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秋，正当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之际，河南发生了由白朗领导的宝丰、鲁山等地贫苦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武装起义。在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后，这支起义武装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坚持进行反袁和反帝斗争，使起义成为一次带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农民起义战争。这次起义战争扩及豫、鄂、皖、陕、甘五省广大地区，历时三年之久。最后虽遭北洋军镇压而失败，但它在配合和支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战争，沉重打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起义武装的创立和初期活动
河南宝丰、鲁山一带，是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发源地。这一地区的农民，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十分严重。清末民初，约有70~80%的土地被地主所霸占，地租高达收获量的60%以上。农民除受地租剥削外，还受高利贷的盘剥，比较普遍的是借银一月，索利三分，借粮一季，交息五成。反动政府征收田赋本较苛重，承包人又从中侵吞，中饱私囊，外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为地主、官府服各种无偿劳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1911年，宝丰，鲁山地区遭大冰雹袭击，农业歉牧，但封建剥削却有增无减，致使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出现了“千百成群，揭竿起事”的革命形势。由贫苦农民，采煤工人、“匠”和部分被裁士兵组成的许多小股农民武装，纷纷开展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
在封建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不少中小地主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白朗也被迫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白朗字明心，1873年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大刘村，家有土地二百亩。1908年被人诬告入狱，经变卖土地营救，才被释放。之后，经历了当兵、贩盐、炼铁等活动，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贫苦群众。1911年10月，白朗公开扯起义旗，组织了一支起义武装。最初只有二三十人，多为衣衫破烂的贫苦农民。所用武器除一支快枪外，其余尽是“笨炮”（即土铳一类武器）和大刀，因此有人称他们为“笨炮队”或“袄片队”。
白朗起义武装成立后，即于11月联合以张群为首的义军共约一百人，进攻靠近叶县的鲁山张官营地主武装。因遭叶县军队和地主武装夹击，损失八十余人。张群阵亡，白朗负伤。虽然初战受挫，但白朗并不灰心，继续坚持斗争。1912年4月，白朗率起义军二三十人，在宝丰东北交马岭设伏，袭击宝丰卸任知事张礼堂的保镖，缴获快枪十余支。不久，又和郜永成（又名秦椒红）的起义军联合作战，多次击败叶县知事温少良率领的反动武装，使其龟缩城内，不敢出战。
这时，宝、鲁一带各股起义武装活动频繁，声势日益壮大。
当地反动政府无力镇压，便使出了招抚伎俩。一些起义军首领中计受骗，惨遭杀害。白朗识破了反动派的欺骗勾当，拒绝“受抚”。他率部北上禹州（今禹县），一举攻克神垢镇。后又南下舞阳县，以母猪峡为基地，往来游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封鄂豫边境。起义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每到一地，将地主富商的粮食，银钱，衣物，首饰分给穷人，加之起义军的纪律也比较严明，因而深受群众的拥护。当时流传着不少赞扬白朗及起义军的民谣。由于白朗的威望日高，许多小股起义武装纷纷投奔。特别是袁世凯篡权后，变本加厉盘剥民众，使民生更加凋敝，河南人民“十（之）八九不能自活”。于是，参加起义的群众日益增加，一年之内，部队迅速发展到二三千人。
白朗起义军经过初期战斗活动，建立了一支比较能打游击战的武装，并有一小块游击基地，给了地主豪绅、反动地方官吏以应有的打击。但是，军队的组织形式比较原始，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番号，只有人数不等的“杆”（分马队和步队），由，各杆头统率，以杆头的姓名为旗号，无统一的职称。
