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离开时间的空间或离开空间的时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特定时空之中，人类思考时空问题总会有所侧重，对时间与空间的不同侧重及理解，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及理论观点。侧重时间的理论思考，以历时性为致思理路，将事物置于历史时间的维度进行分析考察，探寻事物生成、演进、流变与发展的规律，由此形成以时间化或历史化为特征的理论思维模式；侧重空间的理论思考则与之不同，它以空间并置为致思理路，将事物置于空间场域的维度进行分析考察，注重事物的共时性、在场性、构成性，由此形成以空间化为特征的理论思维模式。在人类思想史上，对时间与空间的关注不尽相同、有所侧重，表现为时间意识相对较强，而空间意识相对较弱。尤其是进入现代历史以来，重视历史时间维度的探索，忽视在场空间维度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定式，各门学科都离不开“史”的历史学叙事，如哲学史、文化史、文学史、经济史等。这种思维定式以历史主义为核心理念，建构起具有强烈历史学意识的现代知识体系。
在历史学叙事的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文学研究存在着注重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的倾向，时间性、历史性、事件性等历时性分析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导模式。以历时性分析为主导模式的文学理论研究，在基本原理层面，注重探究文学的起源、文学发展规律、文艺思潮流变等；在作家创作层面，注重研究作家生平历史、创作历程、风格演进等；在文本分析层面，注重分析情节发展、性格形成、叙事时间等。文学研究历史时间维度的不断强化，导致空间维度的逐渐弱化，文学与空间问题的思考逐渐远离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视线。因此，如何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将空间性思考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建构起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理论或“空间批评”，实现空间化（spatialization）与时间化的辩证统一，也就成为当代文学理论转型创新的生长点。
在20世纪文化思想的震荡转型中，空间的理论研究突破线性的历史时间束缚，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题域，人们将其称之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转向作为当代文化思想范式的转型，是提问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方式的转换变革，因此，它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体学术研究范式的重大改变。这种范式转型影响波及当代哲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随着空间转向对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影响的不断增强，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空间转向颠覆了传统文学理论中时间性的权威垄断地位，将空间性提升到高于时间性的地位，为文学艺术研究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在空间转向的影响下，社会理论、美学理论、文学理论与空间理论相互交叉渗透，促使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在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过程中得以不断展开。美国当代学者菲利普·韦格纳在《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中提出“空间批评”的概念。韦格纳认为，全球化空间重组是文学理论重视空间研究的直接动因，对全球化历史的空间维度的关注，将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并改变人们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化实践的思考方式。在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的互动阐释中，“空间批评”必将“以不同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化分析”，形成并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的文学理论视阈。
关于文学与空间的理论思考，不仅是一个充满诱惑、充满生机活力的理论题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理论课题。目前，关于文学的空间理论或空间批评尚处于探索阶段，诸多思想杂糅并置，缺少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建构。在这一既充满诱惑又充满挑战的题域中，本书试图对文学与空间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为建构独具特色的“空间化”文学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尝试，并在此基础上对具体文本进行“空间批评”的解读分析，为文学空间理论的探索提供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视角。
本书以生存—实践论视阈下的空间生产论为理论基础，以当代西方“空间转向”为学术资源，以中国现代小说为文本分析对象，运用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在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中建构文学空间理论，探寻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如何建构表征空间，并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命意蕴和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揭橥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之间的内在关联。
运用当代空间理论的思想资源，对文学与空间的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有助于摆脱传统历史时间性研究的局限，改变传统文学理论的思维模式，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崭新的理论视阈。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历史决定论的强势话语统治下，传统文学研究同样也存在着注重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的倾向，人们更多地关注文本中的情节结构、性格发展、叙事因果、故事逻辑等历时性因素，空间因此成为时间性事件情节的表演舞台，成为等待事件发生和来临的场所，成为了无生机且有待意义填充的空洞容器。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度推进，都市日常生活、都市空间经验、都市景观及都市问题等进入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的视阈，文学的空间性思考由此被提升到文艺理论的议事日程。都市化进程使当代空间问题日益复杂多变，传统的历史时间叙述不仅难以解释当代空间生产的复杂多变性，反而遮蔽了空间反思的视线。因此，建构一种空间化的文学理论思考方式，对于认识、理解当代空间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考察中国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文学表征空间与社会历史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阐释中国现代小说在现代性空间重组重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构成空间与文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本书凸显空间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为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对于思考和解读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在殖民化、商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空间生产与重组始终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本书以中国现代性空间的重组重构为考察重点，解读文学与民族国家空间、文学与都市景观空间、文学与日常生活空间、文学与政治权力空间、文学与身体空间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探究空间生产背后所隐匿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身体规训等文化政治关系，以及它对人类的行为方式、文化方式、生存方式及道德价值取向所产生的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对文学与空间的关系进行文化政治学的反思，不仅意味着对同质化空间权力统制所造成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同时也意味着抵抗压迫空间进而改变空间、寻求自由解放的多样差异空间的可能性。
