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情与格律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读随园诗话札记》共七七则，1962年2月起陆续在《人民日报》发表。
袁枚于诗主性情说。所谓性情者，谓抒写胸臆，辞贵自然。这较王渔洋王渔洋（1634—1711），名士稹，字贻上，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清代诗人。著有《渔洋山人精华录》及笔记《池北偶谈》等。神韵说之不着边际、沈德潜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清代诗人。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格调说之流于空套，自然较胜一筹。然袁枚往往为偏致之论，如云：
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随园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卷一第二则
这把格律和性情，完全等同了。人谁无性情？但并非人人都能诗。诗之有格律，犹音乐之有律吕。格律固可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即所谓“格无一定”，然而总是有规律的。
格律是诗的语言之规律。普通语言即具有规律，何况乎诗！诗之规律可以自由化，充其极如今之散文诗，而在遣辞用字之间亦自有其格调。故格律与性情，有客观与主观之异。两者能得到辩证的统一始能成其为诗。徒有性情而无格律，徒有格律而无性情，均非所谓诗也。
性情必真，格律似严而非严，始可达到好处。十才、学、识《诗话》卷三第四七则：
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今案“作史三长”出《新唐书·刘子玄传》，《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曾公亮等删定，凡二百二十五卷。
刘子玄（661—721），名知几，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史学家。著有《史通》。，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袁枚扩而充之，改“世罕兼之”为“缺一不可”，而适用之于诗，并谓“识最为先”，良有见地。
实则才、学、识三者，非仅作史、作诗缺一不可，即作任何艺术活动、任何建设事业，均缺一不可。非不能“兼”，乃质有不一而量有不齐耳。
“识”即今言“思想性”。“识最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误用才与学者亦有其“识”，特“识”其所“识”耳。彼反对政治第一者，在彼亦为“政治第一”，乃“反动政治第一”也。彼反对阶级斗争者，在彼亦正进行其阶级斗争，彼站在反动阶级立场而进行斗争也。
“识”，在历史转折时期则起质变。故有奴隶制时代之识，有封建制时代之识等。袁枚之“识”，封建制时代之识也。即以其《诗话》而言，故在当年虽曾风靡一世，而在今日视之，则糟粕多而菁华极少。居今日而能辨别其糟粕与菁华，则正赖有今日之识。“识最为先”，毕竟一语破的。
但袁枚是无定见的人。关于作诗，才、学、识三者孰先之论，就有三种说法。《诗话》中以“识最为先”矣，此外却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造化无才不能造万物，古圣无才不能制器尚象，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蒋士铨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号藏园，江西铅山人。清代戏曲作家，文学家。著有杂剧、传奇多种，其诗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有《忠雅堂全集》行世。《忠雅堂诗集》序，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中，标题为《蒋心余藏园诗序》）
二、“作诗之道难于作史。何也？作史三长，才、学、识而已。诗则三者宜兼，而尤贵以情韵将之，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韵长，不徒诗学宜然，即其人之余休后祚亦于是征焉。”（《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钱竹初诗序》）
在“三长”之外似乎还有“情韵”，但其所解“情韵”，不外是“弦外之音，味外之味”，这又是所谓神韵加格调也。这是靠学可以得来的，故袁亦明言之曰“诗学”。是则“三长”，之中又以学最为先了。
《诗话》和二序都是袁枚晚年文字。三处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幸而只有“三长”，如果有五长或十长，那定会说得五光十色了。袁枚之无定见也，如此。十八月口星心《诗话》卷五第一四则：
孟东野《咏吹角》云：“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月不闻生口，星忽然有心，穿凿极矣。而东坡赞为“奇妙”。皆所谓“好恶拂人之性”也。
