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作为思想范式的转型变革，给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不是局部的振荡变化，而是整体学术范型的转换，是提问方式、言说方式、解释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空间转向打破了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对当代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等学科均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传统学科的面貌，形成了多学科渗透融合、交叉发展的态势，并建构出文化地理学、空间批评（critique of space）等新方法、新理论、新学科，它们重新图绘着当代学术思想的文化地图。
随着空间转向对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影响的不断增强，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一文中，明确提出美学理论、社会理论均与地理学有着内在的关联，他认为：“美学理论紧抓的一个核心主题：在一个快速流动和变迁的世界里，空间构造物如何被创造和利用作为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关于不同形式的生产出来的空间，如何抑制或促进了社会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从美学理论学到很多。有趣的是，现在地理学家的努力从文学理论家那里获得的支持，比从社会理论家那里来得多。……在地缘政治学的历史里，对于地方、民族和传统，以及美学感受的神话的诉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里蕴涵了将美学和社会理论的观点融汇在一起的重要意义。”。
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历史决定论的强势话语统治下，传统的文学研究同样也存在着注重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的倾向，人们更多地关注文本中的情节结构、性格发展、叙事因果、逻辑线索等历时性因素，空间因而成为时间性事件情节的表演舞台，一个等待事件发生和来临的场所，一个了无生机且有待意义充填的空洞容器。19世纪末，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度推进，都市日常生活、都市空间经验、都市景观及都市问题等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阈，文学的空间性思考由此被提升到文艺理论的议事日程中。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较早从历史哲学反思的维度，关注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城市景观之间的关系，将文学艺术批评置于空间维度尤其是都市空间之中，确立了空间批评的美学路向，其主要思想体现在《拱廊研究计划》一书中。拱廊街作为19世纪盛行于巴黎的带有大玻璃顶棚的商业步行街，是现代大型购物中心的前身，是现代建筑技术打造出的繁荣的都市商业景观。在本雅明看来，拱廊街构筑了现代都市景观的典型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微缩景观。都市是一个充满辩证意象的空间，透过都市空间景观的辩证分析，可以洞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所在。辩证意象是针对黑格尔的辩证思维而提出的，黑格尔的辩证思维逻辑将历史编织为绝对理念的演进过程，奠定了线性历史主义的哲学根基。本雅明认为，线性的历史决定论所许诺的未来，斩断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联系，将人类带入到同质的、虚空的历史时间之中，为此，他以当下时间为楔子，洞穿历史并爆破历史的连续性。当下时间是当下存在所充填的时间，时间弥散于当下存在的空间里，成为“时间的碎片”。时间的碎片化亦即时间的空间化，因为，“只有在空间意象中才能把握和分析以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一样，孜孜以求的是在时间的碎片中“追忆流逝的空间”。从历史时间到当下时间，从当下时间到时间的碎片化、时间的空间化，本雅明形成了他一生所主要关注的主题，即如何把世界空间化。
本雅明对历史哲学的空间化思考，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批评，为空间化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源于超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的启发，本雅明的都市空间研究计划致力于分析都市空间经验表达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拱廊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他探究了波德莱尔的文学创作与大都市巴黎之间的紧密关联。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都市的现代性经验构成了波德莱尔充满悖论和张力的诗性意象。《恶之花》是19世纪大都市巴黎景观意象的审美表征，是都市辩证意象的诗化表征，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矛盾意象的辩证解析。因为，以城市化为基本特征的资本聚集和扩张，资本逻辑的空间征服，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空间的改造和拓殖扩张已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离开资本主义大都市的景观背景，就无法理解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也无法理解现代主义诸多流派和思潮所产生的真正内在动因。
其后，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以马拉美、卡夫卡、里尔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现代主义文本为分析对象，对文学的空间性进行了生存哲学意蕴的分析。布朗肖将文学空间理解为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在他看来，文学空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景观或场景，也不是见证时间在场的固化场所，它的生成源自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在体验。因此，文学空间是一种内在的、深度的、孤寂的、空无的体验空间，而写作正是要“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文学空间不再仅仅具有单纯的物理空间场所再现和心理空间意识表现的功能，它成为抵达人之生存深度的体验空间。
布朗肖的文学空间分析始终坚持从生存论视阈出发，将文学空间理解为人类生存的体验方式，将空间性与生存性、体验性紧密地联系为一体，揭示出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生存意蕴，体现了空间生存论或空间存在论的理论旨趣，从而摆脱了主客二分的空间认识论传统。可以看出，布朗肖的空间生存论深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与海德格尔关注“存在与时间”的命题不同，布朗肖十分明确地关注着“存在与空间”的问题。对人所生存的空间关注本来就是现象学与存在论转向的题内应有之义。“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布朗肖关于文学空间的生存性思考，无疑更为切近现象学和存在论的精神实质，同时也更加切近文学空间的内在本质。
继布朗肖之后，法国著名理论家巴什拉以空间化的诗学理论颠覆了长期以来时间化的文学理论传统，对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空间化问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57年出版的《空间的诗学》被誉为巴什拉现象学转向的标志性作品。他的空间诗学研究致力于现象学哲学与精神分析学的相互融合，从精神心理的层面探询空间潜隐的生存意蕴。因此，“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特别是，它几乎时时吸引着人。它把存在的一部分收拢在提供保护的范围内”在巴什拉看来，此在日常生存空间是一种充盈着意象、想象、梦想、幻想的空间，是一种充盈着盎然童趣与诗意的空间，人凝神冥想于这宁静致远的空间中，摆脱纷乱琐碎的事件堆积的时间束缚，远离喧嚣繁杂的世界，从时间历史之维中逃逸出来，进入虚静的诗意空间。虚静的诗意空间因此具有超越世俗空间的向度，指向更广袤无垠的宇宙空间。这样，从日常的生存空间到诗意的想象空间，再到虚静的宇宙空间，空间诗学的生存论意蕴和本体论意义才真正彰显出来。
