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出自重点大学的女学生，下课之后找到她们的代课老师，眼泪汪汪地责问老师：你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然后，据这位名叫杨师群的代课老师讲，她们把他告到了公安局，并且已被公安部门立了案。
我们能够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杨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的文章。杨在文章中说：“这样热爱中国文化与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的权利呢？”杨的责问或者叫喟叹，涂鸦以为十分到位。批评的权利是应该人人都有的，于知识分子而言，批评甚至都可以称之为他们的天职。有这样的话，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暂且不去评判这句话的得失，单就怀疑与批判精神而言，一个不枉知识分子称谓的人，倘缺失了这样的品行，怕也就背离了其学术研究的根基了。所以，基于这样的思路，身为讲授世界通史的杨教授，对于中国文化与政府的批评，即便是错误的，即便是条理不清晰、立据不坚实，恐怕也不应该就直接成为被告，成为被立案的对象。
我们都知道，“因言获罪”在中国并不鲜见。就这件事而言，鲜见的倒是这两位女大学生的眼泪汪汪。何以就眼泪汪汪？是因为爱得太深？恐怕并非如此简单。用艾青的那两句名诗来形容她们，也应该是有一点儿盲目。涂鸦觉得，重要的不是控告，重要的是眼泪汪汪。首先，对爱的认识和理解。虽然经历了“5·12”国难以后，人们对“80后”有了新的认识，但从更广的层面来看，他们对爱的认识和理解，还不无片面和偏激。譬如，爱是不是就不可以批评？批评就是对爱的背叛？就一定会产生恨？其实恰恰相反，更多的时候，批评是因为更爱。还有，由来已久甚至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模式，或者叫“灌输效果”，使他们难以接受批评的言辞，尤其是题材比较宏大的。五千年泱泱大国文化，博大且精深；十三亿人口之政府，坚如磐石，功载千秋，怎么就能够允你一个小小的教授“信口雌黄”？———这就是被杨教授称之为不正常的思维。当然，这究竟是学生们思维的问题，还是我们实施的教育方略的问题，其实应该是很值得探究的。
眼泪汪汪的大学生们还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在我们为她们的眼泪汪汪而感到遗憾感到惋惜甚至感到悲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更多地想到自己？面对一张洁白无瑕可以挥毫泼墨的白纸，面对需要不断拓展的思维空间，我们是束手无策，还是在孜孜不倦地发挥着自己的能量？也许，一切都应该从身边细微处着手，不放过任何一次改变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