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初，三分区独立九团改编为冀鲁豫军区独立三旅七团，团长叫申绍英。父亲在该团后勤处任审计员兼会计，行军中负责对全团钱款的护送。
鲁西南的冬末春初雾天多。这天又是大雾弥漫，头天夜里刚刚宿营的部队，凌晨又被紧急集合号声吹起，敌军一个师包抄过来。后勤处的队伍刚刚在浓雾中集合好，一发迫击炮弾从空而降，在队列中爆炸，包括后勤处长在内的五六个人受伤倒地。那头与我父亲一起站在队尾驮着一袋银元的毛驴受了惊，冲出队伍跑开了。父亲见状，不顾一切朝毛驴追去，和父亲一起追的是特务连警卫排临时调来牵驴的副班长赵大强。两人朝驴跑的方向追了一里多远，终于把毛驴抓住，等牵着驴返回原地时，部队早已没了踪影。周围被浓雾包围着，能见度只有百米，各个方向都有枪声，他们便朝着枪声密集的地方跑。
近午时分，枪声渐渐平息，雾气也消散开来，两人发现他们站在旷野之中，远处除了农舍、树木和几个逃难的老百姓外，见不到一支队伍，这才意识到与部队失散了。
由于这次行动太突然，部队从哪个方向冲出去的，目的地在哪儿他俩都不知道。两人分析了一会儿，觉得部队行动方向应当在西南，便牵着毛驴朝西南奔去。当接近一个村庄时，突然有个大妈喊住了他们：“八路同志，俺村里有七路军，你们进去不是找死吗？”
这个方向是行不通了，他们只好朝西北绕，可没走几步，西北方又出现了一小队国民党骑兵，便赶紧躲进一片矮树丛中。他们不敢再盲目地闯了，准备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再说。
天黑下来了，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牛圈，残缺的土墙里有一眼浅井和一个无人的草棚，便把毛驴牵进去过夜。喂上了驴，他们喝了点井水，吃了两把随身带的口粮炒玉米，赵班副便把那一袋银元搬进草棚最里边。
“赵班长，你睡里边，俺把门。”父亲说。“那不中，俺还要照看毛驴，你在里边。”赵大强坚持睡外边。
父亲心中陡然产生一丝不安，眼下牛圈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和一头驴。赵班副背着一支步枪，我父亲挎着一把驳壳枪，这些都是为了一样东西，就是那一袋子沉甸甸的银元，那可是全团两千余人的家当啊。赵班副年纪大我父亲六七岁，以前并不熟悉，现在与部队失散，前程未卜，这白花花的银元难道不会令人心动，产生非非之想？否则他为什么要睡在外边？父亲不敢往下想了。
父亲躺在干草上，身子紧贴着袋子，他朝门望去，黑影里赵班副怀抱着大枪依在门槛上，门外的夜幕中显露着拴在木桩上的那头毛驴的半条身腰。“赵班副一定没睡”父亲心想，“他在打什么算盘呢？”父亲也不敢睡，悄悄拔出驳壳枪压在身下。可是奔波了一天实在太疲劳了，还是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再睁开眼睛时，发现草棚门口已无人影，那头毛驴也不见了，父亲本能地抓起短枪，翻身朝身后摸去，悬着的心顿时落地，那袋子银元还在身后。父亲走出棚外，晨曦中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用玉米杆喂着那头毛驴。父亲走过去说：“老班长，一夜没睡呀？”
“哪敢睡呀，”赵班副又说：“周会计，俺看你不是孬人。”父亲赶紧接过话头：“你这个人更不孬！”俩人都会心地笑了，彼此消除了戒心。原来赵大强坚持睡在门口，也是对我父亲不放心。后来父亲知道赵大强1940年就参加了八路，1942年入党。而父亲是1942年投身革命，1944年当八路，1946年入的党，无论是军龄党龄都不能与其相比。
按赵大强的意见，他们把银元分装在两个草料袋里伪装成草料驮在驴背上，老赵还找了把铁锹带上，准备危急时刻把袋子埋起来。他们昼伏夜行，小心地寻找部队下落，第三天遇到当地的几个民兵，告诉他们前边的村庄有我们的部队。两人赶紧追过去，原来是兄弟部队老六团的收容队，便跟着走了两天。在经过一个集市时老赵突然看见了自己连队的战友——特务连侦察排的两个便衣侦察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团队。
团长见到他们归队，兴奋地直蹦高：“我还以为人财两空了，这下好了，完璧归赵，记大功，记大功！”受伤的后勤处长此时已送到黄河北边的后方医院，临走时还为丢失银元懊恼不已。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因行军作战表现突出立过大功一次，不知是否与此经历有关。至于那位赵班长，南下作战时负了伤。据说伤愈后复员回老家单县了，在农村过着清贫的日子。