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苏北鲁南的冬季格外寒冷。清晨，缕缕炊烟从各家农户灶屋烟囱上缓缓升起，马上又被寒气压迫到地面，在田间院落间弥漫开来，散发出混着干草香气的焦味。大李庄几名本该坐在灶前准备早饭的女人，却忙着往各家各户跑，通知妇女们早饭后开会，送通知的人中就有我母亲。她跑完十几家，完成了村妇救会主任交代的任务后，赶回家里，为爷爷做了碗菜糊粥，热了几个糠面馍馍，自己匆匆吃了几口就赶到会场去了。
会场是父亲曾读过书的小学校，一间大教室里坐满了百十名妇女。这时，村支部书记领来了一位中年妇女，他朝屋里看看，笑嘻嘻地说：“好了，没有老爷们的事了。”便叼着烟袋离开了。
村妇救会主任拉着这位中年妇女说：“姐妹们，这位同志是俺区妇救会主任闫子良，她这次来是指导俺村拥军助贫工作的。大家欢迎闫主任讲话。”母亲打量着这个女人，很快认出来她就是上次在地道中避险时遇到的那位女干部。只见她还是原先那身装束，那把令人十分羡慕的小手枪仍然插在腰带上的枪套中。为了支援抗战，妇女们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做军鞋、征军粮的拥军组，安置护理伤病员的救护组，帮军烈属和贫困户春种夏收的助耕组等等。闫主任把这些工作做了讲评和布置后，让大家提意见出主意。
外面是寒冬腊月，屋里却热闹异常。大家争议着、嬉闹着、推攘着，把该定的事定下来了。散会时，母亲来到闫主任身边，要求把她的手枪拿出来看看。“她叫大雁，”村主任说，“她男人在咱队伍里，是俺村妇女工作积极分子。”“俺认识你”母亲说，“上次躲鬼子，俺和你一起钻过地道呢”。闫主任也想起来了：“你就是把俺们领进洞的那个小丫头呀，咱们也算生死姐妹了。”虽然很高兴，但也只是让隔着皮套摸摸枪。就这样闫子良认识了我母亲。后来知道闫子良和她丈夫孙世生以前都是地下党员，在县城以开杂货店为掩护收集敌伪情报，后来组织上调她到根据地当区妇救会主任。后又任县妇救会主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与我父母有过联系，只是不知当年她为啥要起个男性化的名字。自从闫子良与我母亲相识后，以后只要来到大李庄检查工作，总是让我母亲陪伴。我母亲大脚，敢走夜路，对村里各户的情况又非常熟悉，于是成了她不可缺少的帮手。后来，她去外村工作时也带着我母亲，爷爷就有些担心了。有一天，支书对闫主任说：“老周头让俺告诉你，别把他儿媳妇带丢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四月，经闫子良推荐，区抗联政府主任（区长）张德柱批准，把我母亲正式调到欢口区抗联政府任工作队员，做拥军工作。从此母亲便投身了革命，而且也有了大名，叫桂芝。由于母亲工作表现出色，在村里时即被内定为党员培养对象，还被评选为县抗联妇女工作模范。因此调到区里工作两个月后，于1945年6月5日被吸收为****党员，区抗联主任张德柱和区妇救会主任闫子良成为母亲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发展的党员一般都有候补期（预备期），但属于赤贫的工农出身的例外，我母亲属于赤贫雇农，因此直接发展为正式党员。另外发展党员都是秘密进行的，地方和部队除了书记和政工干部外，一般基层党员特别是普通党员的身份都不公开。因此发展我母亲入党的表决宣誓等程序都在保密状态下进行，以至于过了一两年我爷爷，我父亲都不知道我母亲已是党内的人。母亲虽然参加革命晚于父亲，但党龄却比父亲多一年，入党时刚满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