就一直挂了起来，在此期间，他去系里参加一些教学活动和实验室工作，但他闷声不响，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继续潜心于他的学术工作，创造性解决了在生产上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并撰写学术专著，这些是他在“文革”中主要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慰藉。我谈这样一件事是想和“因为要彻底否定‘文革’，那么在‘文革’期间建设的长江大桥该不该炸掉”这种说法作个比较。这位党员教授在“文革”期间的学术成就和生产中的应用是不是因为要彻底否定“文革”而应拆毁、烧掉？如果没有“文革”这样十年的内乱和灾难，他会不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呢？他在“文革”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能默默地做出这样重要的工作，是不是从一个党员身上看到我们党内健康力量旺盛的生命力和潜能？当然党内思想不纯不只是表现在上面那些具体问题上，如对党和党的事业的信念和信心问题，坚持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问题，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和错误社会思潮的侵蚀和影响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通过学习讨论，提高认识，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点。
第二，彻底否定“文革”是全党统一思想的基础。整党有四项任务，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统一思想是搞好其他三项任务的基本条件。整党学习阶段主要目的是统一思想，把思想统一到哪里，即要把我们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来，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上来，统一到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上来。要解决这三个统一，就必须彻底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是在同“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产物，主要是同“左”的倾向作斗争的产物，是从理论到实践彻底否定“文革”的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近六年来已在实践中取得伟大的成效，实践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但全党并没有深切的理解。这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是常常有反映的，譬如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指导思想问题，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等错误理论使我们的指导思想就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延误了多少宝贵的时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又长期片面强调一大二公的做法，不分析具体情况一律强调集中统一的做法，在分配问题上长期搞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做法，特别是那种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主观主义指导思想，违反客观规律，好事办成坏事，劳民伤财，都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耽误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但在“文革”中对工作中这些问题正常地提出不同意见，哪怕是完全正确的意见，往往不但不能采纳，而且从“阶级斗争为纲”出发，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不加分析地一律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轻则是“右倾”，重则是搞“资本主义”，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同志们想一想，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9年错误地反“右倾”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4年的四清运动，然后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愈演愈烈，走到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端，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根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不少情况下把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作为修正主义批，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批。这种情况自“文革”前开始到“文革”中形成一种为人们（包括我们大家）不同程度所接受的（强迫的或自愿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和社会习惯。不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与之相连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关的“左”的指导思想，我们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跟不上，开始时总是怕右，“心有余悸”，实践后承认正确。因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产物，因此必须从理论到实践彻底否定“文革”，才能从感性到理性深切体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感觉到的东西我们并不一定理解，只有理解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只有从理论到实践彻底否定“文革”，才能做到整党决定中指出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的政治纪律。我们党的政治纪律上对绝大多数同志来说，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
