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居时，陈干新成立的三十九混成旅驻扎徐州，因为其中是以我送去的彭治坤、夏占瀛所带的人为班底，所以他一日数次电请我到徐州。同时袁世凯新派的山东都督周自齐也到了山东。周虽是曹州人，他生于广东，留学外洋，对本省的地方情形茫无所知，所以连电请我出山。我因独立一事的经过使我灰了心，明知道此时正在捣乱，也不会办好，我那时只想出洋留学，决心不再出去了。陈干专派他的宪兵队长蔡某到郓敦请赴徐。我起先原是不愿意去，后来因蔡队长再四恳求非同往不可，实在推辞不过，乃于元年四月一同到徐，住在云龙山。到徐不久，周自齐又派施从滨、庄陔兰、谭奎昌等三人来约我去济南，他们且派有专车到韩庄来接我。二次又派宋绍唐催我前往。我在他们屡次敦促之下，终于动身赴济。在这以后就是民初的事，更为复杂，千头万绪，在这里我也就不往下写了。
八、过去巡抚的评比与独立时各派人物的分析
历史是和人物分不开的，现在是与过去相联贯的；没有人物就没有历史，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既要写山东独立，就不能不将当时和过去的人物加以叙述。然而过去与当时的人物又非常复杂，势难遍及。兹仅择其主要者略加分析，使读者一目了然，庶不至茫无头绪。过去的人物作为一类，是由孙宝琦以前，自张曜到孙十八年中的十三个巡抚作比较，另一类是在革命时期独立过程中的活动者。不论老少新旧，本地和客籍，择其有关系者，加以概括的评判。或其人在社会上虽有名字，而山东独立时却未参加，则姑且从略，以待后来再补。因为这是写的辛亥山东独立记，并非是山东人物志，体例所限，不得不然。兹先写第一类中的山东巡抚。
孙宝琦是清末山东巡抚中最后之一个，他是在清光绪十二年至十七年曾任山东巡抚张曜的女婿。由张曜之末到孙宝琦之初，在这十八年之中，曾更换过十二个巡抚。这十二个人是福润、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张人骏、周馥、胡廷干、杨士骧、吴廷斌、袁树勋和孙宝琦。在这前后十三个人中，除庸庸碌碌不需要加以评论之外，而于山东地方政治、军事、外交比较关系重要一点的有三个人：一是张曜，二是李秉衡，三是袁世凯。先就张曜说起。为什么先说张曜呢？因他在山东作巡抚五年有余，在十三人中比较是最长的，山东人对他也是印象最深的。他是带领嵩武军西征新疆，入关后曾补授广东陆路提督。调往北京，挖掘疏浚京师护城河有功，调任山东巡抚。在山东还算是勤政爱民，后来他就殁于任上。别的详细情形我知道的不甚清楚，我记得当他死后，各处的老百姓对他公祭哭奠的很多。我亲眼看见村庄墙上用石灰写的大字“张青天”，在那个时候，也就算难得的了。所以在大明湖边给他修了一座张公祠，也不是毫无原因的。而且他在山东治理黄河，确实着有成效。从鲁西到鲁北黄河两岸居民对他都异常的感激。
张曜之后是福润，他是咸丰年间大学士倭仁之子。对于才能、经验都说不到，无何政绩可言。不过比张曜的时候。宦场习气逐渐浮华的多了。光绪甲午，中日战役将起，清廷就把他调开，由李秉衡继任。
李到任后，励精图治，力矫福润的萎靡，崇尚俭朴，综核名实。李到任不久，中东战事已经开端，关内外大为震动，而山东尤其紧张。这时我父因在籍守制，刘坤一、李鸿章、宋庆、董福祥同时交章奏调出山。原来与李秉衡并不相识，彼时李因山东军情紧急万分，飞章奏留。清廷以关外军事尤紧，不允所请。已经行至德州，李先后派专员数起沿路挽留，并电奏清廷力争，终于照准。星夜驰往登州，接统嵩武军五营，严防登州海口。这时沿海各路防军已经先后败溃，宁、文、荣相继失守。李秉衡亦从烟台退守黄县，而日军乘胜猛扑登州，连攻数次，未能登岸，情势危急已极，李连电我父谓：“登州三面环海，现在又无援军，如不能守，不必过于坚持，可以全力退保由黄县到莱州的要路。”这时候李已由黄县退守莱州了。我父始终不肯放弃阵地，在万无可守的环境之下，终于将日本的战舰打沉两只。日寇知道在登州决难取胜，才将军队又撤回到宁、文、荣一带。是役之后，清廷因李秉衡守卫山东，保障畿辅，功绩异常，遂将他升为四川总督。
