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空间问题的历史追问表明，空间认识论向空间生产论的转换，必然使空间生产与权力规训的隐秘关系显露出来，由此形成以后现代哲学为基础的空间权力论，建构起空间政治学和空间权力论的反思批判模式。
列斐伏尔建立实践生产的空间本体论的用意即在于对空间予以政治学的批判分析，将空间反思的重心转移到政治经济批判的维度上。在《空间政治学的反思》一文中，他反复重申：“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政治学的建立可以扭转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空间研究取向。科学主义空间研究模式把空间当成一种客观的、中性的对象，专注于形式空间或空间形式的客观中立研究，试图建立起一种关于空间的科学。显然，空间政治学与空间科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它决定着不同的空间研究对象、方法和立场。在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问题域中，空间成为经济生产、政治统制与文化观念的权力斗争场域。
首先，从经济生产层面看，空间成为资本竞争的权力斗争场域。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城市的兴起与扩张成为大规模资本主义空间重组的标志性事件，城市景观的感觉欲望化源于资本生产逻辑的渗透，其中隐匿着消费意识形态的操控运作，城市空间的单向度发展导致人们生活的全面异化。因此，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需要从空间政治学的层面来展开，空间的政治学批判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从政治统制的层面看，空间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场域。空间是政治的，空间的规划、管理、区隔、禁闭、占领无不渗透着政治权力的统制。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最具压迫性的抽象权力空间，“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如果每个阶级都有其聚居区域，属于劳动阶级的人无疑比其他人更为孤立”庞大的社会空间网络在政治权力的编织下成为一张巨大的权力操控之网，生产出一种压迫性的空间，空间因此成为权力得以技术性运作实施的场域，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再次，从文化观念的层面看，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的权力斗争场域。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观念层面上的政治意识，建立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因此当空间成为政治经济权力斗争的场域时，空间的意识形态性亦被显现出来。列斐伏尔认为：“有一种空间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为什么？因为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似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正是意识形态赋予空间以政治内涵，空间因而具有隐喻政治权力的功能。因此，“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scientific object）。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面对资本主义大规模的空间生产和空间重组，对空间意识形态的批判是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列斐伏尔对空间政治、空间意识形态的密切关注，正是为了破解资本主义权力空间的压迫性机制。
与列斐伏尔的理论旨趣相同，福柯在追问谁生产了空间，谁主宰着空间，空间是如何成为组织、监管和宰制的社会形式的过程中，对知识、权力与空间三者所构成的隐蔽关联进行了重点考察，建构出权力论的空间理论。
福柯的空间思考始终围绕政治权力如何运作而展开。在《权力的地理学》访谈中，他认为空间政治学研究“应该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的角度出发”，“战略和战术通过对领土的移植、分配、分界、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实行，这就构成了某种地理政治学。……看来，地理学确实必须成为我所关心的课题核心”空间在现代权力规训技术中占据着重要和关键的地位，现代社会的权力操控是通过空间的组织安排来实施完成的，为此，福柯对监狱、医院、学校、工厂、街区等空间圈限（enclosure）的场域有着特殊的兴趣，他以监狱诞生的历史、精神病院诞生的历史和临床医学诞生的历史为例，对现代性发生的历史予以空间化的考察。在一系列的权力空间化勘察中，以“圆形监狱”的分析最为著名。福柯在分析考察边沁于1787年设计的“圆形监狱”时提出，“圆形监狱”是现代权力统治技术空间化的典范型构。现代统治技术通过“圆形监狱”式的权力空间化建构，使权力弥散于空间的监视中，权力因此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现代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技术在监视的空间中得以实施和实现。因此，离开权力的空间化分析，就无法真正透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机制和策略，现代权力技术的内在秘密也就无法破解。福柯虽然并没有建立系统的空间理论，但他的空间化思维方式和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当代空间理论思考特别是后现代地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