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西方文化思想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革，各种传统终结的断言和变革转向的标榜，此消彼长，相互呼应。这些重大变革作为20世纪的社会症候和文化表征，促动了提问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模式的变革，使当代文化思想范式发生重大转换，人们将此变革称为“转向”（turn），例如，现象学转向、存在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视觉文化转向、身体转向、后殖民转向、后现代转向等。在上述诸多变革转向中，空间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关于空间的理论思考，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题域，人们称之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转向作为20世纪后半叶社会生活、文化政治和学术思想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提供了新的向度，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整体学术范型的变革，对当代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等学科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传统学科的面貌，形成了多学科发展的态势。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题域。
空间转向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74年，法国著名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该书被誉为“在人类空间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特别是空间想象力方面，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上述两位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空间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标志着空间转向的开启。
列斐伏尔作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建立起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体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产生重大影响。他反对官方教条马克思主义无视人及其现实生活的形而上学倾向，认为人并不仅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劳动的、技术的、理性的人，归根到底，人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已被全面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之中，异化现象已全面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异化已全面地销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宏大的社会革命的总体性解放方案，无法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人的最终解放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自然要关注日常生活空间，因为日常生活总是一定空间场域的生活。为此，列斐伏尔在晚年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将日常生活批判具体落实到空间反思批判的层面。在列斐伏尔看来，“如果不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因此，“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注重于空间问题的哲学反思，试图建立系统化的空间理论，为空间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他首先以马克思实践生产理论为基础，将空间理解为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提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概念，认为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空间是一种历史建构。基于此，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实践六方面对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列斐伏尔如此关注空间问题，显然与战后资本主义全球空间重组紧密相关。面对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大规模空间生产和重组，对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然是日常生活批判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将自己的空间理论称为“空间政治学”。与列斐伏尔相比，福柯对建立系统的空间理论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更为关注的是空间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倾力于对历史建构的空间场域进行知识考古学的探查，以揭示空间、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福柯所说的地理政治学，还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政治学，均将空间问题的思考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的空间理论都从政治学维度对空间予以反思。
继列斐伏尔、福柯之后，空间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关于空间问题的思考从传统地理学层面提升到哲学社会学高度，空间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反思的基本向度，成为当代学术思想“面向生活世界”的在场之域，“存在与空间”的哲学运思取代了“存在与时间”的传统命题。正如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场可以被一些人如此描述的跨学科的空间性转向。这可能算是近两个世纪来的第一次，特别是批判性的学者开始像他们传统上阐释历史和社会、解释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那样阐释‘空间性’了。……一种再度兴起的、结合空间性的清晰想象的批判性视角，开始给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想与阐释的新模式。在21世纪来临之际，有了一种我们对生活的社会、历史和空间性维度的同时性与交互缠绕，即它们的不可分与玄妙的相互依赖性的新意识。”空间转向强有力地影响到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文化学等领域，关于空间的理论思考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热点题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空间延展拓殖，当代学者对空间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空间成为理解、分析和批判当代社会的最重要场域。布尔迪厄的“空间区隔”等诸多理论，均从不同方位指向当代日益复杂的空间生产，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空间性理论资源，空间日益成为人们必须经验和反思的场域。
