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权力机制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政治性压迫以肢解女性身体这个空间中心为要点。正是女性身体的肢解束缚，导致女性生存空间的残缺局促、扭曲变形。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最早、最清醒地从身体政治的角度认识中国文化及社会现实，反对政治权力对身体的压迫、铭刻。1927年，鲁迅就北京某女子中学拒收剪发女生报考这一事件，写下《忧天乳》一文，“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否则，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如果我们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这种身体的变化完全是礼教政治铭刻的结果。在传统伦理规范下，女性的身体不但不由自己主宰，还成为恐惧焦虑的起源，祥林嫂终其一生所担心的正是死后身体会因两个男人的抢夺而被劈开。封建族权、夫权、神权将形而上学的伦理规范转换为民间舆论，并借助它控制女性精神、扼杀女性身体。《伤逝》中，鲁迅借子君之口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呼声，从身体层面肯定了女性生存空间的独立性，子君的呐喊也成为“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因此，以身体为出发点挖掘民族痼疾，成为鲁迅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他不但以身体隐喻的方式，将几千年中国历史归结为“吃人”，而且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充满着病理学意味，由此形成了其独具个性的关于身体空间的文化病理学研究。
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性解放的倡导，打破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圈限，女性终于走出身体残缺的闺房，女性被肢解的身体空间较之传统封建帝国时期，呈现出敞开性、去蔽性的特点，特别是一部分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的知识女性开始涉足一向由男性掌控的书写系统，以写作为职业，开始了现代女性文学的写作历程，改写了女性生存空间边缘化的地位。
语言具有控制文化和主体思维的力量，菲勒斯男性中心主义的破除，要从语言批判开始。因此，女性对书写权利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被凝视、被书写的历史，瓦解了根植于男性原欲系统的阳性写作的垄断地位，为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话语方式、行动模式提供了可能，在女性解放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言，女性写作“恰恰正是改变的可能，正是可以用来做反叛思想之跳板，正是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运动”。在“五四”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惊喜地看到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等一批女作家登上文坛，成为新女性文学的拓荒者。她们将反对身体奴役、要求个性解放的目光对准爱情、婚姻问题，《海滨故人》、《隔绝》、《旅行》、《秋风秋雨愁煞人》、《再见》等文本均从女性身体经验出发，以委婉柔韧的笔致袒露了破除生存空间圈限的女性，因无法自由恋爱，而隐匿于心的伤痛，其中冯沅君笔下那个在母爱和情爱之间备受折磨，只能以自杀求得解脱的隽华成为时代女性的代表，“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其后的60年间，尽管战事频繁、政权更迭，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但以丁玲、萧红、谢冰莹、罗淑、冯铿、茹志鹃、杨沫、宗璞、草明、刘真、柳溪、张洁、张抗抗、铁凝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作家先后登上文坛，改写了文学史上女作家边缘化的地位。纵观90年代之前的女性文学创作，我们发现，其文本内部不是言说着对爱情无尽的痴迷与企盼，就是宣泄着事业家庭难以两全的苦闷与哀愁；不是建构着国难乡愁中“忘记自己是女人”的民族想象，就是女英雄呼喊着“信仰就是我的太阳”的政治宣言，女作家并没有从身体出发思考女性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建构自觉的女性意识，其文本仍然属于菲勒斯男性中心话语系统中的启蒙话语或革命话语，女性的身体解放因归化于更大的民族、国家、阶级而获得意义。如谢冰莹在《从军日记》中坦言，“恋爱是个人的私事，大家愿把生命献给国家民族的坚决信仰中，恋爱不过是有闲阶级的小姐少爷们的玩意而已”。冯铿在《红的日记》中塑造的马英，完全将个人的身体生命融于民族的生存中，她“眼睛里只有一件东西：溅着鲜红的热血，和一切榨取阶级、统治阶级拼个你死我活”。丁玲在《苇护》、《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中，将社会革命伦理高悬于个体生命伦理之上，显示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自觉地将源于身体的性别意识融入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工农意识中的时代特质。
身体作为空间的原点，也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是最切近我们的秩序。女性生存空间向男性空间的敞开，不但没有带来社会性别秩序的整体性改变，相反却进一步导致女性生存空间为男性所同质化、同一化。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性别身份丧失。她无法在社会、民族、阶级的解放之外找到位置，其自我意识被泯灭，其身体感知被抹杀。在张扬“男女都一样”的“十七年”，女作家将创作视角从家庭的狭小场域拓展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书写着伟大时代缔造者——“女英雄”的赞歌，即便像茹志鹃《如愿》中的何大妈、《春暖时节》中静兰那样的普通家庭妇女，也像传统社会的男性一样“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然而，从大众传媒对女英雄的张扬和对《红豆》、《百合花》等流露女性话语特质的文本的批判中可以发现，社会权力机制要求女作家消解性别身份，认同战士和革命者的身份。女性作为一个性别被否定，女性的衣着作为身体政治中最具可塑性的表征符号，更是被消解其性别特征，以中性化面目出场，行使着身体国家化的政治训练功能，并由此形成无产阶级的身体政治学。在以“战斗”、“劳动”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叙事理念中，为劳动和战争服务是服装的真正作用，革命意在“通过服装改变身体的外观，对身体进行直接的‘革命化’，使身体成为革命的‘装置’”走出家庭、踏入社会的新时代的新女性，带着对爱的憧憬，陷入家庭与工作的泥潭，失落自我。女作家韦君宜在《女人》中，借助描写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在女性身上的矛盾冲突及互相抑制，传达出职业女性屈从家庭角色时的无奈。即便在以社会氛围民主开放著称的新时期，以茹志鹃、谌容为代表的老作家和以张洁、张辛欣、陆星儿为代表的年轻女作家，也都关注着身陷事业和家庭难以同时兼顾的两难中的女性的心灵创伤和精神苦刑，慨叹着“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言说着渴望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的启蒙话语。正如波伏瓦说的，只要女人“还在挣扎着去蜕变成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人，她就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
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整个空间都是从身体开始的，不管它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国家的、全球的）的起源问题做出解释。”身体秩序，既是社会秩序的身体化，又是社会秩序的身体组构。身体构成了我们思考女性解放、建构平等社会秩序的基础。只要女性的身体依然为男性政治权力所征用，不能真正从身体出发思考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话语就将陷入形而上学的谵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