李走后由张汝梅继任。张为人庸暗，而又对于军事、政治措置乖方，清廷将其罢免，又叫毓贤继任。毓贤是由山东州县起家，因长于缉捕，升任曹州府知府，残酷异常，任巡抚后，未及一年，转调山西，在山西引起极大的教案。后来他死的情况也异常之惨！
继毓贤之后者为袁世凯，袁在戊戌政变后，成了西太后面前第一红人，巡抚刚一发表，山东官吏将弁都纷先去迎贺。我父那时候因御倭之功补登州镇，独无只字相通。袁疑我父曾与他的伯父袁保恒同时共过事，今以前辈自居，瞧他不起，大为不悦。见西太后陛辞时，微露更换登镇之意。西太后立即告他说：“夏某是西征宿将，朝野都称赞他，屡见章奏；况甲午之役有大功于国家，汝初任封疆，遇事应当向他谘商。”袁遂唯唯，不敢再言，而心中更为忌怒。到任后遇事佯为恭敬，而暗中每每掣肘。庚子事起，清廷急向山东调兵入卫，袁自己所带之武卫右军都未经过战阵，而且决不愿派走。于是招集三镇会议，问谁北上入卫，兖、曹两镇皆以老迈有病诿避。我父奋然说道：“国家危亡已在旦夕，势如焚溺，岂容再计，愿立即北上入卫。”袁且预料北去必无幸理，及闻在近畿先后作战情况，乃大叹服，从此不敢轻视。以后他的转变此处姑不必论，而当他在山东时，保境安民，没有引起交涉，振兴教育，澄清吏治，在旧式的巡抚之中，确是有相当的成绩！
袁丁忧去职，继任者为张人骏。张之为人纯谨端正，其治绩虽与张曜、李秉衡不能相比，然而较之福润之浮华，张汝梅之庸暗，毓贤之残暴，已经强得多了！
继张后者为周馥，为人性愎，又兼耳聋，措施未能悉当。然长于理财，其居心尚思有为。梁鼎芬奏参他，说他“贪鄙无耻，不齿士类”。亦不免过甚其辞了。
周去后，由胡廷干护理，为时不久，当然无所表现。胡后为杨士骧继任。他是由直隶清河道，升按察使，转布政使。原来为李鸿章所赏识。人虽聪明，性喜挥霍。而山东吏治承周、胡之后，极为废弛。杨到任，又不能严加整饬，一味铺张。对于中枢各方面要人的推荐请托，一律敷衍，以致挂名人员增加，表面热闹，内容空虚，各处盗贼蜂起，燎原遍野，民不聊生，以致直豫苏皖派兵协剿，经年累月，东奔西窜，地方已不堪蹂躏。杨士骧既不知兵，各路将领对他亦不重视，兼以调度乖方，吏治腐败，本省旅京同乡均感愤恨，啧有烦言，而都察院御史又先后奏参，说他“宂沓无能，贻患地方”。那时候我父因日俄之战，调卫京师，虽是云南提督，却驻军在直隶一带，朝野同声连名奏请回东督办清乡事宜。当即奉旨：镇道以下悉归节制。回东之后，首先严惩贪污、整顿军纪、抚慰疾苦、剔除积弊。号令一新，军民悦服。未及数月，化莠为良，全省匪患及毗连鲁豫苏皖边境一律肃清。而杨士骧，端拱无为，坐享其成，反倒继袁世凯之后任，升了直隶总督。
继任者为吴廷斌，人极谨饬，短于肆应，未久去职。其后为袁树勋。袁到任后，对于吏治，力求振作。又由赵秉钧将汪涵荐举给他，一方面任中路巡防统领并在幕中为他运筹赞划一切。所以袁在山东，虽仅一年有余，而山东吏治颇有起色。
袁调走后，继任者即为孙宝琦。孙宝琦对山东独立的关系，在前边已经谈过。他之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既如前述。至于他的基本观点，对于清廷请罪的三个电报及他给山东学台陈荣昌的一封亲笔信中，就揭露的很清楚。孙至陈信向未公开，今将孙的信引在下边：