虽然，时间与空间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范畴，然而这两个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被安置的地位和被关注的程度却不尽相同，其具体表现为，时间的意识越来越强，而空间的问题却被忽略、被遮蔽。尤其是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重视历史时间维度的探索，忽视空间维度的延展，已逐渐形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坚固的思维定式。为此，福柯用“历史的着魔”来形容这种坚固的历史学传统：“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它以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积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于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一个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于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
长期以来，空间维度为什么一直缺席？空间问题何以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的关注热点？空间转向与当代思想的内在关联是什么？空间转向对当代文化艺术和文艺理论研究将产生何种影响？思考和回答上述问题，对我们理解空间转向的由来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空间转向与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关系上看，空间转向是当代西方哲学变革的题内应有之义，并构成当代西方哲学转向的重大主题之一。“哲学如此深入地考察了人类生活的时间构造问题，竟至于认为这是今天哲学的根本问题。而人类生活的空间构造问题却令人惊异地被忽视了。显然，这是认为，空间只是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之于对时间问题的研究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当然，生活空间问题是不能通过与生活时间问题的表面类比而简单地推导出来的，相反地，生活空间则提出了一些全新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要从时间类比出发的话，那么他是绝不会看到这些问题的。”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空间转向是提问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方式的转换变革，也就是说，空间转向的精神实质和理论意蕴在于提示出一种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传统的哲学视野中，空间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两个方面：第一，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遮蔽了生存空间的关注；第二，历史决定论的时间意识遮蔽了在场空间的思考。因此，空间转向与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历史主义的解构，有着内在的相互关联。
一、空间转向祛除了形而上学宏大叙事对生存空间的遮蔽
在本体论、本质论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下，西方哲学专注于对社会存在或世界存在的本体根基和本质规定的探索，对社会的研究始终局限于宏观的社会本质、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历史和社会事件，而将日常生活世界视为琐碎、庸常、偶然的非本质现象，将其排除在理论视阈之外。本体论形而上学发展到黑格尔，完成了集其大成的最高阶段，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最高原则，创构了抽象地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绝对理念构成世界的本原，世界的运动发展都是绝对理念逻辑外化的结果。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本体论或本质论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逐渐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与不足。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和美学开始了颠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哲学思想运动，黑格尔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进入到终结阶段。马克思以实践的优先性取代理论的优先性，强调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重要意义，开启了从本体论向实践论的转向；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以现象学“面向生活世界”为方法，提出了哲学应该面对人的生命存在，从而开启了从本体论向生存论的转向。上述哲学变革为当代思想的空间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改变了传统思维忽视社会生活感性存在的弊端，将理论思考的关注点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空间。其中，现象学转向回归到直观的日常生活空间；生存论转向回归到生存的此在空间，实践论转向回归到感性的社会空间。可见，诸多哲学转向一旦从形而上学的体系中脱域出来，对生存空间的关注便是其中的题内应有之义。
空间转向以现象学“面向生活世界”为基点，将哲学思考从抽象的本体论层面回落到感性直观的生活世界，体现了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旨归。虽然，胡塞尔创立现象学之初的主要动机是探寻意识的自明性问题，但意识的意向性决定了“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的构成性关系，要寻找意识的原初发生就必须回到意识原初的被给予情境，由此确立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将哲学致思的目光引向生活世界，首先肯定生活世界的先在性和前提性，认为生活世界是此一世界“预先就存在着”的地平线，是所有理论或科学思考的“前提条件”，因此哲学、科学或理论的致思，说到底都应该是对生活世界的询问。现象学运用悬置与还原等方法，中止了本体论式的先定预设，使哲学从事物背后的本体探究转向了直观事物现象的生活世界本身，使哲学从超验的本体世界回归到日常经验的生活空间。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那样，“生活世界是空间时间的事物的世界”。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回归生活世界的致思理路和旨归，最后一定要还原回落到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因为，时空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维度，在世界中也就是在时空之中。正是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引领胡塞尔逐渐走出意识哲学的局限，将其运用到“面向生活世界”的哲学思考之中，开启了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阈。
