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身体与空间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女权主义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对空间与人的社会性做了很多的研究。她们主要致力于对不同社会类别，如性别、种族、阶级等与物质的空间的关系的研究。比如，人们是如何体验空间的？空间是否有性别属性？父权社会机制和话语是如何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对妇女的空间进行规范和限制的？”在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控制下，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境遇，这种压迫正是通过空间对身体的圈限而得以具体的操作实施并最终完成。因此，考察性别、身体与空间之间所充斥的权力统制的紧张关系，成为理解身体空间政治学的独特视角。罗兰·巴特在《巴特论巴特》一书中说，我和你的不同，就是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同样，对女性主义者而言，性别差异的基础就在于男性与女性身体的不同。女性的身体历来都是权力控制的焦点，社会权力机制对女性的压迫，正是从女性的身体渗入，继而蔓延开来。因此，女性的身体成为王权、父权、夫权竞相争逐的场域。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安妮·莱克瑞克试图通过女性身体重塑女性观念、女性意识，她认为女性必须从父权制的控制下解放她们的身体，为此要学会在男性标准模式之外重新评价女性的身体。另一位法国女性主义学者露西·伊瑞格瑞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驳斥，认为他们的精神分析建立在阳具中心的单一性别基础上，女性作为“他者”，只能是男性单一性别的反射。她认为，只有通过女性的身体及其独特的欲望模式的建构，才能建立起一套新的关照女性的话语系统，改变女性在象征秩序中被放逐的境遇。被历史尘封的身体，成为女性主义反对性别压迫的核心概念，具有解构菲勒斯（Phallus）中心的强力能量。
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总是在空间中展现的，因此对身体的控制压迫也总是开始于空间。对空间的压迫总是以身体为原点展开的，同样，对身体的压迫也总是从对空间的技术统治开始的。因此，“女性在历史上向来被排斥于一些空间之外，或局限于一些空间。与种族隔离一样，男女生存的空间从来就是‘隔离的和不平等的’，对女性的‘规范的空间’的建构往往能说明空间的性别”。从这一意义上说，性别压迫的历史必然是身体控制压迫的历史，而身体控制的历史必然是空间控制压迫的历史。
透过性别与身体被男性权力空间所控制压迫的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与象征权力、强大、自由的男性不同，女性的身体是被控制、压迫、改造的对象，女性的身体空间呈现出狭小局促性、自我圈限性（enclosure）、压抑扭曲性和道德训诫性的特点。父权制对女性的身体统治技术，总是打着伦理道德的旗号，以圈限身体的空间移动范围为起点，以扭曲戕害女性身体为终点，整饬着女性生命的经纬。在号称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式，“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易经》中，我们的祖先便以顺应自然为托词，无可辩驳地提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礼记·内则》中以“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思想圈定了女性身体活动的空间场域。汉代《白虎通德论》中“妇人无专制之义，御众之任，交接辞让之礼，职在供养馈食之间”的伦理规范，更是将女性严格限制在“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家庭活动中。伴随着女性生存空间的日益狭小局促，家成为女性唯一的领地，能否完成生养宗祧之嗣的责任，成为衡量女性身体价值的标准，身体不再属于女性自己，女性身体空间的归属权全部丧失，她的身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列女传》、《女诫》、《闺训千字文》、《温氏母训》等约束女性身体进而控制女性精神的伦理规范，经由权力机制的推崇张扬，逐渐内化为女性自我压迫的法则，女性身体中源于自然的生命能量、生命激情被封建礼教消磨殆尽。当女性身体沦为权力角逐的场域时，身体的空间控制改造技术也打着审美的旗号盯上了女性的身体。柔弱、顺从、贞节等身体特征，因符合女性“第二性”身份，成为男权社会衡量女性美的标准。《诗经·卫风·硕人》中的女性“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着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陌上桑》中的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诸如此类的女性形象塑造背后，隐藏着男权规训与控制的眼睛，在菲勒斯男性中心的文化系统中，女性无论其爱的行为有多坚贞，都仅仅是丧失了自我主体的“物”的符号，被置于“凝视”的境地，在失语的状态下成为男性“看”的对象。正如男性凝视理论的提出者劳拉·穆尔维所说：“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是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快感分裂为照此风格化的女性形体上。”此外，在男权文化体系的建构中，柔美型女性形象建构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力图借助美对女性的强大诱惑力和屈从力，以文化渗透的方式，召唤女性接受“他者”的地位，并内化出女性自我压迫的法则，实现女性生存空间的自我圈限（self-enclosure）。
从身体空间中的性别政治学角度看，性别、身体与空间始终是权力统制运作的场域，“对妇女来说，现存的空间是造成她们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男性对妇女的社会空间的安排是男性控制妇女的一个重要工具”，均作为美的对象受到社会的关注，男性见之而爱，旁人见之而誉，女性视之而欢，握之而喜，民间亦有赛莲、品莲的活动。因此，从宋代至民国的800多年间，女性忍受着诸种痛楚，心甘情愿地将小脚塞进三寸大小的鞋中，以换取无穷的荣宠的时候，也是女性在男性期许的目光中完成自我圈限和自我讯唤的过程。
19世纪中叶，当中国站在历史的新起点，被迫展开其现代化进程时，维新知识分子便发起了反缠足运动。尽管，反缠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女性空间的身体性颠覆，但该运动发起的目的却不完全源于男性的自省。一双能够自由行走的天足为女性破除生存空间的圈限提供了物质保证，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身体壁垒森严的控制至此被撬开一角。有了健康的双脚，女性才可能迈进学堂的大门，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有了自由的双脚，女性才可能勇敢地冲出家庭，反抗束缚。身体是不能被某一固定的空间场域所全然框限，它总是寻求着突围的可能，然而，中国女性的这场解放运动竟然陷入历史的悖论中，女性身体突围的动力竟然源自她们的压迫者——男性。康有为的《请禁妇女裹足折》在当时影响最大，他在文章中提出：（缠足）“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作，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弈世体弱。是皆国民也，羸弱流传，何以为兵乎？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