在文学与空间之间展开互动阐释，需要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种跨学科交叉互动的研究进路势必关涉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文化研究及文学理论等诸多学科。因此，广泛地涉猎国内外不同学科的相关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梳理整合，是文学空间研究得以顺利展开与实施的前提基础。
当代国外的空间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文化思想界兴起发动的空间理论转向，将空间问题的反思从文化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层面提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文化政治和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1974）与米歇尔·福柯发表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1984）为空间问题的深入思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福柯宣告当今时代已进入到空间的纪元，他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两位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空间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标志着“空间转向”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热点问题。
列斐伏尔以马克思的实践生产理论为基础，将空间问题的思考与当代政治问题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创了空间政治学。在其影响下，曼纽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等人将结构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壮大了社会空间理论。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和同事，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尔发表的《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城市社会学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1973年，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哈维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力图将城市与空间的问题纳入社会批判的理论框架，其随后出版的《后现代的状况》、《正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和《希望的空间》进一步将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研究融合，拓展了后现代地理学的政治经济批判维度。与哈维的理论旨趣相投，美国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将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地理学研究结合为一体，建立起社会批判的空间理论，恢复了后现代地理学中的马克思政治学批判传统。索亚先后推出“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和《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使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获得阐释当代空间问题的崭新活力。随着空间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围绕空间这一理论题域，形成了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建构出文化地理学等新学科，图绘着当代思想的文化地图。
空间转向对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受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以来，空间批评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布朗肖、巴什拉、布尔迪厄和美国的詹姆逊、凯尔纳等著名理论家。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以马拉美、卡夫卡、里尔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为文本分析对象，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空间性进行了生存哲学意蕴的分析。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向读者展示了空间的诗性体验境界。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作品中，运用地缘政治美学的方法测绘当代文学艺术生产，图绘当代西方的文化地图。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域的生成与结构》中，运用“场域”和“区隔”的空间理论，对西方现代小说的空间场域描写进行了独到的艺术社会学解读。凯尔纳在《媒体奇观》中，汲取德波的“景观社会”思想和鲍德里亚的“仿真拟像”理论，探寻媒体景观所隐匿的文化意识形态秘密。综而论之，全球化空间重组是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直接动因，对全球化的历史空间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学或其他文化文本是如何表征空间的，这种关注将改变人们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化实践的思考方式。
上述研究突破了传统封闭的单一研究模式，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文化学、文艺学等学科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注重空间研究的跨学科性。当代空间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融合，改变了传统地理学、城市社会学所采取的客观中立的实证主义研究模式，扩展与深化了传统学科的研究视界，突出政治关怀的价值取向，扭转了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体系因过于抽象而导致的丧失现实解读能力的倾向，使哲学理论反思回落到诸如城市问题、地缘政治、媒体景观等当代社会所必须面对解决的现实问题场域。回避这些社会问题，放弃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思考必然导致理论现实针对性的缺乏，使空间问题的反思缺失政治批判的理论深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跨学科研究在凸显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与缺欠，其主要表现在于：不同学科的跨度过大，致使研究边界模糊不清；不同思想混合杂糅，难以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导致空间研究的无限度蔓延，使得具体而深入地探讨特定空间领域的问题存在一定困难。
