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天，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苏珊和她的丈夫正在一座树林里建造他们的木屋，恰如1845年英国哲学家梭罗在瓦尔登湖建造木屋一样，斧子、木锯，使他们不仅切入到树木的肌肤，也使他们更亲近了森林，更贴近了大自然，他们甚至感觉到了松脂松香的侵袭。像鸟儿筑巢一样，他们自豪于自己的行为和能力。然而，当他们面对刚刚完工的木屋，看到的却是大自然遍布被践踏的印迹。房屋建成以后，苏珊住了进去。然而，自责使她终日惶惶不安。这是一个环保主义者的自责。不仅如此，她甚至开始抵制消费主义浪潮的侵蚀，坚持“够用就好”的立场。在他们夫妇看来，他们支付得起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生活。
显然，现实生活让苏珊的“够用就好”的原则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实际上结果只有一种，如果不想让自己从环境中消失，就只能继续破坏你生存的环境。这是一个无奈。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并不因为无奈而停止。
是的，人不能属于一个房子。可是我们有多少人还在为房子而不断努力着；把小的换成大的，把偏远一些的换到市中心一带，把一套房子捣鼓成几套等等。有谁来按照苏珊的“够用就好”的原则行事？恐怕都是越多越好，哪怕放着，心里也舒服。
其实，房子不过是安置我们的一个住所，一个栖息地，甚至不能算得上一个家。因为对家的概念，人们已经有了新的诠释，它不仅可以是一个房子，也可以是一个地方，一个人群，甚至可以是一种男女关系，一种身份。北京的一个艺术家叫劲松，他创作了一幅摄影作品叫《标准家庭》，由200幅三口之家的合影组合而成。乍看上去，他们的神态似乎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这种单调，消弭着他们各自的独立，吸纳着任何可以成立的理由和故事。显然，这种重复是一种折磨。还有一个背叛重复的行为主义者叫沈晓闽，他想有一个家，安稳而封闭，但又不甘于如此，于是总是在搬家，在北京和上海这样游走了四年，搬来搬去都搬烦了，对拥有自己的一个家没有了信心。这时候，他开始实施选择家的行为。他把这个方位定在厦门，把一张厦门地图挂在墙上，由于是距地面100米高的航拍地图，厦门岛上的每一栋房子都清晰地反映在上面。然后他开始用飞镖决定住在哪里。用飞镖来决定，既包含了他的主动意图，也意味着一种无奈和偶然。不管这种行为的游戏性有多大，但是它至少向我们说明了一点，人是不能属于一个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