第三，彻底否定“文革”，认识到“文革”中的两派组织和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训、军管），从整体来说都是错误的，才能增强党性，加强纪律，促进团结。“文革”一开始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从我们学校情况来说，从1966年6月初闹到12月，搞什么红色“恐怖”，“痞子”运动，搞得党内校内“云水怒”，上上下下“风雷激”。中央“文革”为了在他们操纵下继续斗争下去，1966年12月19日成立一个大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造反派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纲领是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后来由于观点的分歧，分裂为两派，一派通称是“团派”，它的具体口号和纲领是“彻底砸烂”、“大翻个儿”。这当然完全是错误的，一些人（不是所有的人）干的事情是很糟糕的，有的是十分恶劣的，极少数人是有罪行的，蒯大富就是代表。分裂出来的派是“四一四”派，是1967年四五月份正式成立的，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不同于“团派”的极“左”观点和行动，但能不能说，“四一四”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呢？不能这样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四一四”派虽然不同于团派某些的极“左”观点，但基本的指导思想还是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校系主要干部的学习过程中，饶慰慈同志说得好。她曾经长期认为那时候提出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十七年是红线主导”这两个观点是正确的，这和彻底砸烂当然是有原则区别的。但在中央提出彻底否定“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以后，特别是在7月上半月的学习中，她分析了上面两点的具体内涵：（1）所谓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在思想上是把走资派排除在外，这样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主要含义在质的问题就有根本性错误；（2）当时所谓说“十七年红线是主导”，着重指十七年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而其中实际上包括了所有重要的“左”的错误，如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四清运动等。当然十七年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当时对这个问题内涵的认识是有重要错误的，饶慰慈同志还认为，每个同志的认识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彻底否定“文革”就是要把当时认为正确实际上错了的东西纠正过来，参加学习的干部都认为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这两条也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指导思想。当然，错误不只是这里，两派在参加全国的各种造反活动中，为造反夺权，反军乱军不同程度上都是积极活跃的，甚至是“比”着干的，都不同程度受到中央文革的操纵或影响。在围困中南海，揪斗彭、罗、陆、杨和彭德怀，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都是中央“文革”操纵，后者矛头指向周总理，反对所谓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的。因此不能说，哪一派大方向是正确的。哪一派的大方向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为指导和进行实际活动的，大方向都是错误的，总体上讲都是错误的，那些说某某派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同志，思想还没有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解放出来，还没有从派性中解放出来。当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各人有各人的情况，各人按各人的情况来分析，而不是按属于哪一派不属于哪一派来分析。
有的同志说：“我们是响应号召，积极参加，倒有错误，只有当逍遥派就对吗？”绝大多数同志出于善良的愿望和对毛主席老人家的崇敬，响应号召而积极参加。这没有什么可责怪的，但根本指导思想错了，全局错了，一般性的事情绝对不能责怪大多数同志，但绝不可否认确实受了错误影响，应该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清除错误影响，这个问题涉及到每个同志，包括受冲击挨批挨斗的“走资派”在内。但确实有少数同志和极少数人干了一些过于出格甚至十分出格的事，这一点大家基本上是清楚的，这是不能以响应号召来解释的。需要自觉地把这些问题弄清楚。采取正确的态度，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至于说逍遥派，在校系干部学习中有一位同志发表了一个意见说“逍遥派不是派，因为没有什么相同的观点，没有什么组织”。我认为这是对的，但要补充两句：逍遥派不是在“文革”之外，1968年“七二七”前不在“文革”之外，“七二七”军工宣队进校以后更不在“文革”之外，逍遥派绝不是“真空”，是一个情况十分复杂的不确定体。少数同志哪派也不参加，但是忧国忧民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有的人是从自身利害出发，乐得优哉游哉。极少数人是在看共产党的热闹。还有各种各样情况，说逍遥派是正确的，这种意见我认为是不对的，这不过是一社会现象，每个人有每个人情况和思想。“利己主义明哲保身”绝不是正确的经验教训。如果一个共产党员。今天内心深处还以“利己主义明哲保身”为支点来对待党的事业党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文革”的内伤，是应该彻底否定的，应该通过教育和学习来医治和改正的。
再说“三支两军”，从整体说根本方向也是错误的。虽然对稳定当时全国混乱的局面制止武斗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根本目的是为继续进行那个已经搞得一塌糊涂的“文革”，继续贯彻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支两军”的要害是军队支“左”，清华的军工宣队进校后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大家包括留校的军工宣队的同志可以回忆一下，打着所谓“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的旗帜”进校，进校后干了些什么？在军工宣队领导下，第一是清队整党，然后又是清查“五一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出现20多人的非正常死亡，把2000多教职工送到江西严重血吸虫区去劳动，使大多数人身体精神受到不同程度的残害，而个别军工宣队员在那里偷鸡摸狗，然后又是炮制所谓“创办”（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搞“三个月运动”，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炮制所谓“走资派还在走”，搞镇压天安门悼念总理的革命活动等等。这些不都是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倒行逆施吗？这一切都是打着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的旗帜干的，所有这些把工人阶级糟蹋、毒害到何地步，是何等荒谬和无耻！难道所有这些不应该从理论到实践加以彻底否定吗，难道从整体说不是根本错误吗？
当然，“两派”的问题也好。“三支两军”的问题也好，这里并不是一般的说要追究哪一位的责任，而是全党通过彻底否定“文革”的学习，提高认识，每个同志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扪心自问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增强党性，加强纪律，促进团结的目的。
第四，彻底否定“文革”是解决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一个重要的思想条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改革，勇于进取的思想条件。不彻底否定“文革”，思想还深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就谈不上真正解放思想，也谈不上实事求是，就跟不上日益发展的形势，就谈不上思想路线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正确认识和实事求是地解决形势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在各种正确的、错误的思潮，各种“左”的或右的观点传播的时候，就不能实事求是地作出估计，分清是非，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对于改革也缺乏足够的勇气和信心，不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和选择。这些问题今天不多谈。
