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研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李传信同志访谈录
一、学校班子的建设与本校的历史状况、思想文化背景、外部环境和时代特点关系很大
北大有北大的情况，清华有清华的情况，很难一般而论，要具体分析。清华党和学校行政的班子，从历史上看比较有战斗力，当然也有矛盾，但总的看比较好。南翔同志来校初期也有矛盾，20世纪50年代中期再调入刘冰等几位就比较好了。反右和反右倾时，当然一样也有“左”，但主要来自上面，不是发自内心。大多数问题，包括初期一些问题，处理比较谨慎。“文革”中校系主要干部都被打倒，几乎无一幸免。南翔对清华的班子和队伍建设很有建树，为后来清华经历磨难再发展打下了基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文革”中也有极少数干部跳得较高，后来也改了，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文革”后，刘达到校，林克、张健、井田、汪家镠、胡启立等也来了。南翔、刘达“文革”前都被认为比较右，刘达拨乱反正旗帜鲜明，组成的领导班子有何东昌、艾知生和滕藤等人，他很注意依靠“文革”前原党政班子的干部，这是很有见地的。1983—1984年过渡到高景德和我，我们一起干了五年左右，比较注意过渡，到1988年下半年，就是现在的孝文、惠坚为首的班子接了过去。十年来的过程中，我们比较注意解决一些历史存在的问题及可能会影响工作的问题——预见到问题早些调理好，而不要等工作受影响才着手，那样就受到损失，会很难办。例如，反右、反右倾中一些受错误批判处理的重要干部的安排使用，“文革”派性的潜在影响等，这里有组织工作，但首先是在大小范围内政治思想上统一认识。还有“英雄”太多在一起也容易出某些问题，清华校系两层负责干部，因工作需要一些同志上调，一些同志外调，绝大多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少奇同志在50年代中后期说过，高校要向外输送干部，不是从外调入。这是对的）。内部力量再生长起来，班子建设总的比较顺当。班子的配备要因地因时而异。不同学校，不同时期，不同任务，配备就不同。就清华而言，南翔时的班子放到现在（去掉年龄因素）就不一定适应。“文革”后刘达进校那时的班子也不一定适应现在的情况。班子要在更新适应过程中继承好的传统，班子的配备要适应时代的特点。
总之，班子建设和调整与各校历史和传统有很大关系，外部环境有时影响也很大，高校有共性，也有个性，泛泛而论，不解决问题。如1989年10月起我到文化部干部考察组工作十个月，有些学校调班子时征求我的意见，因对其历史和传统特点缺乏了解和研究，文化艺术的外部社会环境很复杂，我很不熟悉，就很难发表意见。
二、高校领导需要的是一个“班子”、一个“核心”，什么体制不是第一位的
班子中的二三人（党政一把手“哥俩好”是应该的）或三四人是领导核心，有分工、有层次，各有特长，这是大体的意思，很难表述得确切。“这个制，那个制，班子不协调没法治”，这是高景德的名言。班子成员要有较强的能力，能力弱了领导不起来，但能力不是一开始都能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素质。素质好，有才智、肯学习、肯努力也就行。刚解放时，班子成员有政治思想优势，其他方面就不一定都行，就找素质好、懂业务、有培养前途的人。重要的素质是有公大于私，舍私为公的事业心，这是党性。作为一个班子整体总会有点矛盾，可能有几种情况，如历史因素、观点不同、性格差异、权力分工等引起——大小矛盾大体上由上面一个或几个因素引起。例如有的同志间因性格和历史因素常引起些不愉快的事，其实也不是原则问题，调动下工作就避免出大矛盾。有时相互之间思想交流不够也会有矛盾。一个大学校，决策要集体做出，指挥要集中，相互要交心，协调。刘达到清华后，常和大家谈心，他很坦诚，重视何、艾、滕等，这样我们才能发挥作用。林克比较谨慎，家镠是位很好的协调者。
现在社会经济变革，物质待遇、社会地位、观念、心理诸多不平衡，工作中的困难矛盾很多，也易引发班子中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班子成员的社会主义事业心至关重要，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而要真想把社会主义大学办好，在事业推进的过程中处理好矛盾，事业前进了就好解决些。这一点现在的上级领导也要有充分的理解，帮助学校解决具体困难。
三、班子要干一番事业，无论做党的工作还是行政工作，都要在以下三方面做好：一是政治与业务相结合，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是个人与集体相结合
