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沸羹集》。
——为《虎符》演出而写
关于战国时代的史事我一连写了四个剧本。
《棠棣之花》，
《屈原》，
《虎符》，
《高渐离》。
也太凑巧，从他们各个的情调和所处理的时季来说，恰巧是相当于春夏秋冬。
《棠棣之花》里面桃花正在开花，这儿我刻意孕育了一片和煦的春光，好些友人都说它是诗，说它是画。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原故。
《屈原》里面橘柚已残，雷霆咆哮，虽云暮春，实近初夏，我也刻意迸发了一片热烈的火花，有好些友人客气的说为有力，不客气的认为“粗”。大概也就是由于这样的原故。
目前所要演出的《虎符》，桂花正盛开，魏国的宫廷在庆贺中秋节。我希望能有一片飒爽倜傥的情怀，随着清莹嘹亮的音乐，荡漾。
《高渐离》几时可以演出尚不得而知，在那里面有赏初雪的机会了。它是战国时代的结束，也是我的四部史剧的结束。
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时代，我们的先人努力打破奴隶制的束缚，想从那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整个的努力结果只是换成了另外一套的刑具。
“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语见《庄子·胠箧》。。
谁个料到打破枷锁的铁锤，却被人利用来打破打破枷锁者的脑天呢？
但这是后话，须得知道打破脑天的铁锤本是用来打破枷锁的，而且始终可以用来打破枷锁的。所差就只有使用者的用意和对象之不同。
戏剧究竟该怎样写，该写些什么，我自已还抱着一个存心学习的态度，不敢有什么放言高论，也不希望能有什么放言高论。
我只想把自己所想写的东西写得出，写得活，写得能使读的人、看的人多少得到一些好处，那便是使我满意的事。
我为什么要写史剧呢？就因为我想写史剧。写是写出了，究竟写活了没有呢？这是我所苦心的。
我主要的并不是想写在某些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
战国时代是以仁义的思想来打破旧束缚的时代，仁义是当时的新思想，也是当时的新名词。
把人当成人，这是句很平常的话，然而也就是所谓仁道。我们的先人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思想，是费了很长远的苦斗的。
战国时代是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故尔有这仁和义的新思想出现。
我在《虎符》里面是比较的把这一段时代精神把握着了。
但这根本也就是一种悲剧精神。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
因此聂嫈、聂政姊弟的血向这儿洒了，屈原、女须也是这样，信陵君与如姬、高渐离与家大人，无一不是这样。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千古不磨的金言。
1943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