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好把中山公园与风月之事脱离了干系。这并非就是什么坏事。那个时代还没有什么酒吧茶楼，没有更能够让我们感到安全地隐匿我们隐私的公共场所。说来滑稽，我们呢喃情愫畅谈未来的主要方式，竟然是行走———“压马路”。而在当时的银川，被人们普遍看好的压马路的地方，一个是保留相对完整的高大的土城墙边上的北环路，一个就是中山公园了。
那个临湖而起的青砖瓦楼，只有四层，从建筑风格上来讲，它是不值一提的。四四方方的一个火柴盒，能有什么风格而言？但是因为它突兀于一片绿色之间，面前是一弯恬静的湖泊，又因为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晨霭间便见霞光四射，颇显出其庄重与伟岸。楼内个别房间铺着地板，而楼梯则全部是木质结构的，走在上面闷闷地响，由不得你不肃穆起来。那时，它被冠名为银川市工人文化俱乐部，可见咱们工人在那时是多么有力量。1987年的春夏之交，我们来自各条战线的十几个人，被安排在这里学习歌词创作。一帮年轻人雄心勃勃，大有不创作出与“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肩的东西誓不罢休的气魄。在这些人里，一个不善言辞的小媳妇，引起了我的关注。她仪态恬雅，端庄秀丽，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且脉脉含情。因其不善言辞，便显得高深莫测，仿佛她真是一个什么高人。我有意识地接触她甚至引诱她，竟然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于是乎，在那片树荫下的羊肠小道上，在静谧无语的湖泊边，我们竟然有过徜徉，大谈文学之现状人生之常态，俨如骚客。
当然，学习是相当短暂的。当我们即将分别各自奔向第一线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临别前的团聚，而我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团聚的地方，竟然又是中山公园。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拿着照相机，带着笔记本，甚至揣着别人的诗集，满怀舍我其谁的心情，在中山公园里欢声笑语。我们故作姿态，扭捏万方，或独自躺在草丛中，做沉思状；或两人一组，打开书本，佯装探讨状；或一齐上阵，爬得爬蹲得蹲站得站，姿态多样，百花齐放，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石阶上，木亭间；花丛中，水草边，处处留下我们的足迹与身影。只见照相机咔咔咔地响，我们乐此不疲，心花怒放，真的有一种“比蜜甜”的感觉。
按照要求，我们必须向所在单位交一份答卷。我毫不谦虚地写了一首厂歌，在得到领导的赏识以后，我辗转交给了潘振声先生，然后用50元的稿酬拿下了由他谱的曲子。当各车间被要求纷纷组队大唱厂歌且气氛正酣之时，新调来的一位据说音乐造诣颇深的领导，立刻品味出其花儿味太浓的毛病来：不够刚毅，软绵绵。当然，在其后的日子里，厂歌就像这个厂的产品一样，搁浅了。不过，对于我而言，中山公园特别是青砖瓦楼间的短暂时光，毕竟使我受益匪浅，即便岁月之舟也时而搁浅，但终究会继续向远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