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为解读思考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一个理论参照，成为我们重新认识、思考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逻辑起点。纵观中国现代小说史，我们不难发现，启蒙、种族、国家、革命、阶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始终盘亘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它们在自我确证、自我辩护的文本书写中，消解了日常生活的合理合法性。日常生活被等同于“罪恶”、“堕落”及“小市民趣味”，只有经过“典型化”、“本质化”、“历史化”、“崇高化”的清理，才能以“寓言”的形式，重新进入话语系统，泛出诗意的光泽。
即便在高举个性解放，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五四”先锋人物，尽管将家庭、伦理、种族、国家等作为“解放自由的我”的对立物予以激烈批判，但他们“解放自由的我”的努力，却在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犹疑徘徊中，无法沉潜到生命存在的基底层——日常生活的层面。陈独秀就曾提出国家应被视为需要破坏的“虚伪的偶像”，它与民族、家庭、婚姻等一样，“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
列斐伏尔在《什么是现代性？》中借用马克思的观点——即“国家的抽象性，直至现代世界才诞生，因为私人生活的抽象性直到现时代才产生出来”上述言论尽管不无偏激之处，但却显现出苏青独具的敏锐犀利，她洞见了中国新、旧文化体系之于女性的伪善，点破了女性解放过程中造成女性日常生活权益被高高悬置的缘由，乃是“五四”启蒙话语中萦绕的男性中心主义情结，这不无釜底抽薪的意味。更为重要的是，苏青将一切超越经验层面的思想视为空谈，她的文本以日常生活为基点，在女性婚姻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记录中，展现了女性尴尬的现实处境，述说着女性日常生活的诸种需求。其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月刊上连载后，随即印行出版。从1944年初版至1948年，该书竟印行18次。作者后来的《续结婚十年》也印行了4次。
正是其世俗、务实但不失真诚的生存理念打动了芸芸众生，她的小说始终没有被湮没在20世纪40年代国家空间的争霸战中。可见，世俗生活作为存在的基点和平台，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它既是知识化了的新市民群体和世俗化了的文人群体相互渗透的结果，也是文人在上海沦陷时期不得已的生存选择，更是对战争现代性的一种既无可奈何又不失机警的抵抗策略，它为生存空间、文化空间的多元化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虽然日常生活世界在20世纪40年代海派作家的笔下，被从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一体化的体系中抽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私人领域，但是在战争现代性的制约下，日常生活空间不仅淡出文学的视野，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成为人们耻于言谈的话题。因为，在民族危机、国土沦丧的生死危亡时刻，个体性命的哀叹低吟，日常生活的阴晴冷暖，只能成为捐躯赴国难的累赘。与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相比，日常生活问题视野狭小、平庸细碎、沉迷流连，缺少激越昂扬的崇高精神。也正是因为对日常生活平庸本性的太过沉湎，对解决日常生活具体问题的太过关切，造成了40年代海派作家在面对国破家亡的危难之时，选择了无奈、顺从的生存策略，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都缺乏坚定反抗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国家政治权力机制为强化自身的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不断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建构崇高化与神圣化的革命历史叙事。文学艺术更是被看作“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此外，周恩来、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反复强调文艺工作必须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加强团结，加强学习，深入工农兵，熟悉工农兵，重视普及工作，切实改造旧文艺，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应该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及其后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政策的权威性解读标志着新中国进入了用一种思想规范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时代。这些事件的深远影响体现在，以阶级革命斗争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文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带有神圣色彩的党性、革命性、阶级性取代了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成为文本建构的核心，透过火热的斗争生活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把握时代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规律，才是文学唯一的终极价值指向，也只有这样的文本才能在传播流程中得到受众的认同。因此，我们惊异地看到，革命通俗小说《林海雪原》出版发行不到一年就销售了50万册；《青春之歌》发行后不但多次再版，发行量超过500万册，而且被翻译成20种语言，在国外发行，成为日本、印尼等国的共产党员的教材；“红色圣经”《红岩》自1961年出版后，一年时间即发行500万册，创下当时长篇小说发行的最高纪录，八九十年代后，仍有很多出版社再版重印该书，总体销售量突破1 000万册。数目如此庞大的革命斗争文学在党的规范下，以组织传播的方式，不断强化着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化观念，否定、批判、排斥着人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以及日常生活等多元价值观，为国家权力机制消灭、压制异己思想服务；同时也型塑、控制着个体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对生命价值的判断以及对文学的伦理道德取向，并建构出同质化、一体化的表征性抽象权力空间。