以上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二、学习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党委关于整党学习阶段的安排的意见中很简单地写了。我把要点讲一下。
第一个内容，深刻理解中央关于“文革”的历史结论。把认识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上来。即“‘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下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重点是要联系实际，彻底否定指导“文革”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清理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和与这个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那些“左”的指导思想和实践。
这我在前面第一个问题已谈了很多，不再多谈了。
第二个内容，联系学校实际，清理“文革”对党的建设的严重破坏和消极影响。
在现阶段我们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关于“文革”在这方面的破坏前面已经谈过了，除此之外在党的建设上主要是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对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严重破坏，这一点容易理解。“文革”中，主观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大家拥护。但对这个问题认识正确的程度要分析，对一些模糊的认识要划清思想界限。（1）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这二者是统一的，但也有一种糊涂认识，弄不清楚现在的保持一致和“文革”中的所谓“紧跟”的界限。有人认为过去紧跟犯了错误，为了吸取教训，现在要实事求是，要保持一段距离，而不是保持一致，这当然是错误的。大家冷静回忆一下，“文革”的紧跟是紧跟什么，是紧跟各种不实事求是的思想，干一些不实事求是的事情。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而现在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强调认识有先后，情况有差别，要因时因事因地制宜，要创造性的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2）民主集中制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不可分割的，是统一的。但也有一些同志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把“文革”中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与正常执行民主集中制混淆起来，而以实事求是为名不执行和贯彻上级的决定。没有弄清楚“文革”中的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等本质上是执行不实事求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许多指示，同时本质上是搞个人崇拜和专断，是破坏民主集中制的。（3）要分清实事求是和实用主义的界限，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所求的“是”是客观实际的“是”，而不是个人主观的“是”，更不是个人的实利。要坚持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有对客观事物的全面正确地了解问题，有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问题，也有个人的思想意识问题。在校系干部的学习中，不少同志都总结了在“文革”中这方面经验教训，我们大家数一数，我们党内“文革”中这类问题是不少的。譬如说有的同志在“文革”中捉摸出“文革”前的党委中有一个自觉的“反党集团”，这就是很不实事求是。也有些同志东风来了紧吹东风，北风来了又紧吹北风，什么风“当权”吹什么风，这也不能说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是“文革”的问题，事情已经过去。但作为当事人来说在整党中应该自觉地冷静地比较深刻的总结经验教训，并且主动虚心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
第二，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正常党内生活的破坏，通常有下面一些表现：
自由主义小道消息，无意或有意议论和散布一些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消息，这种情况有时和派性残余相结合，有时不一定是历史上的“派”而是气味相投，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就是不谈原则。有没有党的原则这个问题至为重要，一些熟悉的同志接触较多，不能说是不正常的现象。但我们多少还有一些组织外的活动，这些“文革”遗风不符合正常的民主集中制，在组织上是错误的，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常常起严重的消极作用。这一点在近年来有所扭转，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在上下级关系上“对上顶着点，对下哄着点”，在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上，不听组织意见和劝告，不受组织约束，自行其是。当然对于上面这两种情况作为各级组织，也要进行分析，决定和意见是不是符合实际，符合党的原则。但作为个人和下级组织只能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正确的民主集中制包括了我们党内上下多种的意见传递和反馈系统，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不要在组织系统之外另搞什么东西。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到党的系统不会在某些环节受阻或畸变。还有一个问题是党内正常的同志关系，党内的正常关系应该是思想上相互见面交心，工作上相互支持，团结—批评—团结，生动活泼的关系。但由于“文革”的影响或其他原因，某些单位一些同志间造成历史成见，个人恩怨，耿耿于怀，存戒心，严重内耗。而其中又没有什么重要原则问题，往往是个人利害问题。这是一种对党和党的事业不利的消极状况，损耗党的战斗力，严重削弱党组织的战斗作用，不是兴旺发达的标志。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同志都要通过彻底否定“文革”，看到一点，人是难免犯错误的，不要自认为一贯正确，允许自己犯错误，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重要的是认识和改正错误，对一般缺点也是这样看，对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都要这样看，要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基础上思想见面消除隔阂，要真心诚意，坚持不懈地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办事。要看到为了一些个人成见恩怨，个人利害而互不服气，互不相让，闹不团结是错误的——我说得尖锐一点，是低级无聊，低级无聊和共产党员的思想素质是不相容的。