“公与弟皆为救君父于危难之计而始出此。此原非臣子所忍言。次山忠义之概，令人敬佩！然于今日时势以及古今公理，似均未明，不足与言。同寅中亦未必均看得透。鄙见拟将敝处一稿先行电达，大稿请以个人名义函达监国，冀可动听。如需电奏，请将前后闲文删减交下，再行代发，专此敬颂筱圃（陈荣昌字）仁兄大人台安！弟宝琦顿首。二十一日。”（此信见文件函件类第三号）
由此一函，孙宝琦的立场还不明白吗！以上从张曜到孙宝琦这一段共十三个巡抚就我认识的只有七个。其中有好的，有坏的，坏的如昏庸残酷等等，即使是好的，也脱离不了封建时代人物的范围。但是什么时代都有好人，我们要公是公非，不能因着时代不好，连那时的好人也说坏了。譬如岳飞、包拯、海瑞、林则徐，能说他们不好吗？可是也不能因着他们是好人，就说那个时代也是好的。
有人又说：“这十八年中的事，与独立有什么关系？”殊不知这十八年，在清朝末季，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期限之内，有甲午之战，有戊戌政变，有庚子之乱，割台湾，割青岛，均在此十余年内。至于民生的困苦，环境的逼迫，社会的黑暗，政治之腐败，官吏之昏庸，人情之虚伪，是非之颠倒，种种情况，在在皆由反面的刺激，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又哪能说与独立没有关系呢！
历史的重要条件，就在能取信于人。能否取信于人，全在叙述的真实不真实。这是古今历史惟一的重要性。非但历史的重要性在此，就是历史的不可磨灭的真价值也在于此。所以毛主席常常指示给人们要“实事求是”。又说“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若以现在马列主义的眼光，追加到五十年前人的思想上，不但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以下我们再分析独立时的各派人物。
在山东独立前后的主要人物，有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两派，在前文中已大致提到过了。兹将在同盟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略举二三，他们之中的中坚分子，是以徐镜心、谢鸿焘为首。他们两个人却意见不合，时常发生冲突。徐富于冒险性，谢则顾虑颇多，虽则如此，而对于革命思想的确是一致的。丁惟汾与徐、谢的性质皆不同。徐、谢有时候都有轻躁的毛病，而丁惟汾比较沉着，不过他犯的毛病表面看来虽没有什么，实际上是能误大事。（一）文化水平不高；（二）胸襟狭隘，对于当时的同盟会信念很坚固，而排斥异己的心理也很强。这三个人中，徐镜心在二次革命时，为陆建章所逮捕杀害了。谢鸿焘不甘环境之淡泊，在民国告成八九年后变了节，倚靠了军阀。丁惟汾则始终未离开国民党，一直是跟着蒋介石在一起；而仇视异己的心理，也是始终不变，即对同党的人如王鸿一等，也在他的排斥之列。他的长处，是能耐艰苦，生活不腐化，因其无知人之明，往往陷于主观而不自觉。这三个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陈干虽也是同盟会员，却未曾留过学。他的特点：有才气、能冒险、能受艰苦，对于同盟会有深刻的信仰，在关内外到处奔走运动，传播下了革命种子不在少数。他于学问，虽说不上深造，然而颇有诗才，也颇有惊人之句。他的弱点是：不甘寂寞，又好意气用事，结果在北伐时，竟为李宗仁所忌，把他枪杀了。