以现象学为基本理论方法的生存论转向，将此在的优先性地位确立为存在之思的前提，将存在理解为动词性的可能敞开，用“此在人生”的关注解除掉超验的本体存在，将生存回归到此在空间。无论是海德格尔提出“存在的去蔽澄明”，还是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均意在反对用传统本体论或本质论的方法来解释世界。存在论哲学主张将传统哲学关于本质或本体的抽象概念追问悬置起来，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现象直观，即所谓的现象学还原，来直观地描述事物的本真状态，反对将生活进行本质化、抽象化、概念化的处理，认为将生存存在本质化、抽象化和概念化，不仅不能揭示生活的本真状态，反而会遮蔽或遗忘存在本身。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将存在抽象化、概念化、本质化，因而割裂了存在与生存的内在关联，使存在处于被遮蔽、被遗忘的境地。按传统本体论或本质论的观点，人们只有超越感性经验的现象世界，通过概念抽象地把握世界，才可能揭示或认识世界的本质本原，即认识真实世界本身。然而，这种抽象概念的过程，不仅没有使我们接近这个世界，反而使我们越来越远离这个世界。所以，将世界本质化的过程，并不是接近世界或揭示世界的过程，反而是疏离世界或疏远世界的过程。世界的本质化，亦即世界的疏离化、世界的陌生化。生存论转向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存在的生存性，恢复存在与生存的内在本原关联。为此，海德格尔提出了“此在”（德文：dasein；英文：being there）优先性的生存存在论原则。简言之，所谓“此在”即是人之存在，即是“此在人生”，即是人之生存存在。此在的基本结构是在世，是“在世界之中”，此在的命运是必须被抛入世界之中，必须在世界中存在，此在是与他者的共在，与世间事物的共在，即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存在。此在沉沦于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如果空间以某种方式属于世界，那么世内的存在者就必定具有空间性。”
西方传统的超验本体论存在观的历史是存在遮蔽的历史，是存在遗忘的历史，也是生活空间遗忘的历史。只有回归到“此在人生”，才可能达到存在的去蔽与澄明。对“此在人生”的关注，将理论的致思指向人生在世的日常经验结构，从而通过存在的召唤，使存在回归到生存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此在空间。
二、空间转向祛除了历史决定论时间意识对在场空间的遮蔽
长期以来，空间一直被视为是死寂的、固定的、静止的、非辩证的；而时间却正好相反，被认为是活生生的、丰富的、多产的、辩证的。“对所有那些将历史与以下的事物混淆起来的人来说，使用空间的术语会看起来像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动：进化的旧图式、生命的延续性、有机的演进、意识的进步或对存在的研究计划。如果有人开始谈论关于空间的问题，那么这便意味着他对时间充满了敌意。”人们之所以重视时间而忽视空间，显然与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紧密相关。这里所说的现代性历史时间观念主要是指以线性的、逻辑的、因果的、必然的历史决定论为主导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体系，它构成一种坚固的以历史主义为主题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出现，颠覆性地批判了传统历史学的理论观念及叙事方式。随着当代空间化（spatialization）思维的展开，历史时间概念成为需要诊断反思的重要问题。
西方哲学史上，尼采首先对传统理性化的历史时间予以拆解，开启了解构现代历史叙事的先河。通过叙事与历史的分析，尼采拆穿了黑格尔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历史观念，颠覆了现代性历史时间观念。在尼采看来，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不过是理性叙述或制造出来的历史，这种由理性虚构所打扮出来的历史，往往以客观历史自然规律的面貌充当历史的真实。理性置入历史的历史学叙事，成为现代性的一种显要标志，因此历史成为理性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也就是绝对理性通过历史实现自身运动的历史。时间框架的建立及历史事件的编年无疑是一种技术理性的应用，而历史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性描述，说到底不过是具有“意识形态蕴涵的解释模式”，一种历史的“宏大叙事”。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在《后现代地理学和历史主义批判》一文中，分析了空间化思维兴起与历史主义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明确提出“历史决定论是空间贬值的根源”面对历史决定论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诸种后果，当代思想界发起了对极端历史主义的解构批判运动，空间在反思批判中被再度发现。由此，空间问题被凸显出来，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在对历史决定论的解构逆动中，西方学界发起了空间转向的运动，使之成为当代文化政治领域中最具重要意义的学术事件。因此，后现代地理学反复强调的前提和承诺正是在摆脱历史决定论羁绊的同时，解构或重构传统历史叙事，将空间从时间语言的牢笼中解救出来。
回顾20世纪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实践，我们看到，伴随现代性历史进程，历史时间意识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理论霸权，是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对线性的时间认识是启蒙主义以历史、进步、真理为基础的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黑格尔式的客观历史观，不过是理性虚构某种目的的叙事，历史因此成为一种理性的骗局。正是理性赋予历史以某种发展进程的目的，某种线性的因果关系。现代性通过历史时间置入所编织起来的线性历史进程已被解构，藏匿在历史假面具背后的形而上学理性的真实面容已经暴露无遗。在黑格尔式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历史必然规律以其铁血的面目施展着历史理性的狡计，巨大的历史逻辑以极具宿命色彩的决定论命题，成为极权主义的合法化证明，历史成为无数个体生命献祭的祭坛，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历史巨轮将无数的个体生命碾得粉身碎骨。在线性历史进步主义意识不断强化的思想传统中，空间被看作是承载历史时间演进的空洞容器、表演的舞台。时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先的主导地位，空间反而被遮蔽起来，成为缺席的不在场者。如此说来，空间问题的重新发现无疑具有政治学的意义，这也正是列斐伏尔反复强调空间反思政治学维度的真实用意之所在。无孔不入的大规模空间生产和重组是资本主义全球都市化的重要特征，它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空间的各个角落。因此，为了改变生活，就必须改变空间。宏大的历史叙事往往诉求于总体性的解放方案。经实践证明，这种崇信历史而忽视空间、强化社会改造而忽视日常生活、关注群体而忽视个体的总体性方案，不仅没有带来福祉，反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灾难。正是面对宏大叙事的总体性解放方案的失败，空间解放的问题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空间是具体感性的生活场所，只有改变空间，才能改变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说，空间改造应该是总体性解放实践失败后的替代性方案，空间政治学批判应该是革命政治学批判的一个变种，它将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工程回落到日常生活空间改变的层面，试图通过空间的改变，特别是日常生活空间的改变，建构理想社会，这可以说是一种微观的空间政治学。在这一微观政治学方案里，空间成为抵抗政治权力压迫、寻求解放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