从空间的维度看，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大规模的空间重组与空间敞开的过程。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城市化为主要标志，中国的空间生产呈现出天翻地覆的巨变和前所未有的复杂形貌，国内学术界开始密切关注都市空间问题，都市与空间的文化研究日渐凸显，空间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提升到理论的层面。一批著名的国外空间理论研究成果被系统地译介引入，其中上海教育出版社率先出版《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三辑丛刊，对列斐伏尔、福柯、索亚等人的空间理论予以重点介绍。其后，索亚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沙朗·佐京的《城市文化》，迈克·迪尔的《后现代都市状况》，乔治·拉伦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等专著也先后出版。商务印书馆和南京大学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大卫·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和《希望的空间》、爱德华·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马歇尔·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等一系列空间研究的代表性文献。此外，上海师范大学学者孙逊、杨剑龙主编的《都市文化研究》已出版三辑，多以译介为主；台湾学者夏铸九主编了以《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为代表的一系列译著，重点介绍国外空间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
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激活了都市与空间研究的理论兴奋点，空间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审视文化问题的基本理论视阈。在哲学美学、文艺学领域，空间成为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任平、胡大平分别发表《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和《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以崭新的视角介绍了当代空间转向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理论意义，阐述了空间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关联。汪民安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中，对空间转向、身体转向与后现代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予以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其内部蕴含的当代文化意义。此外，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一书，在全面系统地梳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基础上，阐释了列斐伏尔由日常生活批判转向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动因及意义，指认出空间革命对日常生活改造的价值。作者从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空间的三重性辩证法、身体的空间实践过程和作为新生活政治解放策略的空间生产等方面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予以详细介绍，实现了哲学基础的一种“空间化本体论转换”，推动了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扬在国内首次将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在其撰写的《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中，他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和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理论解读西方现代小说，进而提出：“文学与空间理论的关系不复是先者再现后者，文学自身不可能置身局外，指点江山，反之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本身成为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要之，文学与空间就不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知识秩序，所谓先者高扬想象，后者注重事实，相反毋宁说它们都是文本铸造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随后，陆扬还在其编写的中文专业本科教材《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和研究生教材《文化研究导论》中设专章介绍当代西方空间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上述研究凸显出“空间转向”的理论意义，将空间问题的思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空间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都市文学的研究领域，其中代表性作品有：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54）》，吴福辉的《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赵园的《北京：城与人》，李书磊的《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王宏图的《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赵冬梅的《小城故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张林杰的《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诗歌》，陈平原、王德威主编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程光炜主编的《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洁非的《现代性城市与文学的现代性转型》等。上述研究在兼顾小说、诗歌各文体，涵纳海派、京派等都市文学流派的基础上，从都市与文本写作、都市与作家体验、都市与文化记忆、都市与传媒出版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都市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深化了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研究。其中，《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一书关注作为文化记忆的北京和“用文字构建的、带有想象成分的北京”诸多学科领域，从文化想象和历史记忆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深广度。此类研究在显示珍贵价值的同时，瑕疵也暴露出来。它们大多将都市空间等同于空间，以都市文学为文本对象，侧重文学与都市之间关系的描述与分析，缺少当代空间理论资源的渗入，对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关注不足。近年来，敬文东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张宝明的《现代性空间的生成：〈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寻踪》、罗岗《再生与毁灭之地——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马春花《房间、酒吧与街道——由空间符码看90年代末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变化》以及葛红兵、宋耕的《身体的政治》等，开始尝试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地缘政治学理论、身体的空间政治学理论，揭橥文学背后隐匿的政治权力规训。
整体来看，国内的空间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诸多的缺欠与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的空间研究较之国外相对滞后，导致目前的研究主要以译介国外的相关文献为主，因而，如何消化理解国外前沿的理论成果，并将其转换为分析中国本土问题的理论工具，成为当前空间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与国外研究强调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态势不同，国内的空间问题研究依然难以跨越学院式的严格学科界限，极大地限制了空间研究的理论视野。
再次，上述原因直接导致空间研究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价值立场的模糊，其阐释分析的理论深度难以到达纵深的腹地。在客体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影响下，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的空间问题探讨，侧重于梳理都市空间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带有一定的实证主义倾向，较少从哲学、政治学的理论高度反思城市或空间问题，从而削弱了自觉的理论高度和批判意识。