袭击豫鄂两省敌军，配合“二次革命”战争（1913年5月~11月）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发动“二次革命”前，已与白朗取得了联系，并派人在白朗的部队中工作。正当袁世凯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南方的革命军之际，河南省国民党干事阎子固曾动员白朗“在淮上起事接应”圆。白朗也曾派人到武汉，与革命党人接洽。“二次革命”战争爆发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又于7月20日写信给白朗，向他提出了“乘虚直捣”豫鄂，配合讨袁作战的建议。虽然信使在开封被反动军警逮捕杀害，白朗并不知道黄兴的具体意见，但这一时期，白朗起义军转战于已被北洋政府所控制的豫鄂两省，积极打击反动地方武装，牵制了北洋军的部分兵力，威胁着被袁世凯视为生命线的京汉铁路，客观上配合了革命党人发动的讨袁战争。
一、克唐县，占禹州
正当北洋军沿京汉路南调，准备向南方革命军发动进攻之际，白朗于1913年5月底6月初分兵两路，积极展开活动。一路由高鑫，宋一眼率数百人，在许昌、襄城、叶县一带袭扰敌人；另一路由白朗亲率二千余人，南下唐县（今唐河）、泌阳一带，声言攻占唐，泌等处后，即“与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图大举”。河南都督张镇芳急忙商请河南护军使雷震春，派团长任昶武、南阳镇守使田作霖率部“追剿”高、宋起义军；派河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王毓秀率一个团“兜剿”白朗所率的起义军。白朗利用唐、泌守军的离心倾向，事先与唐县守军取得联系，于5月31日夜一举攻克该县，缴获大炮六门，机枪两挺和许多枪械子弹，并争取豫军一个营起义。白朗破唐县后，立即率部北上，连克源潭、饶良、麦北，下洼，金汤寨，直逼裕州（今方城）。雷震春慌忙命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个营星夜赶赴裕州堵截，由驻马店下车的王毓秀部亦由泌阳、唐县分路追击。白朗闻讯后，便率部西入檀山，复经南召直趋鲁山。雷震春急令王茂元部由襄城兼程西进，改援鲁山。起义军改变攻鲁计划，转移至鲁山西北的深山密林处，甩掉尾追之敌，然后穿山越岭，采取奇袭战术，直趋禹州。
禹州位于襄城以北。6月14日，该县城内正为不久前被起义军击毙的团勇开追悼会。白朗军混在群众中，趁机入城，攻取南门大街，并向凭借西街寨门顽抗的民团勇猛进攻。城内守军约三百人，惊慌失措，弃械而逃。起义军缴获颇多。15日晚，起义军主动撤离禹州城，直趋郏县、宝丰。在郏县以北八里之白庙寺，击退了雷震春所部三个营的堵截，转入鲁山西北山区。这时，起义军声威大振，“一时望风而归者，不数日间达一千五百人。所得军器，亦极精锐”。队伍发展至五六千人。
二、西破淅川，南据枣阳
起义军转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左翼统领申保亨，于6月21日由许昌进驻宝丰，调集部队，布置对起义军的围攻。其部署是：旅长王毓秀所部开赴鲁山，由东南向西北“搜剿”，左三营管带金聚率部开赴半扎（临汝南三十二里），由北向南“搜剿”，右三营管带雷存修率部开赴大营，由东向西“搜剿”，西大社社董督率社勇堵截山口，防止起义军西走，管带鞠得胜率马队在襄城，叶县、舞阳、裕州、南召、鲁山等处巡逻。此外，还收买和派遣间谍、坐探，进行侦察破坏活动。雷震春把这一部署吹嘘为“四面围剿之法，为一鼓荡平之计”。并向陆军部夸口说：一定要“严缉首要，以期拔本塞源，永绝后患。”正当雷震春调动部队部署围攻之际，起义军悄悄离开山区西行，于6月底奔袭数百里外的卢氏城。7月1日，攻占淅川县的西坪。2日，攻占豫、鄂，陕交界的重镇荆紫关。驻守荆紫关的王天佑率残部向浙川逃跑，起义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克浙川城。至此，雷震春的“四面围剿”计划完全落空，而邓州（今邓县）、内乡、镇平等县频频告急，纷纷请派援兵。镇守南阳的周符麟，急不可待地连电袁世凯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声称如不及时增援，不但邓州、内乡等县难保，即南阳亦岌岌可危，进而提出给他“另委一相当之事”，准备临阵脱逃。
起义军攻占淅川后，又挥师南下，进至鄂北的郧县境内。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副总统黎元洪立饬鄂、豫、陕三省军队，不分省界，联合“会剿”。7月14日，起义军与三省联军激战于均县贾家寨以东，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弹药消耗甚多，故未紧追败敌。随后，起义军乘船渡丹江东进，消灭了阻拦的敌军，复北入豫境。17日进围镇平县，威逼南阳。张镇芳急电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吴庆桐，请他派兵一团救援。8月，起义军又击败周符麟部于百泉山，获大炮数门，枪械甚多。随后，再次进入河南唐县、泌阳，桐柏和鄂北天河口等地，并在桐柏县建立第二个游击基地。
