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历史进程所带来的空间裂变与重组，突破了单纯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疆土拓展与侵占，它不仅仅是战场疆域的争夺瓜分，也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震荡与重构，空间因此成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争夺场域。民族国家的空间建构与重组将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的空间生产过程集聚一体，呈现出现代性空间生产的整体性、复杂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文学发展与民族国家空间的型塑，一直处于紧密缠绕、互生互动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步入现代性的复杂历史过程中，始终承担着重塑国家形象、强化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成为民族国家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对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维护，生产出现代性建制下最大的文化想象空间——民族国家空间，赋予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所应具备的合理合法化的文化政治意义。隐藏或弥散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错综复杂权力关系的民族国家空间，在通过文化想象生产出来后，又从整体社会意识和文化管制两方面隐秘地约束和规范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乃至文学的话语方式。
现代中国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形式取代了前现代社会以神权政治为基础的王朝帝国。划界领土、行使主权、统一政体、建立军队、管理文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高度统一的政体诉求，它使得现代民族国家在控制、重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建构型塑出现代性建制下最大的政治权力空间——国家空间。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国家空间作为一种权力高度控制的抽象空间，是国家政治权力统制的场域，成为最具压迫性的抽象权力空间。空间的规划、管理、区隔、禁闭、侵犯、占领无不渗透着政治权力的统制。因此，“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在现代统制的理性化策略中，权力总是以合理合法化的身份出场，其统治形式因而变得更加曲折隐蔽，更具有欺骗性。因为，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前提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运作，权力的隐蔽是与权力无孔不入的扩散渗透同步进行的，权力的隐蔽并不是权力的退场，而是权力的弥散。
作为政治工具的国家空间是通过合理化、合法化方式建构的高度组织化社会空间，它在对前现代国家祛魅化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权威性的合法地位。前现代国家依靠君权神授的思想确证其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天赋神权、天授王权，巫术、神话、宗教等从文化叙事的层面强化了人间权力出自某种神秘力量赋予的思想，因而前现代国家的统治直接表现为权力的暴虐，并导致社会沦于愚昧和黑暗的状态。现代国家对神权的祛魅是针对附着于权力身上的神秘文化力量的祛魅，它以理性的名义摧毁了传统权力的直接暴力形式，反对天赋神权，主张天赋人权，以人取代了神为世界立法，人通过理性的合理化来确立权力的合法性。
民族国家建构是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文化想象来型塑完成的。现代国家要建立起有别于前现代封建帝国的高度组织化集权统一的社会，就必须寻找能够整合广大民众，让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服从或屈从于一个国家意志的共同理念，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为此，许多国家在现代社会的建构之初，都选择将民族理念作为凝聚国家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现代国家的正当性依据的世俗化位移，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如所周之，现代世俗国家的形成亦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古代社会的国家更替只是‘朝代国家’的更替，现代国家的出现，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取代了‘朝代国家’形式；朝代国家以神权政治为基础，民族国家则以民权政治为基础。在国家正当性根据的世俗化过程中，神权政治的根据被搁置，国家的立国之根据只能在此世的领域中寻找，民族的理念可以为世俗国家的主权提供正当性根据”因此，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国家组织和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中国封建王朝帝制国家的权威性建立在天授神权的意识之上。汉代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宇宙论为基础，推演出“王权天授”的理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因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董仲舒称为“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图式，其实质就是封建帝国合理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神学。这种帝国哲学伴随封建天朝帝国的统治，统摄中国意识形态长达几千年之久。每次改朝换代，统治者都要观测天象，编造诸如梦见神龙或七彩祥云后授孕生子的神话故事，以确证其真命天子身份的合理性，证明自己的统治地位来自于“天意”、“神授”。这种“受命于天”的思想也被百姓普遍接受，锻造成为民间意识形态。陈胜吴广起义时，也不忘首先在鱼腹内偷藏朱砂所写“陈胜王”的绢帛，《水浒传》中梁山英雄的起兵造反，也不忘打起“替天行道”的大旗，都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策略性采用。
进入现代历史以后，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辛亥以后的历史表明，谁想使清朝政府复辟，或谁想公开再作皇帝，倒的确是不得人心，天下共击之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很快都失败。但如何在更深远的含义和内容上，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以真正战胜封建主义，革命派始终没有充分的思想武装和舆论准备”从意识形态整合上看，民族意识显然是最具聚合力、号召力的理念。无论谁想成为现代国家的权力统治者，都必须以民族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确证其权力的合法性地位。因此，进入现代历史以来，民族意识成为最具认同聚合力的文化想象物。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所提出的，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现代国家整合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族国家要进行高度组织化的权力整合运作，就必须建构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中国之所以选择民族国家的道路，虽然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但从历史渊源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儒家宗法氏族观念为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历史依据。汉语“国家”一词由“国”和“家”两部分组成，“国家”也称“祖国”。“祖”含有祖先、祖宗、宗族的意思；另一个词“家族”也同样富有文化意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同宗同族，才能同心同德，众志成城。从“家”到“族”，再到“国”，以血缘家族关系为聚合观念的传统经由现代性的改造，成为现代性建构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国族意识。