弥补上述欠缺与不足，有待于学界的共同努力，以建构富有批判精神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空间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分析表明，当代空间理论研究既存在着显著的优势，又存在着某些缺欠与不足。如何吸纳并发挥前人的研究成果，弥补缺欠与不足，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本书运用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法，对文学空间生产进行分析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地域文学研究和都市文学研究，具有探索创新的理论意义。
首先，文学空间理论研究与传统的地域文学研究不同。传统地域文学研究，在空间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侧重描述文学与空间环境的线性关系，分析文学作品如何再现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地域形貌、场景环境、物像景观，始终难以深入到空间生产的隐秘之处，文学空间生产的真实内容因而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例如，在空间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都市文学、乡土文学、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西作家群、荷花淀派等文学流派的分析，均侧重探讨地域环境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忽视了文学艺术作为文化表征性空间建构的重要作用，上述文学流派的命名方式也都直接源于空间地缘的简单界分，缺少其表征空间建构的文化意义探究。
其次，文学空间理论研究与传统都市文学研究不同。传统都市文学研究缺少城市问题的批判反思意识，侧重城市题材内容的分析，过于关注城市空间对文学经验表达的决定作用，忽视文学在建构城市空间过程中——即赋予空间以政治文化意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文学空间理论侧重研究的是，文学在文化表征实践过程中如何运用表现、再现、意指、想象、隐喻、象征等表征方式对空间进行意义的编码重组，揭示现代性空间重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文学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
上述问题的分析表明，空间问题构成一个复杂繁复的谱系，而置于其中的文学生产与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更是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态。因此，如何理解文学表征与空间生产这一崭新的当代议题，清晰地梳理出现代性空间建构的历史过程及特点，重绘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空间地图，成为本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本书由理论思考和文本分析两大部分构成，前者侧重空间理论的哲学美学思考，后者侧重文学空间表征实践的文本分析，以实现理论反思与文本分析互动阐释的研究目的。
作为一种哲学思考，空间转向是当代哲学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空间的哲学思考构成空间理论的哲学基础，本书以生存—实践论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当代西方空间转向为学术资源，探讨空间的实践性特征以及文学空间理论建构等问题，为进一步分析文学生产与空间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类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受制于特定时代的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决定着对空间问题的不同理解。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人类的空间理论反思大致可描述为：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认识论；以生存—实践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生产论；以后现代哲学为基础的空间权力论。生存—实践论哲学的空间辩证思考既吸纳了空间认识论的研究成果，又克服其局限与不足，并为空间权力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成为本书思考空间问题的哲学理论基础。从实践观点看，空间是生产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生产性），空间的属人性——即空间的意义便也在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被生产创造出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超越了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先验与经验的传统二元论形而上学立场，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引入空间研究领域，提出“空间生产”的著名理论，开创了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地理学派，使空间的理论思考达到了辩证统一的生存—实践论哲学高度。人类的生产实践决定着空间的社会实践性特征，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空间实现了物质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成为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多重辩证空间。从实践的、辩证的观点来看，空间的实践性特征可概括为：广延无限性与边界有限性的统一、自然地理性与社会历史性的统一、客观实在性与文化表征性的统一、生活场域性与身体在场性的统一。
空间转向不但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方式，而且促成了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走向一种空间化的理论思考方式。在其影响下，美学理论和社会理论、文学理论和空间理论呈现出相互交叉渗透的态势，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在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过程中得以不断展开。通过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并建构起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理论，即文学空间理论。文学空间理论以生存—实践论美学为基点，探讨生存体验、空间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及其对审美主体创造的影响。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主要形式之一，必然构成文化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表征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所参与的表征性空间建构是指文学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媒介，以现实景观世界为对象，以思想情感为内容，以再现、表现、想象、虚构、隐喻、象征等为手段，所生产出的符号化的表征空间。因此，社会空间的文化内涵，正是文学艺术活动所赋予的、所缔造的，文学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
如何运用空间理论解读文学文本，无疑是空间理论与文学理论相互融合的关键所在，本书主要以中国现代小说为文本分析对象，从现代性视阈出发，将空间生产理解为现代性工程得以具体实施的场域，探寻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如何建构表征性空间并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命意蕴与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揭示现代性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之间的内在关联。本书分析探讨了现代小说中传统空间的裂变与现代空间的重构、民族想象共同体与国家空间的建构、都市空间景观与感觉经验表达、面向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空间的发现、文化政治权力与身体空间规训等诸多问题，从而描述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谱系特征，标识文学在现代性空间生产中的坐标位置，以期为更好地理解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可资参照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