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空间表征层面看，古典空间意识的裂变与现代空间意识的重构主要表现为：宇宙空间意识与国家空间意识的裂变与重构，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空间意识与心理空间意识的裂变与重构。宇宙空间意识是指人类关于宇宙天体空间的经验、理解与认识，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国家空间意识是指某一族种群体对于所生存的领土疆域的经验、理解与认同，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国家在世界中的位置”。围绕上述主题，不同的文化体系建构起不同的宇宙空间观念和国家空间观念，这些观念的变革直接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兴起的内在动力和思想资源。
清末，为顺应时代震荡的要求，被誉为“中国知识界亲历西方第一人”的王韬在危机四起的情势下，将全球视阈的打开看作中国的机遇，提出“五洲交通，地球合一”的著名观点：“今昔异情，世局大变，五洲交通，地球合一，我之不可画疆自守也明也。”。正是全球性空间意识的发现导致了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宇宙空间意识和国家空间意识的转变不仅迫使中国重新定位自己的形象，也带来文学观念的变革，使中国文学摆脱了自大的地域封闭性，初显现代意义上的全球意识或世界意识，进而开始了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框架体系的艰难历程。
全球空间意识的改变带来文学观念的巨变，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中国人写作的以国外游记为内容的作品出现并备受关注，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王韬的《漫游随录》，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徐建寅的《欧游杂录》，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欧游心影录》等。这些文本以日记或杂记的形式记录了异域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风土人情，它们虽然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其全球空间视阈的敞开不仅击破了国人封闭保守、闭关锁国的文化心态，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还为其后《后聊斋志异图说》、《孽海花》等展演异国风情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政治层面上看，魏源、容闳、梁启超等在文本中试图以西方为参照，探究中国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带有明显的政治自觉意识和启蒙文化观念。自此，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球世界意识由“中国之世界”进入到“世界之中国”。杨度在对19世纪中国百年大变局予以概括总结的《金铁主义说》中就曾提到，“自近数十百年以来，经西洋科学之发明……西人利用之……使我数千年闭关自守、以世界自命者，乃不得不瞿然而惊，瞠然而视。仰瞩遥天之风云，俯视大海之波涛，始自觉其向之所谓世界者非世界也，不过在世界之中为一部分而已。此世界之中，除吾中国以外，固大有国在也”。资本主义利用现代交通工具等空间技术手段，征服了全球世界，使中国不得不放弃闭关锁国的封闭，被迫置身于殖民化的全球性空间场域之中。从疆域国土殖民化的现实空间危机到全球性空间意识的接受与认同，全球性的地缘政治观念彻底击溃了传统中国的古典地理意识，打碎了中国中心的自大幻觉。与之同步，近代文学也开始成为国人观看世界、想象世界和了解世界的窗口，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与想象由此发生。
此一时期，在上述游记体作品的带动下，出现了以西洋景观为异域空间、以全球国际为场域背景的近代小说创作，其代表性作品主要有王韬的《后聊斋志异图说》（1875）、罗普的《东欧女豪杰》等。
王韬在《后聊斋志异图说》之《海底奇境》、《媚梨小传》中，以浪漫奇异的中西爱情故事为核心展开叙述，中西联姻的文化想象，传达出作者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重构“地球合一”的寓言式文化理念。《海底奇境》中远赴泰西，与瑞士女郎兰娜邂逅相恋的聂祥生，在沉船赴难后，坠入桃花源式的海底乐园。在这个以乌托邦文化想象建构的空间中，二人惊喜重逢、情意缠绵、琴瑟相合，共同演绎了一段充满奇异想象的浪漫生活。《媚梨小传》以英国名门闺秀媚梨的跨国三角恋爱故事来虚构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浪漫想象，显现出作者对西方异域文化的跨语境关注及镜像式表达。其后，罗普、李伯元均将小说创作置于全球化、国际化的语境中，特别是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以矛盾复杂的心态，讽刺幽默的笔法，展现了古旧中国在西方现代“文明”植入后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令晚清文学家林纾“叹观止矣”的《孽海花》，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情感经历为依托，囊括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及德国、俄国等异域历史事件，构筑出中国知识分子从蒙昧闭塞的地域空间挣脱出来，寻求强国富民的艰难历程，展示出作者广大宏阔的全球空间视阈。小说以一个充满地理空间隐喻的时代寓言开篇，“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布未辟、麦哲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乐岛’。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十度。……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孽海孤岛”作为传统中国的空间隐喻，不但构成小说《孽海花》叙述的空间视阈，而且其文化表征拓展了晚清文学创作的思想界域，开启了近现代小说的崭新空间。其后，吴趼人和南野武蛮均将《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置于全新的空间维度展开叙事。其中，南野武蛮在《新石头记》中设计让黛玉逃离大观园，远渡美国，作者以细致的笔触书写黛玉的美国留学生活及作为日本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涯，是新都市日常生活经验的戏仿式表达。吴趼人在同名小说中，借宝玉“遁地车”、“坐飞车”，上天入地下海洋，环游“文明境界”的历程，传达出晚清市民阶层初睹西方文明及器物发明后惊异、新奇的现代性体验。
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将“飘零与寻找”型叙事母题置于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全球性背景下展开，旨在探讨全球化空间裂变与重组给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带来的深刻危机。小说主人公三郎生于日本，长在中国，作为两种异质文化杂交的产儿，认同感的丧失与危机导致其终生处于彷徨无奈、无根飘零的生存状态。这种对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等多重认同危机的书写，隐喻着东西方文化杂错撞击的时代症候。这种全球化视阈中新乡愁、新寻根的症候式表达，在“五四”后的现代小说家笔下亦时常显现，不同的作家在文本中对如何解决认同危机进行了切己的个性化思考。苦闷沉沦的郁达夫以个体生命的消亡为代价消除由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危机所产生的焦灼感、抑郁感，而冷静深刻的鲁迅在目睹中西民族文化差异时，返回民族文化内部，力图清除文化性格的劣根性因素，以重构民族、国家和个体身份的认同。此外，蹇先艾、彭家煌、王鲁彦等作家虽然创作了一系列“乡土小说”，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丑恶习俗的反思性挖掘，仍是现代性植入后，知识分子在经历认同感的丧失后，重塑民族性格获取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努力。