今案：孟东野孟东野（751—814），名郊，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唐代诗人。著有《孟东野诗集》。诗句确是“奇妙”，以新月比吹角之形体，以流星喻角声之悲壮，得未曾有。试于夜间在荒漠中闻吹角，必有苍茫寥落之感，不可名状。今以流星表之，以孤月衬之，不竟使不可摩捉者得到确切之形象耶？月固无口，星固无心，然诗人可以为之开口，可以为之生心。诗人于万事万物均可赋予以生命，古今中外，莫不皆然。特孟东野为孤月开口、为落星生心，为独创耳。说孟东野“穿凿极矣”，说苏东坡苏东坡（1036—1101），名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著有《东坡集》、《东坡词》等。“好恶拂人之性”，主持性情说之“诗佛”而为此怪论，殊不可解。
古人言“为天地立心”，天地均可有心，何以星不能生心，月不能开口？袁枚曾举其座师孙嘉淦孙嘉淦（1682—1752），字锡公，号懿斋，兴县（今属山西）人。清代理学家。著有《春秋义》、《诗经补注》。《咏梅》诗句有云“天地心从数点见”，誉为“诗不腐，言外含道气”（《诗话》卷四第九则）。何以此却不为“好恶拂人之性”？
蜀中有童谣云：“月儿走，我也走。月儿叫我提烧酒。”月儿不仅有口，而且还可以“叫”人。又云“满天星，星满天。星星你飞到哪一边？”星星而“你”之，自然以为有心。可见苏东坡之好恶终与人同，而孟东野之诗心亦非“穿凿”。
四六甘苦刚柔语见《孟子·尽心下》。
《诗话·补遗》卷二第十三则：
凡药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参、枸杞是也。凡诗之称绝调者，其词必不拗，《国风》、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为贵：绫绢柔则丝细熟，金铁柔则质精良。诗文之道，何独不然？余有句云：“良药味不苦，圣人言不腐。”
这种偏致之论，十分滑稽。药之苦与否，诗之拗与否，物之柔与否，根本不能比并。药以对症为贵，诗以能使人兴、观、群、怨语出《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为贵，物以适用、美观、经济为贵，此其大较也。袁枚所论，时每自相矛盾。如《补遗》卷三第十则云：“李杜韩苏四大家，惟李杜刚柔参半，韩苏纯刚。白香山则纯乎柔矣。”
物既“以柔为贵”，何以韩苏纯刚而入于大家，白香山纯柔而不得入于大家？再就药而言，例如奎宁，对疟疾为特效药，而味极苦。安见其“良药味不苦”？
如药以不苦为良，则甘草应为上品，何以有人比之为“长乐老”（历事五朝的冯道冯道（882—954），字可道，五代时瀛州景城（今属河北）人。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官皆将相，自号“长乐老”。后世鄙其为人。此处喻甘草百病可用，亦为贬意。），而袁枚以为恰合甘草身分？（见《诗话》卷十六第二四则）
药不以甘苦为上下，而以利于病与否为上下。古谚所云：“良药苦口利于病”，依然是合理之言。
良药之味与所谓“圣人”之言也根本不能比并。良药之味有不苦者，或虽苦可以使之不苦。所谓“圣人”之言，苟时过境迁，则曩之“不腐”者俄而腐矣。已腐之言，纵有大力，谁能使之不腐？忠君之义何如？天尊地卑之义何如？夫唱妇随之义何如？五九天分与学力《诗话·补遗》卷六第四十则：
诗如射也。一题到手，如射之有鹄。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
这所说乃科举时代因题做诗之陋习。但在古时非先有题而后作诗，乃先有诗而后标题。文亦犹是。袁枚屡云“诗到无题是化工”，对此将何以自解？
即以射而论，袁枚所说，亦未中肯。下文云：
其中、不中，不离“天分、学力”四字。孟子曰“其至尔力，其中非尔力”——“至”是学力，“中”是天分。
这把孟子的话，恰恰讲反了。“力”才是天分，“中”要凭学习。体力有大有小，犹天分有高有低。当然体力与天分亦非一成不变，可依锻炼程度而有所增减。此如拳斗、举重之有级别，赛跑之有长短距离，声乐家之有高、中、低音，而在各种级别中，都能达到最高峰。但总右一定界限，不能逾越。
中与不中是巧拙，全凭锻炼而来。所谓“梓匠轮舆能予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即是在一般的规矩准绳之内，总要勤学苦练，才能至于巧。“铁杵磨针”之喻，即熟则生巧之意。故中与不中要看学力。偶然射中一箭不能算是本领，总要百步穿杨。
至于学有快慢的不同，巧有程度的差別，在这里虽然也有天分存焉，但我们可以断然地说：勤学苦练，天分虽低，可以达到一定的巧；不勤学苦练，天分虽高，则始终都在门外。
编选说明
为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各个时期散文创作的艺术面貌，编者根据作品内容将其分为五个部分，每部分中的篇目以时间排序，五部分的小标题均系编者所拟。
编选此书所依据的选本主要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共20卷，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至1992年陆续出版）、《郭沫若佚文集》（王锦厚等编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编者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