巴什拉推崇空间，贬抑时间，认为真正的艺术应该中断时间、忘却历史。只有从时间与历史之中逃逸出来，人才可能进入充满想象、梦想的诗意空间，从而获得永恒宁静的生存空间。他说：“是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无意识停留着。回忆是静止不动的，并且因为被空间化而变得更加坚固。在时间中找出回忆的位置，这只是传记所关心的问题，只和一种外在的历史有关，这种历史是用于外在用途的，用来告诉他人的。比传记深刻的解释学应该把历史从对我们的命运无作用的相连时间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而确定命运的中心。对于认识内心空间来说，比确定日期更紧要的是为我们的内心空间确定位置。”。受象征主义思潮影响，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与中国古典美学空间意识有着息息相通的内在精神气质。诗意空间是人于静观冥想中体验存在、体认世界、体悟宇宙的一种本原生存状态。因此，诗人作为“宇宙的遐想者”，应该摆脱充满偶然繁杂事件的时间绵延之累，达到“心斋坐忘”、“空纳万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本雅明、布朗肖和巴什拉的空间化文学理论探索表明，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源于大规模现代都市空间生产所带来的新型空间感觉经验，是对这些新型空间经验的理论反思与总结。现代都市社会的建立和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时空结构，时间被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所分解，时间被多重并置的视觉感官所淹没，时间被空间化，空间化的时间因此丧失了连续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空间转向颠覆了传统文学理论中时间性的权威垄断地位，将空间性提升到高于时间性的地位，为文学艺术研究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阈。
如果说本雅明、布朗肖和巴什拉等人的空间化理论探索标志着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开启，那么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等新学科的诞生则标志着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确立和完成。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所阐发的崭新的空间化理念，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拓展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空间化思考的理论资源。
文化地理学是地理学与文化学交叉渗透融合的崭新学科，它既注重从地理角度研究文化，也注重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地理，试图在文化与地理之间建构起互文性的阐释桥梁。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就是把文化的研究放在现实生活的特定空间场域之中，“通过文化地理学的方式，文化除了被解释为其他的东西以外，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同的空间、地点和景观的问题。……不能脱离文化所标出的空间、充满文化意义的地点以及文化所创造的景观来孤立地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地理，就是追问文化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探究文化在型塑空间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和决定性意义。空间并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空洞容器，空间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如果说传统地理学将自然地理形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文化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文化景观。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几乎可以涵盖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与传统地理学相对静止的研究方法不同，文化地理学倡导的是一种动态过程的研究，注重某种文化在地域空间内的起源与成长过程，并致力于描述文化景观取代自然景观的演变过程。
文化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以“伯克利学派”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派，其领军人物是索尔。1925年，索尔在《景观现象学》一书中概括了文化地理学的要义，他说：“文化景观由自然景观通过文化集团的作用形成。文化是动因，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在文化地理学看来，文学作品的地理景观描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再现，它参与到文化地理景观的塑造过程中，成为型塑空间文化意义的主要手段。
对文化地理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芝加哥学派集中于城市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其后期更为关注都市生活，着重分析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如何影响和塑造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这种将都市与人的精神生活紧密联系为一体的思考方式，可以追溯至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正是在西美尔的启示下，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沃斯发表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探讨都市与现代文明、都市与现代生活、都市与现代人等具有人文关怀的城市社会学问题。这种将都市问题与现代人精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都市文化、都市文学与都市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其后的文学空间理论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野。
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信息高科技的空间技术应用，使国际化大都市空间生产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当代空间形态及文化形态。消费空间、虚拟空间、全球性空间表征着后现代空间的曲变、分延。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研究和后现代转向的带动下，新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以激进的姿态迅速崛起。后现代地理学试图重构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理论，“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历史叙事，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摆脱传统批判理论类似于监狱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借此给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一种空间阐释学）留下空间”。
与传统地理学或传统空间理论不同，当代空间理论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在空间生产中所具有的意义与功能。正是一系列文化行为赋予或生产出空间的意义，使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文化生产以物理性或地理性的空间为媒介，共同参与实施着现代性这一巨大的工程。文学作为文化的特殊样式，运用想象、虚构、隐喻、象征等手段，生产出符号化的表征空间。文学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文化地理学研究自然要关涉文学生产与空间生产的诸多题域，因此，文学空间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也就日益被提到空间理论研究的议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