近代以降，宇宙空间意识或全球空间意识的开启，还推动促进了以宇宙空间为场域背景的科幻小说的繁荣。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春颿的《未来世界》、肖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等梦想环游世界、飞向太空的科幻类作品层出不穷，欧美科幻小说亦被大量译介，特别是“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的作品，“已经成为其时中国文人作家、读者大众嗜读不厌的流行题材”可见，鲁迅对科幻小说的肯定源于其有益于开启国人的心智视野，有助于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启蒙教化的新民意义，是对政治理念的一种戏剧化思考方式。因此，我们说，从1903年翻译《月界旅行》到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关注点看似南辕北辙，相去甚远，实则却有着紧密的现代性关联。从现代性体验发生的角度看，以《月界旅行》为代表的对理性科技（即“赛先生”）的推崇与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对国家政体民主改革（即“德先生”）的呼唤，均建立在现代性空间体验的层面上，或者可以说，此类小说的创作表明空间意识的现代想象已然构成中国小说现代性发生的历史地平线。
上述文本尽管叙述主题各不相同，或试图重构“地球合一”理念，或思索强国之路，或书写现代生活体验，或探寻获取文化认同的方式，或展演戏剧化的科幻奇谭，但它们均以全球性异域空间为场域背景展开情节叙述，其意义显然并不仅仅在于渲染故事或人物的传奇色彩，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我们认为，正是晚清小说文本全球性现代空间视阈的展开，使中国文学从自我闭合的传统封闭空间中脱域而出，小说从此肩负起通过文学生产想象建构全球性空间的历史使命。全球空间的文化想象敞开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视阈。从此意义上看，正是全球性空间视阈的打开，才真正促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推动了现代意义上新小说的诞生。通过全球性文化空间想象，中国近代小说成为全球化空间意识生产建构的重要媒介。对此，我们有理由指认，近代小说所传达的全球性空间的文化想象及意义表征，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体验发生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说晚清的空间现代性体验主要在宇宙空间意识裂变的层面上展开，即以“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为主要问题域，以全球宇宙意识的接受认同为科学支撑，策源发动起对“天下观”的传统宇宙空间模型的颠覆，并以此开启从“中国之世界”到“世界之中国”的转型，那么，“五四”后的空间现代性体验则进一步落实到国家空间重构与民族意识重建的层面上，其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问题。与之同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复演绎的主题变奏，虽表现为多重歧义、内在矛盾的多声部呐喊，但在世界格局中，如何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如何重构中国形象，如何重建民族意识，如何拯救文化认同及意义的危机，一直是“五四”启蒙思想的内在诉求。近年来，随着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的深入，人们已摆脱简单化理解“五四”运动的局限，纷纷从启蒙与救亡、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多个层面，展演了“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状况的复杂性。例如，汪晖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中深入地分析了“五四”思想的矛盾性：“对于这些标举‘个体意识’，批判‘合群的爱国主义’的‘五四’人物来说，投身于政治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运动，原是件极其自然的事情。这种意识上的分裂状态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的独特现象。”随后，汪晖以鲁迅、陈独秀为例，对“五四”思想的复杂性进行了个案分析。他认为：“1907年—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中，以施蒂纳、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和尼采的‘个人’学说为哲学背景，把‘人各有己，朕归于我’作为通达‘人国’的途径，否定了一切外在于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专制’形式：国家、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公民’和‘世界人’等类属概念。但在《中国地质略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又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四’时期他一边斥责‘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一边担忧着‘中国人’会不会从‘世界人’中挤出。明确提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问题的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把拯救中国社会的希望瞩望于青年的自觉，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他又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力生存于世界’。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
中国现代性危机意识发生的直接策源地正是从疆域、地域、领土等国家空间领域开始的，空间危机意识直接构成国家民族意识危机的核心主题。因此，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阈。“以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作家、文本或思想内容”，缺少民族国家空间重构这一重要视阈，“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尤其是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建设及其运作。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五四”后的“新文学”，到“十七年”文学以及其后的“新时期文学”，民族国家重组重构的文化空间想象一直贯穿于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国家意识形态的统制与国家抽象空间的生产一直有着内在的隐秘关联。因此，从空间的维度特别是疆界、地域、领土等国家空间的维度，重返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现场，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特征及充满悖论的发展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