第三，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信念和信心问题。我们党的事业是光荣的，因为我们是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而且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取得巨大成功，但同时党的事业是艰巨的，斗争中会出现错误和挫折，十年动乱，党在长时期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误。有些在“文革”前入党同志思想上是不是或长或短时间内有消极情绪，对党的事业的观念淡漠了，对党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厌倦了，厌烦了，或者说“看穿了”。从行为到思想都有些玩世不恭的味道，而且认为这是自己总结了“文革”的经验教训，严重地把“文革”中各种不正常不正确的东西和今天的事业和工作等同起来。有些同志不是经常地正确地把自己的工作作为党的事业一部分来处理，对自己所设计的事业和道路与党的事业、党的工作、党的需要冲突时就不能正确处理。消极对待，无所作为的状态也是不能正确处理的一种表现。这很大程度是“文革”对我们党的内伤。
还有一些同志是在“文革”中入党的。我们自己必须明确地看到，在这个历史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有错误，有的同志就是什么火线入党的。当然，粉碎“四人帮”后大家在实际的工作和各种学习中有很大的提高，从实践中看到我们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但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弱点呢？有些同志的弱点还比较多呢？这需要每个同志自觉地冷静地想一想，怎么样认识党的事业，怎样对待党的事业，怎样认识和对待个人和党的事业的关系，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怎样理解，都需要冷静地想一想，通过彻底否定“文革”的学习，自觉地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增强党性锻炼，历史不可能超越任何一代人，同志们是要接班挑重担的。同志们要从真正担负起党的事业、继承历史重任这个高度来要求自己。我们的出发点不是什么个人的发展，个人前途、职务职称，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而奋发有为的工作和学习。
关于学习的第二个内容，“文革”对党的建设的破坏和消极影响，我就讲这些。
学习的第三个内容是联系个人在“文革”中的情况和思想，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这在下面一个问题讲。
关于学习方法，我想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严格执行学习纪律。我念一下：（1）准时参加学习，不迟到，不早退；（2）非经特殊批准不得请假；（3）学习时间，不接电话，不接待来访，不处理其他工作。这也是校系主要干部学习时纪律。大家是严格遵守的，这里再强调下次参加学习的同志一定要严格遵守。因为大家都很忙，脑子里手上都积着许多事。没有严格的学习纪律就不可能集中思想和精力进行学习，这里再强调一下是不是严格遵守纪律是对整党学习的态度问题，这是搞好整党学习的保证。第二，在认真学习文件、积极参加讨论、正确总结个人经验教训时，干部都要带头。在校系主要干部学习中是这样做的，全党学习也要这样，当然干部带头绝不是其他同志不能带头。每个同志都要积极争取带头。
三、总结个人经验教训中的几个问题
胡耀邦同志讲过，受“文革”“左”的影响，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长和短的问题，深和浅的问题。“文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们大家都要在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共同讨论，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地总结个人的经验教训。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在“文革”中是一直受批判审查的，但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实践同样是有错误的。我一直受批判审查有我个人的原因。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在1948年入党的手续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我自己不了解的当时形势变化的一些客观因素外，主观上有两个问题：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缺乏党组织的基本知识，二是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和不愿过多影响专业学习的想法，这一点是自己的错误，是一辈子也应该吸取的教训。除了这个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在少年时代过继给一个地主寡妇当孙子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但在“文革”中一直翻过来掉过去折腾。这两个问题本来早可解决，但一直到“文革”后，1978年初，才明确地解决。我和一些同志共同的问题是所谓创造性地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资派”、“黑干将”之类的问题，在这方面的问题上，自己从想不通到力图去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总是不能真正理解，但又承认是犯了走资派错误，十年内经常作通不过的检查。因为一搞什么名堂，我就难免成为批斗对象，这些检查是不是都是违心的呢？不能完全这样说。说不是违心的，就是在基本概念上承认自己“文革”前的工作有右的错误。且在“文革”中也总是跟不上，林彪垮台，本来说极“左”，隔不了几天说是极右，很茫然。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上学期似乎要我干点事，但没有干几个月，又是“三个月运动”，我再次成了复辟代表。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我内心高兴，但不久又是“批邓反击反右倾翻案风”。在鲤鱼洲和绵阳那几年，我忍不住发牢骚，说怪话，甚至发火骂人。越到后来，想不通的问题越多，但事事要表态，有的就随声附和的跟着说，这是违心的。这虽然是难免的，但也绝不是正确的。在整个“文革”十年中特别在中后期，我经常阅读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的内部材料，深感这篇文章内容丰富，含义很深。我常常把这篇文章中谈到的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时不自觉地但又不可抗拒地和“文革”中的情况联系起来。深感一个党员无论在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下，个人有什么曲折或错误，对党和党的事业都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一点在“文革”中真是受到了锻炼，是很有益的经验教训。这是第一点。“文革”后，联系“文革”中的情况，我自己思想上还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人难免犯错误；二是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的统一。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是从三座大山统治压迫下，民族危亡，民生凋敝的社会过来的，从少年时期开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自己在1944年进入西南联大就受到党的教育，此后在党领导下参加进步活动和担任工作，我们是在受到毛泽东思想熏陶下走到中年，对毛主席的崇敬与爱戴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怎样把对毛主席的感情和正确评价统一起来是通过多次认真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逐步解决的。自己对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是在七月初集中学习时，在共同讨论中逐步提高的。
