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步入现代性历史进程以来，伴随大规模的现代化时空重组，传统时空经验的裂变破碎与崩溃瓦解，导致人的生存体验方式和文化感受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时间与空间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维度。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从“时空重组”的角度对现代社会的特点进行分析，他认为，正是由于现代时空技术的分延拓展，促动了传统社会发生结构性的变革，并导致民族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全面危机。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变革生成不同，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在嵌入性特征，其“时空重组”的过程始终承受着“时空裂变”的激荡冲突。从时间维度上看，传统封闭的时间观念——天道循环的历史观，被天演进化的历史观所取代；从空间维度上看，传统封闭的空间观念——中心一统的天下观，被万国世界的全球观所取代。现代性剧烈激荡的“时空裂变”，使古老的中国无可选择地被置入其中。如何将中国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轨道，如何确立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如何界划中国的国家空间疆域，并建构起关于中国现代性社会空间的文化想象，以获得民族国家领土主权和文化的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大主题。古典空间意识的裂变与现代空间意识的重构，使古老的中国最终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重新审视和确立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并在维护捍卫本土民族文化性的同时，重新定位中国的领土疆域和空间形象。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见证了这一巨大的历史震荡与变迁，并参与到空间重组与建构的历史过程之中，成为重组、重建现代性社会空间、历史空间与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时段及演进过程有着不同的见解，甚至有观点认为，自宋代以来，中国即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中国完全有可能自行走出一条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遗憾的是，这种推论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假设，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无法假设的。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扩张的殖民化过程中，古老的中国被强行拖入其中，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嵌入性特征。“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结构，同时也动摇了沿袭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是在“地球诸国通行无阻”的前提下来谈“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所谓“地球诸国通行无阻”描述的正是现代时空技术所带来的全球性“时空重组”的历史过程。可见，从时空重组的层面上来表述中国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是理解中国巨大变革的重要视阈之一。时空观念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内容，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传统时空观念的崩解破碎，现代时空观念的嵌入生成，是一个从“时空裂变”到“时空重组”的过程。在裂变与重组的过程中，中国开始体验传统空间的裂变与危机，开始以现代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开始重新考量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虽然，西方现代性植入所导致的传统中国的瓦解，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来理解和表达，但由于缺少空间维度，上述理解和表达，或归于历史叙事的宏大描述，或流于思想观念形态的逻辑演进，现代时空巨变的具体内容却被遮蔽、遗忘。从“时空重组”的视阈表述、理解现代时空巨变，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巨变震荡所带来的切身感受与体验入手，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近现代以来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返还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历史现场，对历史的真实情境有更为深入具体的表述和理解。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以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对西方进化论思想的译介与接受，作为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标志性事件。这种注重从历史时间层面考察现代性的思考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过渡历史化”的现代性解释模式，使其在突出时间维度的同时，忽视或遮蔽了空间维度在现代性生成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与时间观念相比，对古老的中国而言，传统空间观念崩解所带来的震荡危机，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紧迫、更为切身，其主要表现为现代国家列强对中国疆域领土的侵入瓜分。“清末民初的主流思维一直明确地认为，中国近代的受挫只应从自身内部因素找原因，在自强变革上努力，列强侵侮中国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照严复介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国家、种族的优胜劣汰原本是永恒的‘天演’法则。然而，人们一旦将中国的近代遭遇放入世界空间，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来观察时，优胜劣汰的客观面目顿时丧失，中国问题的解释变得与等级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宰制不可分割了。”。现代性的殖民嵌入必然直接导致疆域领土的争夺、割让与占领。自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列强瓜分争夺的战场，国土沦丧、商埠租让、家园入侵，这一切所导致的生存空间危机带来了空前的中国危机意识。具体而言，古老中国所产生的现代危机意识，是从疆域、领土与家园等空间意识危机开始的。