家即是族，族即是国，国即是家，家即是国。国盛家兴、国破家亡、国恨家仇、保家卫国等耳熟能详的语汇，无不表明以家为单位的氏族宗法观念与现代国家政体，可谓是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看到，国民政府开始确立中国现代性时，面临的局面是相当复杂的。长期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阀混战割据局面，使国家难以形成一个高度组织化、极具凝聚力的整合共同体。于是，组织整合一个高度组织化、极具凝聚力的现代国家，成为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政治、军事、经济的高度整合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文化整合或意识形态整合同样不可忽略。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进入到强化独裁统治的训政时期。从社会建制或国家政体角度看，它标志着严整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性规划、设计与实施的开始，即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真正进入体制性确立时期。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巨大的现代性整合工程而言，民族国家空间的型塑是文化整合或意识形态整合的重中之重。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始终难以达到高度整合的状态。在以党治国的明确理念下，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现代国家的文化统治整合。1929年1月，国民党中执委决议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是与政党有关的各种宣传品必须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仅1929年一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查禁的各类刊物就多达270种之多。1929年6月，召开了历时5天的全国宣传会议，通过了“确定本党之文艺政策案”和“规定艺术宣传案”。议案规定：“（一）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为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族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文艺作品）。（二）取缔违反三民主义的一切文艺作品（如斫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对于高度组织化的国家而言，文化整合或意识形态整合也可被称为“软力量的整合”。与政治、军事、经济等相比，软力量表面上看似乎并不十分重要，但它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较之于那些有形的力量，这种软力量甚至更能发挥其难以估量的作用。正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深入分析所彰显的那样，文化领导权的掌握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操控，将决定一个政体统治的基础是否牢固。文化领导权的弱化或丧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失控，将导致统治根基的颠覆和瓦解。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中从外部强行植入的，因此，民族危亡像一支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必须面对的切身性难题。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随着大规模的异族入侵，血腥而残酷的战争进一步促使民族主义意识日渐强化。面对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民族这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成为文学艺术表征的绝对主题。尽管，民族在其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是听说过他们”。但是，“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从安德森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发现，正是“民族共同体想象”所激发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其道德的崇高性消除了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在民族共同体想象中，国统区的各家各派实现了空前的团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外族的殖民化入侵，以极端的战争形式强化了现代民族意识的重建。国民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战争的极端历史文化语境下，原子化、个人化、均质化的一盘散沙式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配合军事化集权统治。因此，如何调动民众同仇敌忾的共同体意识，巩固社会组织化的强度，也就成为战时文化统治的首要任务。重塑民族共同体的政治需求与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所沿袭的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形成契合，国统区知识分子一改往日的忧郁、细腻和敏感，在战火中雄壮而高亢起来，文学界的个人恩怨、门户之见、派别纷争统统被搁置脑后。他们将文学写作看作是激发民众抗战激情，刺向敌人以及腐败社会肌体的枪支，在民族解放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书写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想象，加速促成了民族国家空间的建构。因此，国统区文学既代表着该时期文学的主潮，也是现代文学运用想象、表征、隐喻等方式，参与民族国家空间建构，赋予民族国家空间以意义的一种极端性、典型性的文学样态。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其宗旨就是要将文艺界人士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一致抗战，“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郭沫若的《沸羹集》、《天地玄黄》，茅盾的《时代的书录》，朱自清的《标准与尺度》，何其芳的《星火集续编》，聂绀弩的《血书》，林默涵的《狮和龙》等作品，也都没有了先前作品中轻灵俊逸或激情四射的美之赞歌，而侧重彰显公众对民族历史的关切和为挽救民族命运可以自我牺牲的崇高激情。此时，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所推崇的拜伦式的叛逆精神、维特式的感伤情绪、尼采式哲人的疯狂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癫狂病患者的迷乱，在文学中都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任何远离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学都难以进入文化生产的领域，势必被放置于边缘化的地位。
在以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理念是建立高度组织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向公众传播民族国家理念的现代文学生产，则在建立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民族国家空间的文化生产与表征，高度组织化社会的建立几乎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民族国家意识的表达、民族国家空间的型塑，成为现代国家建制下中国文学创作的题内应有之义。现代国家只有让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服从或屈从于一个国家意志的共同理念，才能确立其自身的合法性。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民族主义理念的趋同表达既符合民族危亡局势下，公众（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的政治和道德抉择，又从更加深广的层面上强化了政府的文化统治、文化征服。在现代殖民入侵的屈辱历史中，民族形象的塑造、民族文化的建构和民族国家空间的型塑，以其极端的方式完成了中国现代性国家的基本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