每个同志如何正确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各人的认识程度和具体内容是不同的。但做法上有几点供同志们参考。
要重点放在认真学习、共同讨论提高认识上。在这个基础上每个同志都要总结个人的经验教训。当然在学习讨论过程中每个同志必然也必须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实际。
在总结经验教育中要强调启发为主，自我教育为主。在这个基础上认真的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但不要强求一致。
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要过多地强调客观原因，要着重总结自己从认识到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不要过多地谈论具体过程和现象，要把主要的实质的问题想清楚，从政治上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是对提高认识有益处的。
对于“文革”中有一般性错误的问题。整党办公室有十条意见，党委全会原则同意。请各单位在适当时候向全体同志讲一下。
这次学习的时间有限，不一定每个同志都来得及谈自己的总结，这可以放在以后的学习和组织生活中进行。这不是搞人人过关，因为这是学习总结，不强求一致，也还不是对照检查。但这是对照检查一个重要方面的基础。
关于个人总结经验教训问题就谈这么一些意见。
四、最后谈一点希望
我今天主要是谈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整党学习问题，这不是整党学习的全部内容，也不是统一思想这项任务的全部，但这是基础。其他内容我们还要认真进行学习。党委以后再布置。整党还有三项任务，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这三项任务我们要协调地分阶段地立即着手进行。
除了完成整党本身的任务外，我们要边整边改。使整党促改革，改革检验整党，关于这项的工作学校一直在抓。这次集中学习的最后一天，学校负责同志要向全体同志报告改革进行的情况和进一步的打算，请同志们提意见，有些事今后要继续干，有些事要着手干，有些事要准备干。
我们不是为整党而整党，这次整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夺取新的胜利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有的同志谈现在整党中揭发出以权谋私，严重官僚主义的事，是不是正好说明“文革”是必要的，斗走资派是必要的。对这种事义愤是对的，是好的，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科学的，在政治上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些事当然在整党中要解决，但是在整党后也还难免发生。因为一个社会一个政党在它的历史进程总是有些人和事要蜕化要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如果把这种现象看作几天几年，一次整党就能彻底解决，不是主观主义，也是天真幼稚。问题不在有这些社会现象，问题是有没有占主导的健康力量不断去克服它。历史和现实证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占主导的健康力量去战胜那些腐败罪恶的东西的。我们整党首先是为了增强和提高占主导地位健康力量的素质，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但绝不仅仅是为了去战胜那些腐败罪恶的东西，而是去为了夺取新的胜利，去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要做到这一点。整党中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绝大多数同志，这个问题解决的好，解决好其他问题就有基础。这个任务，也可以说是目的，是我们在全部整党学习过程，整个整党过程中始终要放在主要地位的东西。我们在解放前，经过1942年以后延安整风，清理了民主革命进程中王明路线“左”的右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在全党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次整党必须清理集中表现在“文革”十年中“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在全党确立社会主义时期正确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经过我们和后代的努力把我们国家建成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我们整党的根本目的。
尽管十年内乱使我们党遭受了严重损害，现在我们党的主流是健康的和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今天的事实使我们和全世界看到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阴暗面，纠正自己的错误，更加生气勃勃地前进。我们清华大学的党组织，是在20世纪20年代生根的，到了30年代中期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直走在全国进步学生运动的前列，为党输送了不少优秀干部。解放以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我们清华的党组织总体说是健康的，生气勃勃的，在为国家输送建设人才和提供科研成果方面，特别是在培养人才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十年动乱，“四人帮”没有摧垮清华的党组织，在刘达同志为首的党委成立后，我们比较好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我们学校的主流是好的，是努力和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学校的领导集体是团结的，整个党内没有什么严重的派性干扰，在领导集体中没有发现以权谋私和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整个队伍总的说来是努力工作的，不是松松散散、疲疲塌塌的，这是我们的主流。十年动乱之后，这是来之不易的，每个同志都要看到这一点，十分珍惜这一点。
当然我们现在的领导集体还很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水平不高，作风不深入，改革进取的精神离客观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队伍还有“三不纯”问题，在有些问题上有些单位有些个人这方面还很严重。但我们常委的同志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对党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心，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肯于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通过整党后我们党的素质和战斗力一定会得到提高，我们整个学校工作一定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进展。我们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工作可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方面，在提供科学技术成果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20年代在清华园撒下的共产主义种子、30年代建立起来的优良传统，今后不但得到继承，而且能得到发扬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