我们学校现在所有领导成员都在业务领域工作过，校长中除一位外，都还在原领域继续工作，其中有学术带头人。成员在进入学校班子前，都已有过些做政治工作或“双肩挑”的经历。这样的班子对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社会情况较容易一致，对在学校各项工作中领导和组织党的活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比较自如有效。工作当然有分工，但较容易相互理解、支持配合，政治与业务是学校工作的一个整体，不应是“两张皮”。办学问题上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说的不是“治学”，而是“治校”，治校要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思想水平，这是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学校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行动基础，是认识大小客观环境、各项工作任务关系和相互理解的基础。这常常不仅反映在有没有著书立说上，而是反映在现实工作的进展和水平上。我想到我们国家的元帅，他们是否有军事理论？当然是有的，而且是很高的，但并不是都有军事理论的系统著述，他们的军事业绩本身实际体现了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蒋南翔在教育战线上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统一、思想和行动一致的人，他的理论水平既反映在他实际工作中需要时的讲话和文章中，更重要的反映在他实际工作中有效的创造性上，体现着“基层出政策，实践出真知”。他在清华培养了第二、第三梯队的干部。张孝文、方惠坚等同志就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时期，在思想政治和全面发展上打下底子的。
这里有个养成环境的问题，即所谓“童子功”。这和真正的办学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和辅导员制度、“双肩挑”有关系，和几支“代表队”的思想有关系。要形成一个好的传统，应急式地选拔或办个培训班有些用处，但不解决根本问题。
个人与集体（群众）相结合在班子建设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现实意义的运转，班子成员对学校全局要有共同的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班子决策要民主，指挥要集中。党政一把手要善于依靠副手，有意识让他们多担责任多做工作。学校运转的安排要使成员能经常交流思想和工作状况，相互支持、体谅，矛盾不可积，戒心不可存。这样民主集中制就有活力，不只是组织约束或外加的形式规定，而是工作中的“习惯”或传统。第二层意思是现实与今后的联系。有高度责任感的健全的班子应具备适时自我调整的能力，连续中有小调整，班子不可长期“板结”，在大调整时有好的连续性，避免调整过程中的振荡和摩擦。“个人适时变动，集体延续发展”有利于事业兴旺发达，因此现在的班子要经常注意后续班子的人选和后备队伍的形成。
四、领导班子建设，在新形势下怎么办？有什么隐忧呢？
隐忧是有的，但事在人为。要时时着眼于在品质好，业务好的苗子中（各层学生中）培养干部、骨干和依靠对象，党的干部也不例外，要从中挑选后经过摸、爬、滚、打而产生干部。如果选的骨干不能在业务领域有看法，有见解，不能挑这样或那样的担子，那我们的事业就成问题了。有些有见地有才华而又品质好的人，有时不外露，“安之若素”，要善于发现。要挑选培养那些立足于国内干事业的人，有才华、有事业心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的，要经常注意发现和挑选。对这些人要让他们到国内、国外见见世面，主要做党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也应到国外去跑跑，看看人家在干什么，从历史的、国家的、民族的角度想想问题。改革开放后，如果不到国外去看看，那就会与一些人说不上话，不能很好理解引导人。当然最根本的是在国内，要结合推进工作自觉地在相关领域多走走，多接触，多了解情况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开阔视野，学校和领导机关要支持。领导班子要思路开阔，有活动能力，才能带动群众。
新形势下培养跨世纪的干部，从事跨世纪的事业，就是要沿着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只要是共产党领导，有一条是不变的，就是我们的班子要把办好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班子要有这样的胸襟和见地来适应社会的变革。我对清华的跨世纪班子持谨慎乐观态度，现在的班子经常考虑这个问题，只要认真对待，随着时间推移就能明确起来，所以，只从清华的小局部来看，我持乐观态度。
作为学校，办学的目的和基本指导思想要明确、要一贯，对形势变化要关心，要有些数，学校要有梯队。即使社会上有颠簸，学校有矛盾困难，总能有人顶住的。学校也好，班子也好，经得起磨炼，就大有发展前途。
如果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不渗透到学校的业务工作和经常工作中去，自己没有发言权，就是个大问题。孤立地做党的工作不行，是软弱无力的，也是格格不入的。另外，研究班子建设这题目要放开些，不能只是党务干部，从党务到党务不太符合一个学校的整体。党务干部也只有经过多方面的摸爬滚打才能锻炼出来。
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继承和发展相结合，高校是这些事业的载体。在这一点上，高校的班子建设区别于党政机关、工厂企业或经济单位，上级机关要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