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传统空间问题的探讨主要在地理学的视野内展开，因而地理学一直被称为关于空间的第一科学，并形成了关于空间的地理学研究方法。大卫·哈维认为传统地理学将空间自然化，空间成为可定型定量的客观事实，“空间同样被当作一种自然事实来对待，它通过指定的常识意义上的日常含义而被‘自然化’了。它在某些方面比时间更为复杂——它具有作为关键属性的方向、地域、形状、范型和体检，以及距离——我们象征性地把它当作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可以测量并因此能被确定下来”。在科学实证主义影响下，传统地理学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建造所谓客观科学的地理学模型。在相当长时期里，传统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主义倾向限定了空间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使空间始终定位于自然地理科学之中。自然科学模式下的传统地理学研究，以数学、几何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以自然地理形貌作为空间研究的主要对象，将空间理解为一种客观自然的存在，空间因而成为一种有待人们去观测、度量、图绘、描述的客观自然地理环境。传统地理学过分强调空间的客观自然地理性，忽视了空间的社会历史性特征，使空间的社会历史维度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首先，传统地理学遮蔽了空间的社会性维度。传统地理学忽视空间的社会性，造成社会学与地理学的长期隔绝。一直以来，社会学家认为空间的变迁应该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空间属于自然地理的范畴，是一种先于或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客观自然。空间的自然地理性是天然给定的恒定环境，社会只能在给定的自然地理背景中展开。“现在，社会空间一词已经被广泛接受了。但仍然有一种倾向，把空间当作某种固定的、不受社会实践变化影响的东西。……人们依然相信空间是一种恒定的场域，这大概与传统的地理学与绘图法有关。……尽管地图从来就不是完全精确的（因为它们用形象来固定那变动不居的现实），尽管它们是抽象地建构出来的，只能把握住偶然的情境，但人们却以为它们客观地、一劳永逸地阐述了现实。”空间并不是纯粹物理学或地理学意义上的客体，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通过实践生产活动，人类创造了属人的第二自然——即“人化的自然”，完成了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因此，从实践观点看，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是通过人类实践被生产出来的，空间的属人性——即空间的意义便也通过人类的历史实践过程被生产创造出来。
其次，传统地理学遮蔽了空间的历史性维度。在传统地理学看来，空间是一种自然地理现象，这种自然地理空间如同坚硬的大地板块，凝固恒定，亘古不变，它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客观而坚实的广阔舞台，并成为承载历史的巨大容器。历史意义在自然地理学中处于外在附属的位置，历史在广阔的地理疆域中更迭上演，但岁月荏苒，江山依旧，地理的空间长存不变。将空间处置为与人类实践无关的纯粹客体，具有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特征。从实践的观点看，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自然地理空间已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已完全改变了空间的自然地理性，自然已摆脱了原始的自在性，而成为自为的存在。单纯的自然地理空间观，抹去了人类实践的历史痕迹，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即从历史的观点出发，空间应该被理解为不断变动、不断改造的过程，是历史的产物。因为，只有透过历史，地理空间的社会学意义才能呈现出来，反之，只有透过地理，历史空间的社会意义才可能真正地呈现出来。正如大卫·哈维所说：“空间和时间的历史地理学，促使我们批判地反省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之奋斗的是什么？我们试图建立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是什么？这些如何与资本主义下变化多端的时空的历史地理发生关联？一个社会主义的或对生态负责的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看起来像什么样子？由于同时对空间和时间有潜在的兴趣，历史地理学家具有无限的潜能，来反省不仅是这个或那个地方的历史和空间关系，而是整个社会生活与社会再生产变化中的时空经验之谜。”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主旨正在于凸显空间的社会历史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为此，他以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为分析对象，对资本主义生产与空间再生产之间的内在隐秘关系进行了批判性解读。经由资本主义的空间再生产和空间重组，空间不再是一种消极无为的自然地理环境，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成为一种生产资料，成为一种消费对象，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应该指出的是，与传统地理学过分强调空间的客观自然地理性紧密相关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其思维方式建立于机械唯物论基础之上。“地理环境决定论”机械地看待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是一种线性的决定关系，它过分夸大了自然环境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受此影响，文学研究也一直存在着“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其代表人是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泰纳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要素，其中地理环境主要指气候、土壤，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不同的民族文化性格，决定并形成文学艺术的不同风格。受制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文学艺术的空间研究始终难以摆脱文学与环境的线性关系束缚。马克思曾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文化与地理在实践创造的对象化过程中，形成了互动的辩证关系。人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地理环境同样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离开人的实践的纯粹客观环境只能是纯粹抽象的客体。在空间实践论的视阈中，自然地理是实践活动的物质基地和空间场域，正是由于社会历史性的融入才使自然地理空间成为属人的“第二自然”空间，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的意义与价值，因此空间既具有自然地理性，又具社会历史性。在实践的基础上，空间达成了自然地理性与社会历史性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