在当时青年学生中，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很多了，那就不胜其数。最积极而富于斗争性的首推王者塾，他是诸城人，号乐平。在酝酿独立时，他是法政学校的学生代表。他的特长是在教员与学生二者之间能取得信任，即非同盟会如丁世峄等对他也很好。他对于革命前进的思想是始终如一，且喜欢研究文学。他曾经到俄国伊尔库次克去过两次，后来在上海被人暗杀了。
还有张树德，是陆军小学的教员，临清人，优贡出身，与本县吴桂华同有才子之称。吴著有《学文溯源》一书，对于钟鼎文字多有发明。在壬戌年，我曾为他作序印行。而张也长于金石考据之学，他的书法对于篆隶真行皆有心得。那时候他和姜致中、李崧三个人对于革命的事业是始终一致的。他们以陆军小学作为根据地，传播革命种子，张树德的力量不少。后来他和我学琴和性理之学，有七八年之久，可惜未及五十，就故去了。
王朝俊即王鸿一，这个人性质很奇特，可以说是不平凡的社会人物。他也是一个秀才，虽学问无甚深造，然而能见其大。他的长处也很多：能虚心，能下人，他能不记小怨，也没有不懂充懂的毛病，寻常的高官厚禄，满看不到眼里，终日为教育社会事业而奔走努力。虽然言论很豪放，而却平易近人，到哪里都同人合得来，颇有号召力。时时不满现状，总想改革。最可笑的是：他并没有改革的目的，也没有革新的计划；既便是能有大权在手，也不过是一个不新不旧的改良派，或者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其原因是如高干之有雄志而无雄才，所谓“不学无术”，没有思想领导。后来因急于要有所成就，也有不择手段的地方。
在当时对于联合会最为关心而奔走最力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金志汉，一个是丛琯珠。金志汉后来叫金天会，是济南的回教人。他虽然在社会上名望不高，而对于革命事业非常之热心，也非常之细心。我与他从前并不认识，在联合会成立的这一天，他听见我的议论，非常感动。散会后，他就来到我的寓所，曾作详谈。并毛遂自荐的不要名义，不收报酬，愿在暗中作各方面的调查，随时报告，并再三嘱咐不要露出他的名字。在这个期间，我得到他的协助很多。他几乎每天都有报告，现在残存的文件中不到半数尚有他的条陈报告等项至十六件之多。丛琯珠在取消独立之后，即回到他的本县——文登，酝酿革命，不幸竟致遇害了！
在同盟会以外，不平凡的人，如丁世峄、庄陔兰，他们的情况在前边已经略为介绍过了。在客籍中，无论是学问、品志、思想、行动，最为突出的是张志。他是在日本最有深造的留学生，自十几岁就努力学问，以孝友侠义为社会所称赞。在日本尚未回国时，袁树勋即慕其名，将他函聘到山东。内为巡抚的顾问，外为法政、高等师范各学堂的教习，并非官吏，而地位颇见优礼，一直到孙宝琦，他的声望始终如一。入民国后，他作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以原职调往安徽，又以原职再回山东。于两省的司法改革，都有显着的成绩。不但学生对于他很信仰，就是一班同事的人，如楼兆梓、萧方骏、姚鹏图、朱是、孙松龄、雷光宇、李肇甫等对于他也都非常之佩服。可惜后来因不屈张宗昌，被害，识与不识，无不痛惜。
张的这一班朋友，各有特点，姚系太仓县举人，长于金石、考古、书法、词曲之学。日本的文学博士如内藤虎、长尾甲等对于他都非常之佩服。山东出土的金石碑碣，经他鉴定的很多。萧是三台的举人，长于文学，尤精医理，平易近人，淡于荣利，后来年登大耄，始终不改常度。楼兆梓另具风格，表面不露圭角，胸中泾渭分明，见人之长，赞不容口。他对于本省客籍的社会人士，都能水乳交融。他喜欢诗文，自己虽不作，而喜多读。我从日本回来，他到天津去看我，首先即问我近作，抄去不少，由此可见他对于诗词的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