在“十七年”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抽象空间统治的不断强化导致了日常生活沟通的消失与意义的“零度化”。《青春之歌》、《红岩》、《山乡巨变》、《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文本，均将都市日常生活视为贪图享乐、腐化堕落、背离革命的隐喻符号。《千万不要忘记》正是从香烟、罐头、皮夹克和毛料服装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细节中看出大问题，“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啊！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之间就进行着”而作者以小说写作为载体，对中国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对待日常生活诗学的消失，如何确立日常生活的合理合法性，如何解决城乡生存经验冲突，以及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空间等一系列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则在巨大的漠视中被彻底消解。
沉湎于日常生活，就意味着革命灵魂的消亡，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极度排斥的极权主义文化观念导致了生命本真状态在文本中的丧失，瓦解了英雄作为人，其人性的深刻性、丰富性、复杂性，“高”、“大”、“全”的空洞形象和专一、单纯地忠诚于某一权威结构的理想人格，注定要远离日常生活，不食人间烟火。作家梁斌在回忆酝酿、创作《红旗谱》的经历时，曾指出当时坚信，“只有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才能有希望写出革命的英雄形象”，只有像《红岩》中甫志高那样的叛徒、反革命，才可能关注凡俗生活，沉溺于日常的快乐。甫志高不管工作多忙，每晚都要赶回家陪伴妻子，甚至在收到“不得回家”的危险警告后，仍在革命事业与日常生活之间艰难徘徊。当他想到如果不回去，也许以后就没有与妻子道别的机会了，便买了妻子爱吃的麻辣牛肉，毅然踏上不归路。甫志高这一经典的叛徒形象显现出权力掌控者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日常生活是阻碍革命、成长、进步的绊脚石，是造成革命者叛变的主导诱因。而“家”作为日常生活展开的最主要场域，在小说文本中不再是温暖、温馨的港湾，那里没有慈祥的母亲、关爱的妻子，有的只是敌人、特务布下的阴森恐怖的陷阱，它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吞噬革命者。因此，革命首先要消灭日常生活，消灭家庭私人生活空间与革命公共空间之间的严格限制，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占领日常生活空间，进而建构出同质化、一体化的革命空间。任何对现代性革命观念挑战的观念或行为都将得到严厉的惩罚性批判和改造。
从生存论美学视阈看，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生存经验的表达，势必要在空间性的场域中展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一方面，人生产塑造社会空间环境，另一方面，社会空间环境也生产塑造人，两者的辩证互动构成人类的空间性。美国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曾提出：“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开始于身体，开始于自我的结构和行为，开始于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的、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的人类主体。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的更大空间与场所，也在我们只能去理解的意义上塑造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用社会理论所熟悉的术语来说，即人类的空间性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十七年”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之间，政治权力操控者不断尝试以各种极端的手段，取缔家庭私人生活空间与革命公共空间之间的严格限制，其同质化、一体化文化空间的建构，控制并决定着生存于其间的人的空间体验，进而造成作家生存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理念的扭曲异化。因而，“十七年文学”和“文化大革命文学”频繁呈现的是个体意识的衰绝、主体心灵的破碎、现实观念的倒置，乃至文本生命内容的荒芜。日常生活在强硬极端的历史化叙事语境中无处生存，由此也带来文化空间多元化的消失。
第三节 日常生活空间的重构与艺术化生存的多样可能性
随着现代书写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地破除自然的神秘化，同时逐渐远离自然循环时空，而将自身束缚于一种机械的理性化组织或制度之中”。
日常生活无法真正从根本上为极权主义政治革命所彻底同化与湮灭，其体内蕴集的神奇性力量总是促使其在一体化空间的缝隙处努力开凿，使其将“自身提升到集体与历史的层面上，并通过政治的意识达到政治的高度”在现代主义作家的眼中，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生活于其中的人，都不过是语言的幻象、抽象的符码，他们通过极力排斥日常生活对文本的浸润，缓解虚构与真实、幻象与现实、日常与超常之间的紧张，弥补其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隔膜。
在艺术文本的世界里，新写实小说首先破除了语言的“形式化空间统治”权力，以平和的叙事心态，关切认同日常生活的文学理念，呈现出都市生活的庸常本性和神奇亮点，日常琐事成为文本展开的叙事动力势能。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一去永不回》，还是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官人》，抑或是方方的《桃花灿烂》、《风景》等文本，均致力于还原已然形式化、标准化、透明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出非历史化、非典型化的日常生活混沌却元气淋漓的本相，并以文本生产的方式重构了日常生活空间，显现出日常生活空间的多样化特性。叙述人面对喧嚣涌动、困境重重的凡俗人生，从厨房、卧室、菜场、宿舍等充满琐碎细节的日常生活场域入手，不动声色地言说着被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合力压抑的生活流，回避着精神世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介入，关注着芸芸众生的痛苦无奈，在重构日常生活合理合法性的同时，寻觅着如何在平庸生活中通达幸福的途径。《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生活在狭小的房间中，体验着赶车的拥挤、老婆的责骂、奖金泡汤等窘迫嘈杂之事。作为此在世界的一介凡夫俗子，印家厚无奈无助，但同时他也达观超脱，尽管老婆烫了鸡窝般的发式，“披了件衣服，没穿袜子，趿着鞋，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但是，“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但那又怎么样呢？”印家厚正是通过“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俗人信条和以此为信条为依托所展开的一系列自我心理调整来适应现实，在凡俗的日常经验结构中实现着对生活的执著。《太阳出世》中赵胜天和李小兰在结婚当天打架，新娘穿着婚纱骂大街，但正是这么一对调皮、轻浮、无知、浪漫的年轻人，却在买奶粉、上医院、办户口、请保姆、庆生日等“鸡零狗碎”般生儿育女的历练中走向成熟、稳重。这些变化让叙述人在文本中慨叹：“养一个孩子又是多么有意思！……是你（孩子）默默无声地把他们变成了稳重的成年人。从前他们不知友爱，现在他们对你对其他孩子对老人对所有人都充满爱意充满宽容，自然，会爱的同时也会了恨。都因为有了你，孩子。”