或者说，正是空间危机意识直接构成中国现代性危机意识的主要内容。因此，从空间的维度特别是疆界、地域、领土等国家空间的维度，即从地缘政治学的维度，来理解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过程，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性的特征及后来充满悖论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从人文地理学或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现代性植入所带来的中国传统空间裂变与现代空间重构主要表现为从“天下观”到“地球观”、从“疆域空间”到“领土空间”的嬗变过程。显然，这种空间的裂变与重组，并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疆域变迁，它关涉空间的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裂变与重组，关涉与地缘政治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等一系列观念的震荡冲击，还关涉空间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建构。也就是说，空间的裂变与重组带来了一系列传统观念的改变，同时也促动了文化观念的全面变革。
远古时期人们对宇宙空间的认识十分有限，面对浩渺无垠的宇宙星空，人类只能凭借有限的经验和想象对其加以把握和解释，并由此形成了古老久远且源远流长的古代地理学传统观念。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观念建立在“天圆地方”的宇宙空间模型之上，认为天如穹隆而地为四方，天主动而地主静，中国居四方之中心。这种传统地理观念强调地理空间与帝国政治之间的联系，以此建立起王朝政治地理学，并从中推演出一系列王权统治观念，例如《诗经》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土思想。贾谊在《过秦论》中也提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政治理想。自秦统一后，天朝帝国威服四海的地缘政治意识逐渐衍化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国家观念和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世界观的关键因素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地理层面上，普遍认为地球是平面的，中国居于中央。这种地理中心感有与之相应的政治观，即在一个安排恰当的世界中，中国将是权威的终极源泉。最后，这一大厦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它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国人。”天朝帝国式的宇宙空间模型，所建立的“天下观”就是中国中心论，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居于中心的天朝帝国拥有至上的统治权力，而居于四方边缘的是臣属蛮夷，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夏夷”关系：边缘必须臣服于中心，蛮夷必须朝贡于帝国。中国中心思想，虽经几千年王朝更迭，江山易主，却丝毫不曾改变。正是这种天下中心意识，导致自大自尊的传统文化心理，使中国误解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无法摆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由此形成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帝国意识形态。西方世界的崛起，以坚船利炮彻底摧毁了中国中心的幻象，使中国在痛苦中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即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中的中国。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痛苦嬗变，使中国在被迫纳入世界历史的同时，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重新正视、考量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定位。它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性事件，构成了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历史地表。
与中国古代地理学不同，近代西方地理学观念以“地球说”为中心，认为地球是宇宙天体中不停运行的星球之一。早在明代末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就已将“地球说”介绍到中国，但被许多中国人视为荒诞无稽之谈。鸦片战争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西方的地理学知识，逐渐接受了以“地球说”为中心的西方地理学观念。例如，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1839）、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等介绍西方地理学的书籍相继问世。后来，致力于推广普及“泰西之学”的晚清学人王韬编写了《西国天学源流》和《西学图说》等介绍西方天文学和地理学的著作。王韬在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时写道：“太阳者，诸行星之心也。曷谓诸行星之心？太阳居中不动，其外辰星绕之，又其外太白绕之，又其外地球绕之，又其外荧惑绕之……又其外岁星绕之，又其外……故曰太阳为诸行星之心。地球亦绕太阳乎？曰：然。然则太阳……每日东出西没者何也？曰：此地球本体之动也。地球有绕日之动，有本体旋转之动。绕日之动所以成寒暑，本体旋转之动所以成昼夜……诸行星有本体之动乎？曰：有。西国以远镜测诸行星，见其有高低形迹，因得见其有转动也。”应该指出的是，对近代中国而言，“地球说”的引进与接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学科学认知过程。传统宇宙空间观念一旦被西方宇宙空间观念所取代、摧毁，其后果将直接导致中国中心意识的瓦解，进而引发传统经典观念的崩溃；另一方面，宇宙空间意识的改变，在瓦解中国传统空间观念的同时，也必将为古老中国“睁眼看世界”敞开广阔的空间。因此，与其说空间观念的变革转型具有科学史的意义，不如说空间观念的改变更具有社会历史的意蕴内涵。正如西方近代“日心说”科学发现的结果直接动摇了“上帝创造世界”的宇宙神学，为现代性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以“地球说”为中心的西方地理学观念对“天圆地方”的中国古典地理学观念的颠覆，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种科学思想的引进，它所带来的震荡足以导致传统帝国观念的整体崩溃。对长期封闭的中央帝国来说，中心以外是蛮夷，“地球说”的接受与验证，使中国人真实地理解了世界，真正获得了全球性的视野，最终不得不放弃“天下之中央”的封闭自大心态，开始以世界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和审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