9月下旬，白朗又率部南进至鄂北随（县）、枣（阳）地区。25日夜，在枣阳守军两个连内应下，攻占县城。起义军逮捕了横行霸道、荼毒居民的外国传教士数名。枣阳被占后，吴庆桐电令驻樊城之第五团派步兵一营、驻钟祥之第五团第一营派步兵三连，由西、南两个方向进攻枣阳；令驻随县之第四团分扎边界防堵，由帮统李治云和团长赵福汇所率之部队也分别进至枣阳城下，形成四面包围。起义军据城固守，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团长、副官各一名。黎元洪下令调拨重炮两门，加紧轰城。起义军为保存实力，于10月6日晚从北门突围西行。虽敌军“四面云集”，结果依然“莫之阻也”。大量敌人被起义军牵着鼻子团团乱转。
三，袭鲁山，占宝丰
起义军从枣阳突围后，旋即转移至唐县，泌阳，裕州，舞阳一带，于1913年10月中旬，进入鲁（山）、宝（丰）地区。10月19日晨，进攻鲁山城，因守军有备，攻城不克，遂退至鲁山西北山区。张镇芳急令河南第一师师长张锡元和旅长王毓秀分别率部“进剿”。起义军依托高山密林，与优势敌人周旋。22日，在娘娘山，青条岭、椅子田一带与“进剿”军激战。23日，又在锯齿岭阻击敌人。“进剿”军既怕起义军夜袭，又怕起义军乘虚攻取鲁山城，所以只能朝发夕归，不敢在山地驻扎。起义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进攻宝丰城。首先派人潜入城内，主力于11月11日从百余里外向宝丰疾驰，次日凌晨，趁守城民团困倦之际，城内的起义军纵火扰敌，城外的起义军立即架梯登城，一举攻占宝丰。这时，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正率马步四营前往鲁山途中，忽闻宝丰被占，“即派马飞调赴鲁山之队回剿”。起义军稍事抵抗，即撤出县城，回到鲁山西北山区。随后，又挥师南下，转至南阳地区。不少反袁的进步青年以及基层的革命党人投奔起义军，原季雨霖第八师的士兵也纷纷携械投奔。
自1913年5月至11月，半年之内，白朗起义军转战豫，鄂两省，共牵制了北洋军及地方部队约五个团和十四、五个营的兵力，相继攻破十多个城镇，歼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不仅使鄂豫两省的军政头目惶恐不安，而且惊动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
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近万人，并打起了“中华民国抚（扶）汉讨袁军”的旗号。随着快枪、火炮等新式武器日益增多，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起义军已分为步、马、炮、工、辎，“扎立营寨，放哨巡逻，悉如军队”。这些重要变化，标志着这支起义武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转战京汉路两侧，打破敌军两次“围剿”（1913年12月~1914年3月）
一、打破第一次“围剿”
讨袁战争失败后，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并积极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但是，声势越来越大的白朗起义武装，对于北洋政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心腹之患。陆军总长段祺瑞就透露了这种心情，他认为起义军“地处腹心，若不认真痛剿，终无了局”。不仅如此，还由于起义军的活动，“大碍西人商务及传教事宜”，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的重视。1913年11月，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建议北洋政府使用飞机，“将白朗军队全行炸尽”。各国驻京公使也“迭经函致政府，要求迅速扑灭”这支起义武装，依靠帝国主义支撑的；比洋政府，在“外人注目”的情况下，决定对白朗起义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
1913年11月下旬，北洋政府增兵河南，电饬豫督张镇芳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其具体部署：毅军统领宝德全率部驻郏县、宝丰、汝州（今临汝）三县，师长张锡元率部驻舞阳、泌阳一线，王毓秀旅驻裕州，南召、鲁山，伊川一线，成慎团驻襄城、叶县；南阳镇守使田作霖部分驻镇平，内乡、浙川和南阳、邓县、新野六县，南下的奉军驻唐县、桐柏两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驻嵩县，宜阳、永宁（今洛宁）、卢氏县，北洋陆军第二师的混成营驻确山，遂平一线；统领徐占凤，高文贵所部担任京汉路警戒；河南护军使赵倜率马队巡察各处，督饬诸军。上述总兵力约三万余人，妄图将白朗起义军围歼于豫西南地区。原计划12月1日开始“围剿”，于一个月内将起义军“一律肃清”。并要各县知事“赶办清乡，以绝后患”。实际上，“围剿”行动于1913年末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