日常生活世界成为新写实小说展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精神世界和语言形式的建构被放逐，生命存在、生存活动、生存境遇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时间无关，说到底还是生存空间的问题。日常生活之外的现代性宏大理念无法证明生存的价值，只有回复到日常生活世界中，生命的存在才能真正找到根源。对凡夫俗子来说，需要焦虑的不是国家的现代化何以可能，而是如何调动发掘日常生活中蕴含的异质性、批判性、反思性因素，对抗日常生活对人的压迫异化。这也正是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提出的，“在最熟悉的事务中，那些不曾知晓的，非神秘的，是最丰富的，生活的这种丰富内涵还外在于我们空虚的黑暗的意识，与此同时这种意识被种种冒名顶替的东西所占据着，为纯粹理性的形式，为虚构的东西与充满着想象的诗篇所吞噬着”。这便是个体生命顺应日常经验，重新安排的日常生活，也只有这样忍辱负重，以坚韧的精神求生存的日常小策略、小战术，才能缓解个体自我与日常生活之间构成的巨大压力。这种小战术就是法国学者德塞托所提出的日常生活反抗策略。
对于反抗日常生活异化，德塞托有着与列斐伏尔完全不同的方式。他反对列斐伏尔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总体性革命战略，即通过狂欢节、节日庆典、集会游行等都市生活内容打破常规秩序的控制，实现自由生存。德塞托沉潜到日常生活本身寻找解决之道，他把权力规训看作战略统治，将日常生活抵抗看作一种暗暗进行的、不易觉察的战术，“战略（strategy）拥有自己的领地，比如学校、军队、企业等，它可以在这些场域从容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战术 则没有自己合适的地盘，它是依附于战略空间的。战术不能依赖正规的（空间或体制机构的位置），也不在于有一个与他者区分清楚的整体边界线，战术的场地属于他者，战术在别人的地盘上零散地暗示出自己，不能整个地颠覆他者，不能远离他者。它没有供自行支配的可以用以发挥自己优势、准备扩张、确保独立于各种情境的基地。由于缺乏必要的场地，因此战术反抗只能巧妙地潜伏进别人的空间，混迹其中，抽空子暗暗地利用一下战略的地盘和资源显示自己的存在”。正是这种叙述话语“拒斥形而上学”的转向，在为我们建构出一个尽管不够完美却坚韧绵延的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的同时，使语言向生活世界洞开，揭示了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和不可还原性，让语言从权力世界的缝隙处生长出来，摆脱了语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束缚。
语言总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只有把语言从远离现实的情境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让语言以及依靠语言而存在的此在生存真正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表达日常生活经验，进而打开日常生活世界的语言空间、语境空间、符号空间。
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的还原，对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的建构，以及日常语言的张扬，破除了抽象权力空间统治同质化、一体化、系统化的压抑本性，将人的主观精神从压抑化的体系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日常生存权利，让人在切近日常生活的同时，获得了走向本真的可能。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都市日常生活空间的重构与强化，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由都市空间的异质性所带来的生活经验的多元化、个性化。异质化是现代都市的一个本性，列斐伏尔即对都市生活的异质性极力提倡，路易·沃斯更是将异质现象与人口数量及密度作为城市的一个决定因素。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提出，用陌生人聚集观念来重新认识都市及其异质性。人作为空间性的存在者，其生存经验、审美经验的取得总是受制于特定的生存空间。都市日常生活空间的异质化确立了生活经验的多元主义表达方式，并从根本上为审美生活的个体化、多元化、异质化提供了可能。因此，尽管新写实小说曾遭到不同学者的诋毁，或认为它驯顺、世俗，是对不合理现实的和解、妥协；或提出它“不能承担起建构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功用，读者难以从中获得更为高尚脱俗的精神启示，它在90年代中期以后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但从《白鹿原》、《长恨歌》、《大浴女》、《旧址》、《受活》等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日常生活的书写、生活空间的重构、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并没有随着新写实写作的落潮而归于平淡，它们摆脱了历史化、典型化、一体化的限约，在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质、个体与群体、断裂与延续等二元对立的缝隙处生长壮大，在糅合上述冲突的同时，显现出历史乃是由个体日常生活史构筑而成的观念，零碎的日常生活不再是历史长流中不起眼的沙子，它们既是历史的必然构成，也是对文化、革命、政治、历史予以个体化反思的基础。正是当下文学文本对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不遗余力的建构及其内里隐含的表征、象征意蕴，改变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认知，强化了文学艺术审美的多样可能性，进而改变了由生存空间同质化、抽象化而造成的压迫感、异化感、扭曲感，显示出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明确的总体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